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9日-21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举办。6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全球化三十人圆桌以“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为主题，来自政策界、智库界、学术界，拥有全球治理、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历史学、传播学各领域资深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应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跌宕起伏的全球化变局，中国如何在后疫情时代为推进全球化问题调整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和思路，中国如何创新性提升全球治理中核心竞争力，以及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等议题，从不同学科和观察视角分享了各自的独到观点，提供了中国深入参与并推进全球化转型发展的意见和建议。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主持会议。

[圆桌研讨线上嘉宾]

会上，中信出版社总经理陈炜和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介绍了新著《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本书由CCG理事长与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博士合著，在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国全球化三十人圆桌”作为一个常态机制在本次活动上发起，CCG秘书长苗绿在介绍这一机制时表示，全球化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将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由此引发的各类问题也层出不穷，“全球化”被推上风尖浪口。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发言中表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影响是市场全球化，中国现在已经在引领经济全球化，能否把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发挥到极致，进而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通过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中国进行再开放和再改革，便可以通过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陈文玲表示，弗里德曼曾说“世界是平的”，但世界也是斜的、是乱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在急剧的变动和演化之中，全球化处于历史十字路口。她指出，战后到现在77年，已经形成了世界经济基本格局，地缘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世界各国认同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和国际经济运行的大部分制度性安排。全球的投资贸易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互联网、物联网，空中导航系统、人工智能、下一代基础设施和高科技的应用发展，都是为了世界互联互通，都是为了造福于人类，其必然结果都会使全球经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不是脱钩、对抗、阻断、重构。如果现在执意要推动肢解经济全球化，一些政客出于去中国化和孤立其他国家，这些行为最后会受到反噬。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陈志武表示，中国目前推进很多项目、作出极大努力，但始终缺少一个根本性的、能让各国人民普遍接受认同的、一以贯之的理念。全球化发展之初并未在严格意义上建立一套国际秩序，到20世纪，美国重点通过构建规则和价值观体系的世界秩序来推动全球化，尽管具体做法有变化，但基本理念和努力建立国际秩序的特征特质是非常明确的。因此，中国如果想将自己的观念推向世界，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可以发倔更多普适性的价值理念。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表示，中国是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的国家，在全球化退潮重组的乱局当中，中国作为超大的经济体和强有力的政府，应考虑如何在乱局中提供解决方案。第一，中国需保证全球产业链稳定和国家间经济关系安全化；第二，思考怎样给世界提供真正稳定、中立、可靠的信息源；第三，国家边界的稳定。怎样处理国家边界和民族自决需要我们思考；第四，面对粮食安全、疫情安全、公共卫生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中国需要拿出一个稳定方案，并且带头实施。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董关鹏表示，全球化之于人类就像阳光之于生命，今天的全球化不是一个选择，而是我们必需的营养。当前，全球化不是终结，而是进入了重组重现的新生阶段，机制上出现了从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导的新世界。他指出，要让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世界认同中国，不能急于求成，还需长期努力。现在大国间闭目塞听、横加指责，对受众不做研究、对对话也没有深入研讨就下判断，中国要带头做个“善听”和“善说”的国家，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出对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而且既要坚持做正确的事，也要说正确的话，讲道德、讲情感，这样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定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葛剑雄提出与全球化有关的价值观念的一些问题。第一，提及全球化常有意加上“经济”两字，而少有价值概念。那么全球化是否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如果需要，会是什么？第二，我们常说中美两国、中欧各国要相向而行。这个“向”仅仅是利益的平衡点吗？是否包括价值观念上我们要取得的最大公约数？第三，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利益共同体跟命运共同体的区别在哪里？利益的共同能否自然地发展成命运的共同体？第四，我们经常批判和揭露美国跟西方价值观念的虚伪性、双标，那他们是否有对自己真实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两百年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全部是虚伪的吗？他们价值观产生的目的是为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的吗？最后，习主席在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文明互鉴，费孝通先生更是早就倡导对待世界文化和不同文明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么，我们相关部门和学者有没有认真研究过西方文明或美国文明？其中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这些问题被认真考虑和解决是赋予全球化信心的前提。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辜学武对市场经济之全球性进行了解读。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具有全球性，那就是以资本为导向、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如果美国、欧洲或者中国一旦放弃市场经济体系，那就意味着全球化终结了，但现在看不到任何有意放弃的趋势。全球化天然的敌人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最担心国家安全、主权和特权，而全球化要做的恰恰是推翻这些、实现对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进行全球自由配置，其必然会冲击到民族国家利益。在过去40年里，国家之间达成了很多默契、互信和多边双边机制，而现在互信不复存在，所以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矛盾突出。中国可以从三个角度寻找出路：第一，建立多边机制；第二，平衡双边利益和价值观念；第三，扩大单边开放，宁可自己吃亏多做一点，也要重新赢得大家的信任，这样才可能保证全球化持续向前发展。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忠华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似乎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浪潮，标志着逆全球化时代来临。但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的时候，类似于民族国家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等观点也非常多，现在认为全球化终结也为时过早。他从三个方面讲述了自己对逆全球化现象的看法：第一，要从更加长周期的历史角度来认识目前的反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浪潮。全球化并没有终结，一些领域发展更加强劲，但也有一些领域在倒退，这只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经历的一个涨落阶段，不是所谓的终结。第二、全球化跟民族国家的关系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第三，目前逆全球化本是某些极右政党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结果，并非来自民众本身。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对未来全球化趋势提出两点内容，第一，全球化的形式是各种要素的流动，这个形式会有变化，但其本质不会发生改变，目前全球化开始重组，重组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它的本质。第二、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一定会继续并且发展得很快，因为它的流动超越任何边界。现在的很多现象，比如虚拟货币、元宇宙、大数据、人工智能、星际宇宙出现之后，不仅是全球化，甚至有可能星际化。所以，全球化不会有终止的一天，一定会永远发展下去，而且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充分。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黄仁伟对全球化的要素供应者做出了分析。他认为，如今的逆全球化来自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而现在美国所发生的问题都和自身推动逆全球化相关，比如通胀、供应链中断、贸易战、制裁、民粹主义等问题。目前，新的全球要素供应者已经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投资基础设施，以欧亚大通道为主题，向数字、绿色、健康等领域扩展，其开放规则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融合，推动2.0版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表示，我们现在谈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国家获得的全球化收益分配问题导致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推进了全球化几十年有亏损，所以美国需要重新修订全球化的规则与秩序。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无论多边主义还是区域主义，都有可能成为促进全球化的推动力，美国人推行的多边主义我们称为“假多边主义”，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阻力，如果区域是开放的，就有可能推动全球化。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刘国恩指出，全球化的进程遇到空前挑战，但还没有到逆全球化的地步。在目前有限的全球化发展议程当中，人类健康和全球变暖是比较容易进行对话的主题。此外，他认为，在人际交流和国际舞台上，弱者的自强不息、强者的宽容甚至忍让会成为比较普遍的表征，但强者壮大后，主要表征更多转化为亮点、优势甚至强势，而弱点和不足逐渐退居到次位。这时，挑剔强者出现的问题司空见惯。比起大国而言，如何应对、适应别人对我们苛刻的要求可能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需要长期面临的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提高直面问题的勇气。他指出，要学会积极主动地进行非完美的国家定位，变被动为主动。面对问题的挑剔，除非绝对的无中生有，有两个不同的选项，一是予以坚决的否认和极力的反驳，这是常见的做法之一；二是跳出对方苛求完美的陷阱，避免进行横向对比，而是强调自身在相关问题上纵向的进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指出，今天全球化本质特征的形成起源于冷战结束。冷战时期一道墙，两个市场，三个世界，这是基本格局。柏林墙倒塌，世界真正出现了一个市场，这样的局面形成构建成了今天的全球化，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这样表现出来的是全球大竞争，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出现了三大经济圈，也可以说是三大产业圈。第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圈，第二个是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圈，第三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圈。中国的出口量占整个东亚地区的总额已经达到了60%左右，这也证明我国在东亚圈的中心地位已经形成。但现在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疫情，美国这样的世界大国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动向使全球新的分工体系可能会发生变化，过去是地理接近型的三大经济圈，未来会不会向制度相似型的经济圈靠拢？“如果是那样，全球化确实面临着逆流甚至暗流。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苏浩指出今天所谈的全球化用一个词来界定叫“工业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跳出近代西方社会主导建构的全球化，到目前为止谈到工业4.0，仍然是工业思维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全球化的根本改变在于要超越近代西方社会主导构建的“工业的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文明的全球化”。其本质上是数字来支撑的文明的全球化，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数据Digital和智能intelligence，也有把两个词结合变成一个新词，叫Digital Intelligence。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CCG副主任汤敏结合一个生动的例子分享了他对于全球化的观点。他指出，现在所谓的逆全球化的特点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是“去中国化”，现在加上一个“去俄罗斯化”的趋势。关于应对方法，他举了一个关于希音（SHEIN）的例子。在“去中国化、去全球化”的困难情况下，希音为什么能成功？第一，数字化转型。第二，它背靠中国强大的制造生产能力。希音使用我们最发达的互联网，最新的模式，利用大量中素质的劳动力。他认为，重构全球需要数字化、智能化和转型，需要新的消费者，这种全新模式才是全球化重构下中国的应对办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屠新泉指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个制度支柱，一是美元货币体系，二是多元贸易体系，一个供血，一个供肉。一直以来这两个体系最重要的引领者是美国，现在美国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尤其在贸易体系上。美国现在对全球化持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不满意，觉得这轮超级全球化中美国是受损或相对受损的，而中国受益最大。另一方面美国又离不开全球化，需要全球化这个体系的支撑。但从大趋势来看，美国已不可能再为多边贸易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和意愿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所以，未来全球化主要要靠中国。无论是从市场的体量、未来的空间还是现在开放的空间等方面来看，中国可能是当前唯一一个为全球化做出增量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是长期有着弱者心态的国家，同时产业结构上确实存在短板。如何提升这方面的信心和能力，以及如何在开放和自主中寻找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课题，这也对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影响。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指出，工业化的中心和非工业化的边缘的对比关系逐渐瓦解，出现了新的两极化进程，这个过程是在维护旧有的中心-边缘体系、垄断体系的力量和需要寻求新的空间过程中产生出的矛盾。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基础性问题，一是没有产生出适应生产全球化需求、超越旧体制的全球性政治、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中国确实需要思考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垄断进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支持不结盟运动的过程也是政治全球化的进程。几乎所有参加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国家都不赞成欧美主导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应该推动全球性的团结，以不结盟形式来推进全球性治理体制的形成，向前推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从文化政治格局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的问题。他指出，全球化作为历史已经历了漫长的阶段，要关注文化方面的全球化。从文化角度来说，据美国学者考证，文化上的全球化应该更早，中国的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早期的全球化。20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全球化真正进入了全盛时期。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挫折，但是现在全球化已经不可能走向终结。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入了全球本土化以及多元走向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中国本土化实践取得巨大成就，如今的全球化研究应该有中国学者的参与、应该有中国的声音，让中国的文化稳步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变量。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全球化有没有核心价值观？他指出，以前答案是肯定的，“世界是平的”就是资本的核心价值观，资本的全球扩张需要法治和市场，这都属于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今天的全球化，大家都在转型和竞争，大国都在角逐主场全球化，如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的“双循环”。但是，各国国内的治理和制度能不能撑得起这个雄心？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内的治理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办法适应一个新的全球化。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国内的治理和发展模式能不能适应新的全球化转型。数字化和网络化、智能化，还有生态文明思想是全球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现在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是数字化、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原则。所以，在国内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在世界上能不能建立起不再以资本无序扩张为中心的全球化，而是真正的人民的全球化。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我认为的全球化核心价值观。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勇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全球化当前并没有结束，应该说是处在危机中，我们需要做的是拯救全球化。第二，经济全球化处在危机中，中美是核心，我们要如何走出当前的全球化危机？ 首先，美国很多人认为中国要主动脱钩，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当然，过去十年中，中国政策的调整，包括“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与引发美国猜忌有很大的关系，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出进一步说明。其次，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被认为是中国在背离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的价值强调的非常清楚，这需要我们在对外交往中更多地说明价值观的取向。最后，中美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认为中国是要推翻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中美可以找到很多共同点，比如国际市场的开放、国际航海、航运通道开放等，中美社会彼此的开放也非常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认为，我们现在正在从无限的全球化走向有限的全球化。经过过去的五年，我们认识到全球化已体现出了它的有限性，有些国家根据它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建立了墙，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阻隔。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全球化有三个特点：首先，全球化的减速；其次，存在着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趋势；最后，全球化的动力在发生变化。过去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来自三大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现在他们推动全球化的意愿都在下降。此外，他认为，今后全球化的走向取决于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博弈。市场逻辑是推动全球化的因素，政治逻辑是抑制全球化、反全球化，它来自国内层面比如说民粹主义，也来自国际层面比如大国的战略竞争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指出，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俄乌冲突，使全球体系进一步分化，全球危机进一步加深，全球化赤字进一步加大，全球化动力出现了大分化、大变动，全球化的进程遭遇逆流甚至发生危机。他认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需坚持正义，不断地推动全球化砥砺前行。第一，要保持清醒和战略定力，认识到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要从战略的全局、历史的长局和世界的大局来认清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强化战略思维、战略定力，统筹好两个大局。第二，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主要是通过对内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对外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性经济体制，持续地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来壮大促进全球化的积极力量。第三，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第四，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导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第五，有效加强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建设。从全球化战略优化、公共产品供给、合作理念的转变、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加强能力建设。第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共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谢韬同样认为全球化并非在倒退，他指出最典型的是我们使用的产品和服务还是在不停地全球化。他表示，曾经的全球化我们担心它会是西方化因而批评它，后来我们说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或美国化。现在，虽然我们在引领全球化，但也从来没有说去全球化就表示着“中国化”，我们只是提出“中国方案”。他认为，如果只有经济要素的全球化，而没有政治上的全球化，全球化并不能可持续发展。最早大家讲全球化就意味着要“去国家化”，要“去民族主义化”，但30年过后，我们发现，越是全球化，现在变得越来越国家化，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反而让大家感觉到进入了民族主义新的高潮。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薛澜认为，当前对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背景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利益分配不均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其实全球，包括不同社群、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均，这其实也是个重要原因。第三，我们的价值理念存在差距，这是不能忽视且必须承认的。关于采取什么行动，薛澜院长提出以下四点：第一，中美两国政府要营造宏观政治环境，建立沟通渠道来改善这种环境和氛围。第二，要开辟多元沟通渠道。第三，在不同领域要建立一个管控框架，避免导致双输的恶性竞争。当前大家非常关注的是经济领域，包括科技创新领域，但其实所有的领域都在受到影响。第四，积极发现机会，推进可能的合作。目前大家都聚焦在气候变化，但除了气候变化之外，还有很多新的领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发现。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长聘教授杨雪冬认为，全球化现在既不是处于上升期也不是处于逆转期，而是处于一种平台期，在相当长一个时段里，全球化会呈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冲突、竞合的状态。平台期会有新的特征，第一，全球化推动力明显地从资本的推动转到国家的推动。国家对问题的考量毫无疑问会比资本更加细密，也会有对更多因素的考量。第二，全球化走向发展过程中会涌现出不同方案，出现很多争议，很难达成共识。为了平稳地走过这个平台期，他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最大可能推动“求同存异”， 经济上相互依存很重要，这是最低标准；二是防止个别大国和政治强人对现行国际制度进行强行修改，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三是避免将国内政治问题国际化，现在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非常需要警惕。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全球化里包裹着以普世价值为名义的侵略性与西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想把自己的自由民主模式绝对化、神圣化、普世化，同时也简单化、庸俗化了，这是工具化、武器化的结果。俄罗斯在这方面经受了惨痛的教训，失去了主权。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全盘西化，全盘照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西方不接受，还要至俄罗斯于死地而后快。如今，盎格鲁-撒克逊治下的全球化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推行的全盘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即西方化，现在已经破灭。未来的全球化可能是有选择的、自主性的、差异性的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获益者，世界是个百花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和全球观。在未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自觉、自立、自主、自强，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

纽约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教授，北大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东对全球化的内涵和背景进行了多维解析，他指出，全球化故事的主角或叙事人是资本、商品、市场、技术、观念和与这些相匹配的精英人士，也就是具有全球流动性的角色，如果把资本主义全球化理解为现代世界历史的过程，那么其一直在各种矛盾冲突和制度的、文化的社会障碍中发展。如今，各国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制度条件的差异越来越凸显，面对这样的情景，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再仅仅基于单纯的利益，我们要特别关注在价值甚至情感层面，资本会如何做出与以前不同的动作，会在价值观、话语、意义层面做如何调整，如果中国应对失措，或者应对得过于生硬和莽撞，则可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