4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线上研讨会召开。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会议分为“大国关系与全球安全秩序走向”“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未来”两个半场，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及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主持，研讨内容涉及经济、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当代亚太》编辑部主任、研究员高程表示，疫情对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演进发挥着催化剂作用，加速推进已有的趋势性进程：疫情波浪式的持续态势冲击着全球产业链条，局部脱钩已经纳入美欧议程。目前，美国疫情严重、股市剧震，美国越来越将中国作为转移矛盾的目标，特别是特朗普为了连任可能采取冒险行为，甚至不排除新冷战的可能。可以预见，当下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受到冲击，全球治理机制将遭到部分瘫痪。具体来说，全球治理模式未来将面临着更多转向大国模式的可能性；东西方发展模式竞争将进一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点；西方主导话语权下的抹黑将持续引发国际反华排华浪潮；非西方体系国家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上升。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冯维江研究员认为，这次疫情凸显了世界处于不确定性增加、资源配置创新力不足的负价格时代的特征。如今我们面临的，不只是欠缺支付能力所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还存在消费和生产欲望因恐惧而受到压抑的问题。因此，针对疫情的纾困救助要优先于刺激增长。从供给端来看，短期需要实施积极安全措施，加强病毒检测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中长期应向智能化、免疫化的安全供应链升级。

　　在点评环节，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薛力表示，中国崛起是国际格局的最大变量。全球各国对疫情所持态度和政策的不一致及其影响是中国政府需要研究应对的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政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徐进评论到，疫情对需要崛起的国家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当下的国际关系中，中国需要进行从“秤砣”变为“秤盘”的心态转化，为自身发展抓住“砝码”。

　　之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张晓通从地缘政治方面发表观点，2008年以来的危机多发生在环形海区（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东北亚、南海），也就是地缘战略板块（美国为首的海洋板块、俄罗斯的欧亚板块、欧洲板块、中日博弈的东亚板块、内部分裂的阿拉伯伊斯兰板块、南亚板块）的交界处。板块之间的结合部多发摩擦碰撞，板块内部亦是暗流涌动，还存在着板块中心主义、板块保护主义等现象。而疫情将加速一个“多板块世界”（a multi-plate world）的形成。在此情况下，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做好地缘风险的应对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表示，此次疫情很有可能加剧过去四十年甚至是战后以来关于全球化的价值分裂。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驱动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问题，欧债危机揭示出过于慷慨的福利体系的问题，英国脱欧与美国退群则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一体化机制的不可信任，自由主义价值已经受多轮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体现了国家才是最后的屏障，还在客观上加剧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包括理性的国家治理绩效评估的竞争以及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竞争。从当前的国际舆情来看，大部分西方民众对中国模式的态度并不积极，中国民间的激烈情绪也可能阻碍官方采取灵活柔软的手段，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将更加尖锐。我们能争取到多少国家的支持？我们的价值理念内涵能否讲清楚？这些问题需要开展学术角度的评估。

　　疫情不仅带来公共卫生挑战，也带来民生问题。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赵柯看来，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更是民生危机。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全民基本收入”的救助模式，这是对超级全球化的反思，即国家担负起更多责任，市场力量受到约束。可以预见，未来全球化进程将会放缓，更加强调对效率与公平、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增长与安全进行再平衡。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漆海霞针对当前国际上指责中国的言论指出，西方国家的观众成本、领导人在疫情严重时期的危机感迎合民意需求导致英法跟随美国指责中国。随着西方国家疫情日益严重，对中国的“甩锅”现象将会增多。而中小国家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中国的援助有助于提升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力。

　　在点评环节，中国科学院世经政所IPE室主任、研究员徐秀军表示，疫情加重了全球治理研究从实力、理念、制度维度深入开展的紧迫感。需要对以前研究中全球秩序的各种影响因素权重进行新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野在评论中对“为什么使用板块概念而不是区域概念”“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会长期化吗”“专业性国际组织也成了政治冲突的场所，这对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探讨，并表示全球治理的失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价值观念上的侵蚀。

　　在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邹治波进行主持，所有参会人员就以上问题进行提问、讨论。

　　会议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进行总结发言。他表示，这次疫情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全球问题，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小概率大影响”的事件。面对这样的情况，即使有各种各样的预警，在政治上还是很难决策的，因为难以估计它将何时出现、影响多大，这时要拿出资源进行防范就存在困难，这也是全球治理的难点。

　　其次，疫情不会改变历史进程，而是一种催化剂、一个加速器。疫情在短期内造成巨大冲击，而其影响会在长期缓慢地释放出来，主要表现在把应对冲击采取的短期措施常态化、固定化。比如为降低供应链断裂风险而倚靠自力更生，最后反而坐实主要经济体之间脱钩。

　　第三，在重大冲击来临之际，往往政策风险会迅速上升。这就像某一历史进程，一旦加速，任何一个小的决策错误都会被放大，并可能带来非常重大的后果。从当前情况判断，发达国家的无限量的救市政策很可能有比较大的后遗症，原来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低利率、低增长、高债务、高资产价格等，都将被放大，并且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稳定。

　　此外，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当下国际秩序的问题。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讲当今世界秩序面临三大缺陷：一是国家间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二是政治的本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三是缺少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各大国在面对冲击时磋商合作。这些缺陷都在本次疫情中更加体现出来。在思考未来的国际秩序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以下问题：各主要国家围绕国际秩序的认知分歧是什么？分歧的根源是什么？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我们要在疫情后国际秩序的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哪些问题需要竭力防范？

　　（整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兆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兰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