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早春，借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及一些边会之机，不少获邀美国学者和商界人士来到久违的北京。除参会外，他们与官员接触，同学界、商界对话，并走访了上海、广州等城市。

新冠疫情三年，中美战略界的面对面交流基本中断，绝大多数人只能线上隔屏对话，效果差强人意。也就是在这三年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战略互信垮塌，战略上的质变发生。沟通效果之所以差强人意，主要原因一是形式受限，时间局促，还要照顾时差，影响了坦率和深入程度；二是缺乏来自一轨的明确背书和授权，影响了沟通的效力和意义。

重返北京的美方人士显得相当兴奋，并非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太久没能到访中国首都，更是因为他们觉得中美关系形势日趋紧迫，需要抓紧时间为阻止其继续下滑做些什么。

2023年的早春，中美关系本该有所回暖。然而，“气球事件”打破了两国在巴厘岛商定的沟通议程，随后的中美外交高官慕尼黑会晤不欢而散。同步接连发生的拜登政府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实施新的精准限制措施、华盛顿国会山密集举行涉华听证、众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与蔡英文会晤等事件推动两国间的敌意螺旋加速转动。

如果说过去数年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势还抱有观望心理，那么2023年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推着这种心理朝突破某种临界值趋向最终认定的方向转化。

对于正在发生的转折，美方来华交流的这批人显然是嗅到了。他们反映，中美关系越来越被悲观情绪所笼罩，“外交已死”“没救了”等说法泛滥，有可能使两国矛盾和分歧陷入放任自流。

事实上，这批人此次来华前，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一些反思的言论，虽非主流，但也掷地有声。主要观点包括：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打压是不是过于偏激了，以至于并不真正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既然美国和中国均无法脱离经济全球化生存发展，“脱钩”给美国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并不亚于对中国？美国的盟友伙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自有考量和保留，难道真能按照美国的战略设计同心协力？

美国学者时隔三年的“上门沟通”印证了这些反思的存在。对于已经全面铺开的对华战略竞争，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相信美国稳操胜券，承认中国的系统性强大是美国对外战略史上从未遇到过的状况，将来美国能在部分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就已不错。

他们不认为中美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真能做到彻底脱钩——尽管半导体行业可能是个“例外”，也注意到了一些国家在制造业关键领域逆势加强对华投资的趋势。在他们看来，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一些人的思维是政治逻辑，并且不断形成立法，企业和个人的商业逻辑只能在大环境的改变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新位置。

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承认两国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业已生成，一旦中美因此爆发正面冲突，其影响将是排山倒海式的，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全球化将会立即解体。

有美方学者呼吁重新审视两国共同利益。他们认为，即便在相互竞争的领域，中方为制衡美国而采取的外交行动，也未必是全然挑战美国利益的，甚至间接符合美国的利益，比如推动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进而改善中东地区内部环境。再比如乌克兰问题，美国与中国对战争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如何停止战争存在价值理念冲突，但中方的立场文件也有值得欢迎之处，提供了开展一定程度协调的基础。

他们主张两国就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开展最低限度的合作，比如在应对气变、打击犯罪问题上。有人建议从一些简单可行的领域先做起来，比如重建两国航线，为两国关系的改善保留“火种”。

这次二轨沟通是“久别重逢”性质的，来北京的美方人士年龄偏大，带来的实质信息不多。显然，当下中美关系的总体氛围仍不支持深入、细致的交流，对话仍是碎片式的。但是，有沟通总比没沟通好，见面交谈总比隔洋喊话好，重新续上话头总比相互对不上议题好。这是双方学者的共识。

也有美方学者在闲谈中介绍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情况，比如民主、共和两党备战2024年大选的行为逻辑，使得中方学者拥有了坐在房间里读新闻联想不到的新视角，而深入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于准确判断美国对外行为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之间要沟通、可沟通的议题太丰富了，在竞争和博弈的大框架之下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多，一次见面交流并不能满足双方的需要。战略层面，是双方到底怎么想的，各自判断与对方实际是否存在比较大的出入；技术层面，是如何规范彼此竞争博弈手段和渠道，避免给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带来颠覆性的后果；全球层面，是怎样各自履行好大国责任，避免彼此争斗给全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造成颠覆性的破坏。

就算大国合作时代已经终结，高质量的沟通也是大国博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北京向世界重开交流大门之际，黑海发生了美军无人机在与俄罗斯军机短距离遭遇中坠海的事件，即便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两国仍能及时抄起电话进行紧急沟通。

中美沟通不能断，必须为两国竞争加装护栏，防止发生灾难，这是美方学者带来的关键信息。他们当中有人对美国对华政策讨论中的“回声屋”效应深表关切——“强硬之声在四壁间回荡”，这不仅是白宫情况室、国会会议室的现状，在太平洋这边也有所表现，以至于那些真正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的人越来越不愿发声，也无力发声。

他们呼吁：两国学者不能什么都不做，而要尽可能地发出理性的声音，为过于激烈的中美摩擦铺设“减震带”。中方学者听到了他们的呼声，然而问题在于，美国顶层政治的实际操作与学者对话中传递的话语存在严重悖离。

美国在台湾、供应链完整性、“印太”同盟机制强化等问题上接连不断采取挑战中方利益和红线的措施，滥施制裁和干预，违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中作出的“五不四无意”承诺，给中美关系不断造成新的实质性损害，却反复要求中方以“克制”和“专业”的方式作出回应。这种据傲不收敛、不改变，就注定了中美之间即使有沟通，中方也无法采信于美国。诚如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的，美方实际上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

直到中美高官维也纳会晤举行，白宫似乎都在为无法重启与中国的高层对话而感到焦虑。即便维也纳会晤举行，美国舆论对这次会晤给予了较高评价，他们对两国沟通的焦虑也并未彻底消除。他们应该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其能否从目前有限的反思中撷取调整的动力以重建彼此信任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