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科学与技术因素外，海洋也是影响权力结构的关键因素。在过去五百年，西方国家就等于发达国家，就等于海洋国家，海洋即实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纷纷通过海洋走向全球、征服世界。与此同时，金融证券、股票信用、工厂与现代产权制度、议会制度等纷纷成为国际社会的“时尚”，被全球纷纷仿效，由此海洋国家建立了制度性话语权。

其实，早在上述国家走向海洋之前，郑和已于1405年—1433年七下西洋，但是中国始终是陆权国家，经济、文化、制度影响力主要在东方，而非全球。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舰船加在一起有240多艘，统领总人数达3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519年—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其舰队不过五条大帆船和265名水手。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实质上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明成祖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朝的海禁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接导致中国远离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荷兰商人的崛起与晋商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即17世纪初期。晋商与荷兰商人“走出去”的原因很相像，即缺乏能源、资源，缺乏产品，因此只能做中介贸易，同时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催生金融。晋商主要经营盐业、茶叶等产品，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开拓国外市场，通过陆路对俄做贸易。作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影响是全球性的，1609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现代银行均诞生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由此，这个面积只有4.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打造了全球金融领域的标准，但基于南北向陆上贸易的晋商，其影响只局限于东方。

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3个世界性大国，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耐人寻味的是，每一次霸权的继承者几乎都是由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经过长期的争夺才能实现。企图取代荷兰的不止英国，还有法国。努力取代英国的不止美国，还有德国。有趣的是，两个后起争霸的国家，无一例外一个是海洋型国家，一个是大陆型国家，而最后都是海权战胜了陆权。因此，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过去五百年，霸权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海洋国家内部进行转移。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代表“普世民主制”理想的英美诸海上强国与代表“专制”的“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对抗[5]。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对海权结构的调整与修正。例如，“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内陆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欧的捷克等，这些国家一直被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也弥合了陆海冲突。

在国内外，经常有人质疑中欧班列的存在意义，认为其运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11000列，开行中欧班列的地方城市达到45座，目的地包括欧洲15个国家、亚洲11个国家，运送货物92万TEU（标准箱）。从总量上看，中欧班列的确没有达到海运的规模，按照编组规定，每一列编组41车，每车装两个标准集装箱计算，2017年中欧班列总共运输30万TEU，8年累计92万TEU，而海运2017年就达2.38亿TEU，中欧班列甚至低于一个长江内河码头的运输量。但是，从国际关系层面、从全球治理层面，中欧班列对地缘政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途经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正联通了陆地与海洋。

（二）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范式性力量、文明型力量

就中美关系而言，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是时代命题，中美的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治理属性，今天的中美关系“脆弱而有韧性”。

欧美是典型的“范式性力量”。“范式性力量”（normativepower）常被看作是美欧大国外交的重要来源。价值观外交是“范式性力量”的具体体现，建立在相关国家对价值观一致认同的基础之上：对内明确价值观，对外展现价值观，大国间价值观的不同会加剧彼此之间的战略互疑甚至战略误判。例如，在欧盟条约中对欧盟的价值观有着明确的界定：对个人尊严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包括少数族群）。任何一个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价值观，而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如果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将被暂时剥夺成员国权利[6]。同时，强调上述价值观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范式”（norms）。这一理念强调了外交要能够塑造人们的观点，对某些概念进行强化，使其对某种意识形态产生认同。“范式性力量”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

与美欧的范式性力量不同，中国的发展哲学本质是文明型力量，强调的不是对抗或改造，而是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文明型力量，不是要改造对方，而是承认差异，要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集体的文明互鉴。的确，在国际社会中，不是差异导致冲突，而是人们对待差异的态度会导致冲突。因此，“韬光养晦”不是策略，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与“大”所在，强者“通心”，即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表1美、欧、苏、中外交理念与价值观差异

中国的文明型力量不仅体现在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中，也充分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落实中。西方有的大国提出“本国优先”，想的是如何“让自己更美好”，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让世界更美好”。

“心脏地带”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主要观点，他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作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称之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在过去，心脏地带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如前所述，中欧班列大多数经过这一地带，这些班列如同欧亚大陆的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城市之间的黏性增强，国家之间的活力也在增强。近期，世界银行专门研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结论是：对全世界来说，运输时间平均减少1.2%-2.5%，贸易总成本降低1.1%-2.2%；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来说，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降低1.7%-3.2%和1.5%-2.8%；位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上的经济体收益最大，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减少11.9%和10.2%[7]。

历史以往的经验是，在世界大战之前，必有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国际法学家（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关税、不公平经济竞争、获取原材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以及‘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被摒弃。”[8]因此，互联互通不仅是一种哲学、一种文明，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船”与“桥”，有了经济与人文黏性才会增强政治韧性与战略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