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学术研究超越了中西之辩，而是个人爱好与学术研究惯性之间的分歧。正如库恩预见到的，我们正处在显著的“专业不安全感时期”——这种不安全感是在常规科学解不开它本应解开的谜的这种持续失败中产生的。俄罗斯对外政策复杂性、欧亚地区频繁出现的地区和族群冲突以及当前“长普京时代”政权稳定性所形成的俄罗斯特色大国外交，加之中亚和高加索内在的宗教族群冲突都成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难解的问题反而给中国国别和地区研究以机会，使之能够建立起中国本土特色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

随着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已经跟上国际学术发展的浪潮，但中国学术界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领袖和研究重镇。这就要求学术界出现一批既懂理论又对在地知识非常了解的专家学者，也需要青年人围绕真问题从事踏踏实实的研究。可以相信，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摆脱我们当前在国际学术界的尴尬地位，成为地区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集散地。在中国正处于崛起腾飞的历史关头，俄苏国际问题研究也将拥有新的发展机遇，而所提供的“知识产品”也将更为有力地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发展。

（本文来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2期，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转载仅用于学术研究与人文交流，若有异议请及时告知，以便做适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