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王缉思教授认为，中美要恢复和增进往来。两国正常的往来几乎中断两年半，现在应重新起步，恢复航线正常，使双方的外交官、商务官员和企业之间的接触都能恢复，甚至增加交流。
2. 中美要继续发展经贸关系和科技交流。两国经贸交流仍有很大规模，美方有人在此问题上称“国家安全高于经济利益”，但经济利益其实也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不应该对立。
3. 中美双方应当避免战争。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高官从来没有提出“武统”或给出时间表，而美方不断有人这样鼓吹，这是试图把两国拉入战火。
4. 中美两国的智库和媒体都应积极发声，为关系改善做出努力。美国政府对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是媒体的报道就和政府不太一样。中国媒体要好一些，但是也有要改进的地方。
7月4日上午，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小组讨论：“在动荡的世界中稳定中美关系”在北京辽宁大厦举行，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教授达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外交副总裁、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Russel），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创始名誉院长、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Ambassador James Stapleton Roy），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现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客座首席讲师董云裳（Susan A.Thornton）女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吴心伯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
在小组讨论中，王缉思教授就眼下的中美关系提出了“恢复和增进正常外交往来；想办法避免战争；继续发展经贸关系和科技交流”三点希望，并就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民众与政府的发声、中国在俄乌战争的立场对美国的影响、同第三方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答复。和平稳定，寻求沟通；问题具体化；政府更加明确传递态度，是王缉思教授对于缓和中美关系所提供的的思路。
以下是王缉思教授的发言全文及问答：
王缉思：感谢“世界和平论坛”的邀请！感谢阎学通老师！刚才听了拉塞尔先生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后，我想到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跟美国同行、美国外交官的交往过程。
我在这个时候想提出三点希望：第一点，要恢复和增进正常外交往来。（由于）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两年半以上的时间里，中美之间正常的往来几乎中断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重新起步，恢复密切的外交往来。我记得1991年至1995年间，芮效俭大使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很多的交往，那个时候中国的智库还不发达，但是他跟我们学者之间的往来很多，我受益匪浅。
对于丹尼尔·拉塞尔先生和董云裳女士，我记忆最清楚的是，2015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他们两位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前夕的准备工作，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是马克斯·博卡斯，我们在北京进行了很深入的交谈。他们提出来中美关系需要解决三个很紧迫的问题，一个是贸易赤字，一个是南海可能发生的冲突，第三个是网络安全。后来他们提出来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安全问题，所以习近平主席就派遣他的特使孟建柱国务委员到美国进行访问，这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的十天（发生的事情），应该说是中美之间外交密切接触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个问题得到了缓解，那次访问很成功。
回过头来可以想像，从2015年9月习主席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到现在已经7年了，中国国家主席没能再到美国进行一次国事访问，而美国总统（上一次）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来到中国，时间也已经过去5年了。我觉得现在虽然中美之间高层的交往还在持续，但是更多的还是网络上的沟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跟美国总统在过去一年多已经了4次电话的或者网络的交谈，这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觉得这样高层的交往，包括外交官之间的交往应该继续，而且应该增加。
现在更紧迫的问题（是），双方的航线应该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使双方的外交官和两国的使馆、领馆都能够进行更多的正常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对于防止战略误判、了解对方的内心想法非常有用。而且就像我刚才提出的，如果我们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的话，必须要通过外交官的接触，不光是外交官的接触，也包括商务官员之间的接触、企业之间的接触，来增进相互的交流。这是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交流。我今年2月至3月间到美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见到了我现在坐在对面的三位美国朋友，跟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第二个希望，双方应该想办法避免战争。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下滑的趋势很明显，一般的判断就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如果恶化了，一步一步最后就会导致战争的发生。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呢？我们当然希望避免战争，但是我没有把握说中美之间一定在最近的将来不发生战争。如果双方发生战争的话，最大的危险是台湾海峡地区，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核心的问题、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上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出现危机，但中美之间没有直接交战，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之后也出现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也没有直接发生冲突。我想起2020年，现任美国的两位高级官员，一位是杰克·萨勒本（Jake Sullivan），另外一位是克特·坎伯（Kurt M. Campbell），他们两个在《外交事务》刊物上发表了文章“美国对华政策”（编者注：该文章实际于2019年9月发布于刊物Foreign Affair上，题为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王教授此处应为口误），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说“中美之间处理得最好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我虽然不同意他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他们说这个说法是有一定想法的，就是说两个国家通过外交的接触，通过经常的交换意见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发生战争。
到现在美国还在坚持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跟我们说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有区别的，但是美国还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还在说美国不支持台独。中国方面我们一直说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但是为什么最近感到台湾局势非常紧张呢？我觉得我所看到的一些舆论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或者有些吃惊，比如说美国智库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说台湾将要出大事，中美在台湾之间要打仗，中国将在最近的将来或者有一个时间表要用武统的方式来解决台湾。我应该说非常关注台湾问题，但是没有听到过中国政府高官讲到武统这句话，我也没有听说他们要用武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但是美方有人在这样鼓吹，我认为这种鼓吹是不是有一点妄议或者包含祸心的呢，我是有这种担心的，就是有些人想把中美之间拉入战火，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我个人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是抱有信心的，因为中国在发展，在继续繁荣，经济在繁荣，而且非常强调法治；在台湾问题上，我觉得台湾回归祖国只是时间问题，“台独”是没有希望的，美国是不支持的，美国不支持“台独”，“台独”也就难以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来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包括在舆论方面，不能再允许这样过火的言论战领我们舆论的中心，这样就不会出现中美的大战。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冲突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避免的就是发生战争。
第三个希望，继续发展经贸关系和科技交流。其实在中美关系已经下滑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经贸交流还可以保持一定规模，甚至于最近的消息是，2021年美国对华贸易货物的出口达到了历史新高，就是说中美之间货物的贸易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
《2022年美国出口报告》 图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了贸易战之后，中美双方都受到损失，（就）我看到的资料，美方损失更大，美方企业受到很大损失，所以我期待着美国要减免一些在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税。我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听到了一种让我感到非常不高兴的言论——“国家安全高于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不就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嘛，怎么能说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呢，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对立起来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埃文·格温伯（Even G. Greenberg）、他的父亲摩瑞斯·格温博（Morris Greenberg），他们都主张中美经贸关系要继续发展，埃文在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一个演讲，他的基调是，要基于利益来处理对华经济关系，而不是基于美国人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原则或者其他东西，我是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的。但是他也提出来，好像在美国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会在政治中受到排挤，甚至有人诽谤他们，我觉得这个政治障碍应该解除。同时，我知道我们中国企业界的朋友非常急切的要恢复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交流，特别是（中国企业想要）在美国投资；美国企业也希望在中国投资。
主持人提问：我想请问王缉思教授，刚刚芮孝俭大使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没有目标的，那么您认为中美双方在今后两年中，在双边关系上可以实现的一个可行的最终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的？
王缉思：我觉得下一步的中美关系在我所希望的目标有所实现，就是说两个国家能够恢复和增进正常的外交往来之后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这个）共识现在不是很清楚，中美双方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美方的说法可能更全面一些，中国的方面说的比较概括，或者说是原则性的，比如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等。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觉得双方还有一些可以探讨的余地。有人提出来中美之间需要有第四个联合公报，我觉得第四个联合公报恐怕是做不到的，那样一个全面的状态、一个非常完美的、有历史意义的共识可能很难达成。但是起码双方可以谈起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避免冲突、怎样增进合作，刚刚拉塞尔先生也已经说了，我们需要具体化。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与会者提问：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中美关系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智库左中右（派）都有，中国也有不同的看法，从公众到学者、也许（还）到政界，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我自己的感知，我觉得有倡导积极改善中美关系的（人），也有逢美必反的（人）。我的问题给各位，中美双方如何能够在中美关系如此恶化的情况下，把这种积极的改善的意见更有效的传递到决策阶圈，以便更好的改善双边关系？
王缉思：刚刚这位女士提到了中美两国都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在智库，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实，而且改变不了。在网络时代，各种声音发出来都是很正常的。我想如果说我们需要做什么的话，只能说，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声音要使劲地说，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正确，所以每个人都抢着话筒说“我要讲讲”，“我才代表政策的主流”或者“我代表中国国家的声音”。这个当然就需要政府出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需要有一些澄清。比如我刚才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声音已经相当强大了，特别我听国台办的发言人讲到了。而且我刚才也讲到，如果“台独”进一步发展铤而走险，我们就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不得不使用非和平手段。但是这个非和平手段是否就是一些人说的武统，这个恐怕需要我们政府说得清楚一点，非和平手段的使用现在已经使用了，就是对“台独”进行军事上的威慑，让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再继续走下去的话会遭受很大的威胁，但是，是否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有关方面说的更清楚一点。
美国不光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有不同声音，或者说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他们不同的声音更多一点——也就是把中国视成一个威胁或者一个对手。但是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希望他们这些不同的声音发出来，尤其是一些比较温和、比较理性的声音发出来的不多，美国媒体这方面也应该起点作用，包括我们在座的这几位美方人士，他们的声音在美国的媒体上也应该有更多的发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与会者提问：在俄乌冲突以前，包括特朗普总统上台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在美国学者（或者说美国人）眼中，中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虽然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走向了一个向下的循环，但他们还是认为中国和俄国是非常不同的。我想问的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似乎美国有一种倾向，把中俄归成一类。在如今的美国学界或者政界中，对中俄两国态度的区别，尤其是对中国的立场是怎样的？他们有什么看法？
王缉思：刚刚芮效俭大使提到了一点，乌克兰冲突刚刚发生的时候，美国有人把中国说成是和俄罗斯同等的，现在也有，但我觉得美国政府如今的看法已经跟刚刚开始战争的时候（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了。美国没有把中国跟俄罗斯看成是同等的问题，或者说“中国事先参与了策划对乌克兰进攻”这个怀疑已经打消了。中国政府和我们的秦刚大使作出了多次的澄清，说中国事先并不知道俄罗斯要对乌克兰发动他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且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实质上的军事上的支援，这个美国政府是很清楚的，尽管媒体的报道不完全跟美国政府一样。
德国大使馆与会者提问：在美国，在中国，实际有太多的人非常关注（中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很多第三国家的外交官在中国。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第三国家的外交官曾经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支持中国就会和美国关系不好、如果批评中国就会和美国关系特别好，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两国如何克服这样一种对对方特别的关注，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问题？
王缉思：关于中国和美国太相互关注对方、而不太关注别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做的比美国好，什么原因呢？比如我每天看《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打电话、发视频，而不光是美国，有太平洋岛国，还有一些我们都记不住名字的拉丁美洲国家或者是加勒比国家，中国都很关注，而且跟他们有很多联系，我也相信这种关注和这种联系不是针对美国的。而美国很多的外交活动现在更多的关注中国，这个情况希望逐渐改变。但是有一点是让我不满意的——为什么每天至少都有关于美国的两条新闻，而且都是负面新闻呢？都是说美国枪击案又出现了、种族冲突又重现了、新冠疫情也弄的不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是太多关注了美国，而少关注了别的国家，我们能不能说说非洲的事情、说说拉丁美洲的事情，不每天说美国那些坏事情呢？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