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变化的国际发展环境思考
2022年10月16日  |  来源:世界知识  |  阅读量:4798

在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安全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几乎嵌入到各个领域,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国家层面、公司层面到个人层面。在复杂多变的时期,强调安全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让“安全化”成为主导,并且用处理安全的手段应对和解决所有问题,则可能会产生偏离,也会对发展环境造成损害。

全球化发展的依托是开放的市场,支持开放的政策,企业和个人利用良好的环境进行投资、生产和开展其他活动。因此,全球化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到世界发展的网络之中。但是,开放的环境下,一些国家被冲击、排斥,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也在增加。而且,随着风险的增大,应对国家层面安全、企业经营安全和个人安全的意识就随之增强,并且会为此采取行动。

经济与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新形态和新结构。然而,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也大大增加了经济与社会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比如网络瘫痪,有的是因为网络拥堵等技术原因,有的则是受到外部的攻击。而在特殊环境下,比如冲突、战争、自然灾害等,还会给信息、网络带来致命性的损害,因此,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新冠疫情的扩散和延续使得国与国、机构与机构、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中断,使得依赖于交流活动发展的经济社会陷入困境。从国家层面,如果一些涉及国家基本供给的原料、产品过度依赖外部,一旦供应链出了问题,就会危及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从企业层面,参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一旦中断,生产和相关经济活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停滞。因此,疫情的蔓延和延续促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对安全保障进行反思与重新认识。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新兴国家崛起,对原有强国的地位、利益和影响力形成严峻挑战,引发国家间战略竞争加剧。在战略竞争中,各方都力图维护优势,对竞争对手施加限制,使得贸易、技术、投资本位主义等得到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支持,甚至助长极端民粹主义得势。特别是,以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为背景的中美竞争战略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趋势凸显。美国从“美国优先”到“全面战略竞争”,采取贸易制裁、组建基于信任的供应链、半导体联盟等,把经贸问题战略化、政治化、安全化,把力量对比变化提升到了“制度之争”。

乌克兰危机也引发了新的复杂变化关系,它使全球能源、粮食、肥料交易大幅度减少,甚至中断,也使价格大幅上涨。而它对俄制裁又对国际投资、货币和金融产生重要影响。除了战争本身造成的安全问题外,就发展而言,也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安全的担心。特别是战争持续,甚至扩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更使得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人们担心,世界经济可能会陷入更长时间的严重危机。

安全因素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国际发展环境的认识。总的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安全因素增强,国家、企业、个人对安全的认定和设定都会发生改变。在复杂形势下,不确定因素、不安定因素增加,采取必要的安全应对措施是自然的,这包括采取针对总体安全的综合应对,针对具体安全问题的应对,也包括自身行动措施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应对。在相互交往联系非常紧密的今天,各国之间开展合作应对尤为重要,而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不仅会伤及他者,也会损害自己。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趋势是,在安全因素凸显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泛安全化”的导向。所谓“泛安全化”,是指把什么问题都作为安全问题来认识和定位。在“泛安全化”的导向下,很容易把诸多问题都纳入到安全范畴,用解决安全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和处理。而应对和处理安全的战略、政策和措施有其特点,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和强制性。比如,如果认定一项交易危害安全,就会采取阻断的措施,即宁可不做,也不要导致可能会危及安全的问题。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竞争总是存在的,经济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开放环境下竞争力的对比,竞争本身也有促进更新和提升的功能,同时,经济发展本身也有一个竞争链条的上下传递机制。在“泛安全化”的导向下,阻断对方的竞争力提升成为一个“战略性”设计,在此设计下,就会采取制裁、隔离、脱钩等极端措施。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目的在于“不惜代价”阻断竞争对手竞争力提升的渠道。(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分类: 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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