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璐 马晓霖:​韩国社会何以再现对华负面情绪
2022年04月22日  |  来源: 世界知识  |  阅读量:3441

2022年北京冬奥会堪称完美。但中国朝鲜族代表在开幕式上身穿传统民族服装出场,以及韩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犯规被罚等事件,一度引发了韩国社会中狭隘民族主义和厌华情绪的再次高企。人们还注意到,韩国社会蔓延不正常的对华负面情绪的时候正值该国大选的最后阶段,选举政治也成为这种情绪的推波助澜者。

基督教不断塑造和影响着韩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图为2021年11月韩国高考前夕,首尔某教会举行祝愿考生顺利通过高考的祈祷会。

中国成为“最不喜欢国家” 

北京冬奥会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唯独韩国出现舆情风头,这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韩国对华负面情绪冰山一角的展露,也是中韩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网民在网络空间持续对峙、互相攻讦水涨船高的必然结果。

2021年7月韩国民调公司和媒体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国内对华负面情绪已大幅上升,中国取代日本成为韩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韩国社会主体长期激烈反日,这次调查堪称颠覆了历史,说明韩国社会对华情绪产生反向逆转。这项调查还表明,韩国社会对华负面情绪代际差异很大,年纪越轻越“仇华”,年纪越大则越“仇日”,20岁和30岁两个年龄段代的青年是对华负面情绪的核心群体,而他们恰好是网络空间的活跃和主力用户,也是最关心家国大事、最容易被煽动和误导的“冲动一代”。

通过系统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韩国厌华情绪成因非常复杂、多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等方面的,也包括舆论互动;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热点问题组成的表面因素,也有宗教、价值观差异乃至文化认同疏远的深层因素。

前述调查显示,韩国人对华负面情绪成因中现实问题较多,集中在所谓环境恶化、疫情扩散、渔业纠纷和网言网语等四大焦点。其中认为中国是“黄沙和雾霾问题”源头的占89.4%,认为“中国应对新冠疫情暴发不力”的占86.9%,认为“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非法作业”的占84.3%,因为“中国网民的厌韩表现”的占80.0%。这一民调显示,韩国民众有“受害者”心理,而把一些问题归咎于中方。

韩国对华负面情绪成因也有远近历史问题,认为中国是“新冠疫情源头”的占87.3%,认为中国在“萨德”问题上采取“限韩令”的占78.9%,因为中国开展“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的占72.7%,因为朝鲜战争的占72.5%。

韩国社会这一轮厌华情绪是从“萨德”纠纷乍起而急转直下的。中方对“萨德”入韩采取反制措施,韩国却反过来指责中国“以强凌弱”等,致使中韩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下滑。在政治领域,中韩关系由2015年的“历史最好时期”直接跌入谷底,两国间带有官方色彩的交流活动大幅减少。在经济领域,虽然正常的贸易往来仍然保持,但与部署“萨德”有密切关联的乐天集团等韩国企业则遭到抵制。在人文交流方面,韩国旅游经济因中国游客减少(后期新冠疫情也是重要原因)而遭受重大打击,损失达到6000亿韩元,导致部分地区店铺关闭或推迟营业;大量韩国影视歌舞作品和明星在中国市场遇冷受限,“韩流”变成“寒流”。

农历春节前夕,韩国首尔小朋友学习春节拜年及祭祀礼仪。但韩国一些年轻人对中华文化愈益缺少亲近感,甚至刻意与之切割。

对华负面情绪的深层因素 

跳出上述眼前的和表层的因素,韩国社会的厌华情绪还有诸多长期形成的、具有相当基础、甚至结构性内涵的深层因素。

需要看到的是,基督教文化的强烈影响导致韩国社会向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倾斜并看齐。二战后,韩国与美国结盟,并依托美国资本和技术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个过程成了韩国社会逐步西化和美国化的过程,基督教也随之强劲渗透到韩国社会,并出现爆发式扩张,逐步取代了延续千年的儒教、佛教和萨满教,成为影响力最大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体系。韩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西方教派的影响十分突出。韩国基督教会组织严密,秉持民族主义立场,致力于教义的本土化,建立了一整套基督教扩张机制,并积极进行海外传教活动。韩国人口约为5200万,目前已有基督教新教教会约6万个、教徒约900万人,天主教会1100多个、教徒约400万人,是仅次于佛教的第二、第三大教派,其他基督教小教派也多如牛毛。很多民众将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也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不断塑造和深刻影响着韩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基督教力量的壮大,特别是中青年人的宗教狂热,使不少韩国人从文化心理上增加了对美国和西方价值观、国际观的认同,甚至以宗教传播名义参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至2017年,不断有韩国人在中东、中亚被绑架、斩首或被批被驱逐,向世界揭开了韩国庞大基督教传教力量的冰山一角。据相关统计,截至2010年末,韩国共有基督教传教士2万余人,在世界同类群体中位居第二,足迹遍及世界169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向中国多个城市大幅度渗透。

韩国传统社会的基督教化和西方化,使越来越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年教徒日益三观重组,亲美亲欧,进而脱离传统中华文化圈,梦想推动韩国从文化和宗教上“脱亚入欧”。韩国极右翼议员的资金和动员力量也大多来自基督教势力,他们通过YouTube、牧会活动、光化门集会等扩散韩国国内的厌华情绪,以此引导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

还须看到,在韩国年轻人中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差异及民族主义倾向。五六十岁以上的韩国人尚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一代。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韩国大部分书籍还使用汉字书写。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上大学的韩国人大都读过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情感上的纽带感,尽管当时冷战仍在持续、中韩尚未建交。而20~40岁一代的韩国人成长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繁荣时期,他们更多以自我为中心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认为西式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理论更加适合自己。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屡屡被灌输“中国威胁论”,也没有接受过汉字教育,对中华文化缺少亲近感。

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同属儒家文化圈,为寻找民族主义根基,韩国一些年轻人在某些时候还会刻意与中华文化进行切割,拉开与中国的距离。

选举政治背景下政客的炒作 

自2021年起韩国即进入新一届大选阶段。从韩国选举政治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来看,对外强硬、对内民粹是致胜法宝,而这两点恰恰可以对应近期中韩关系的“政冷经冷”状态。几个党派候选人大秀强硬,纷纷指责中国,用以吸引激进且对政治更关心的中青年选民,客观上激发了厌华气氛的高涨,并反向打压和遏制了亲华友华的温和理性声音。

新当选的候任总统尹锡悦在竞选期间曾持续猛烈抨击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并重提“萨德”旧案,以此点燃“爱国抗华”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化选民厌华、亲美、和日的态度,拉拢摇摆选民。尹锡悦甚至发誓,一旦当选上任,就将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宣称部署“萨德”是韩国本国事务,关系到国家主权,别国不应干涉。这些言论使被搁置的中韩“萨德”纷争重新泛起,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对中国厌恶值的攀升。

国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也在对华问题上持续发力,不断炒热中国话题。他把香港“废青”的乱港行为歪曲成“民主运动”,扬言韩国政府应当对抗“民主世界的敌人”,宣扬对中国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观察家们认为,李俊锡别具一格的话语方式颇受韩国青年欣赏和追捧,他俨然成为新生代的领袖。由于他对青年人的超级影响力,其反华黑华立场无疑也加剧和固化了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

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韩国社会这种对华负面情绪显然有悖利用这一契机提升两国关系的希望。文在寅总统曾表示:“反华情绪的主体是年轻人。年轻一代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年轻一代的态度对于两国未来的合作至关重要,中韩年轻一代需要增进理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俄乌冲突将对世界格局和地缘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的背景下,尹锡悦政府将于5月上任。在竞选后期及当选后,他的对华态度呈现出一定积极变化的倾向。他在接到习近平主席的贺电时,表示愿与中国就双边和国际地区问题不断深化沟通与合作,称国民力量党始终重视韩中关系,并坚信韩中关系必将“再上新台阶。”其政府上任后将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将对韩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对华认知有何影响,非常值得关注。

(刘璐为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师,马晓霖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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