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安全研究通常被看作是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分支领域(另一主要分支领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而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通常以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教授的职位为标志。之所以要设立该讲座教授的职位，首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可以说，探求战争的原因和维持和平的条件，直接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立，并且使得战争与和平问题在后来一直居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位置，而“安全”这一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文件当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是国际体系动荡不定的20年，用E.H.卡尔的话来说，是“危机的二十年”。到193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前夜和战争当中，各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事务较之和平时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动员全民的力量，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来应对国家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保证国家的生存，捍卫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战胜强大的敌手，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家安全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体战”及战后接踵而至的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概念逐渐得到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通过并随之建立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一系列国家安全组织机构之后。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也得到较快发展。在美国自身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其与核武器与核战略、战争研究、外交决策等研究领域相融合，在现实中与各国的对外政策相互动，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逐渐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站稳脚跟，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学术领域。冷战结束之后迄今30年，随着世界政治的不断变化和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几经变化，美国安全研究的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研究视角更为多元，研究议题、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变得难以清晰界定，许多问题目前仍处于争论当中。
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概念抑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在美国出现得最早，其后在大学和智库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展得最为广泛，迄今为止发表的研究成果最多、最成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也最大，这一点在国际学术界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因此，尽管本文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最重要的功能是护持作为“自由帝国”(Empire for Liberty)的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安全目标都迥然不同——但如果我们将国家安全理解为一种“一国防护其内在价值免受外部威胁的能力”，并进而将国家安全研究看作是一个主要研究国家如何规划、决定和评估其旨在提高这种能力的相关政策领域，那么，美国的做法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学术研究便仍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创生发展至今，其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发表的学术成果，以及各种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辩论，数量已极为庞大。本文作为一篇综述性文章，且受篇幅所限，只能考察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情况。即便如此，所论也难免挂一漏万，尚希读者谅解。关于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教学情况，笔者将另文讨论。
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和教学情况，本文拟分三个阶段做一个大致的历史梳理，具体包括：(1)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创生；(2)1950—1970年代初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兴起与衰落；(3)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9年冷战终结期间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复兴。在上述每一阶段，笔者将首先考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发展变化的现实背景和学术脉络，然后概述其内容及重点。在结论部分，笔者将探讨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一、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创生(1940年代)
在1930年代后期前，“国家安全”这一术语在美国虽然也曾出现在一些场合，甚至在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演讲中数次被提及，但其主要含义是指个人的社会经济安全，这与今天这一概念的含义多有不同，且并非其演讲重点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基底的国家，除在军事院校之外的普通高校中，与军事和战略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是相当少见的。以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管理武力，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维护国家的生存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安全”概念，是在1930年代后期随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帝国在欧亚两端的侵略扩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逐渐笼罩到美国时才出现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最终参战，使得军事问题迅速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增多，国家安全教学和培训项目在一些大学中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1940年前后，以历史学家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为中心的普林斯顿大学“军事研究项目”(又称“普林斯顿研究小组”)率先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经过小组成员之间相当激烈的争论，厄尔将“国家安全”概括为：“一种事务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国家的领土、政治独立、权利和重大利益不受来自国外任何严重侵略的威胁，也不受为外国控制或影响的内部势力的威胁。” “国家安全”概念的提出，打通了平时和战时、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国防和外交，以及有形的物质威胁和无形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威胁之间的界限，在当时有助于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力量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其1940年底的一次“炉边讲话”中指出：“这不是一次关于战争的炉边谈话……这是一次关于国家安全的谈话……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伟大兵工厂。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种如同战争本身一样严峻的紧急情况。”1943年，沃尔特·李普曼在其战时出版的名著《美国对外政策：共和国之盾》中则对国家安全作了如下界定：“当一个国家不必为避免战争而牺牲其合法价值，而在受到挑战时又能够通过战争来维护其合法价值时，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伴随着李普曼在舆论界的巨大影响力，“国家安全”的说法不胫而走，很快成为一个流行的术语。
厄尔对战略和大战略概念在美国的讨论也有重要贡献。1943年，厄尔在其主持的普林斯顿军事研究小组讨论成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战略思想史论文集——《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在该书的前言中，厄尔对战略和大战略界定为：“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种种资源、包括其武装力量的艺术，以便针对其实在、潜在或纯粹假想的敌人时能有效地促进和确保其至关紧要的利益。最高形态的战略——有时被称作大战略——是指这样的东西：它将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各种军备如此地整合为一体，以至诉诸战争要么成为不必要的，要么以最大程度的胜利可能来付诸实施。”保罗·肯尼迪认为，凭借这一定义，厄尔大大拓展了关于“大战略”的研究范围，将平时和战时的国家政策都包括进来。在以后相当长时间中，该书一直是美国战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教科书。
在厄尔的推动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当时尚在普林斯顿任教的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撰写的《机器时代的海上力量》与《非专业人士海军战略指南》、斯普劳特夫妇撰写的《美国海军的崛起》《迈向海权的新秩序》及其主编的教材读本《国家权力的基础》等。这些著作当时在美国海军中有很多读者，其中，《国家权力的基础》一书曾经作为教材在当时美国海军预备役人员的培训项目中广为使用。
厄尔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开展的工作也推动哥伦比亚大学在1941年开设了一门名为“战争与国家政策”的跨院系课程，该课程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格雷森·柯尔克(Grayson Kirk)为中心，并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学者的鼎力协助。课程的教学大纲于1942年出版。同年，作为“战争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芝加哥大学教授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出版了两卷本的《战争研究》。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美国“地缘政治”学派的领军人物斯派克曼出版了讨论美国对外政策的经典之作——《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同在耶鲁大学的沃尔弗斯和威廉·福克斯在此前后也分别出版了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相互冲突的对外战略的重要著作《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和法国》和《超级大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它们对于和平的责任》。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遂成为美国普通高校中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先驱。
美国全面参战之后，庞大的战争机器发动起来。1942年8月，“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到核武器的开发当中。与此同时，大学中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也被广泛动员起来，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战争中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美国赢得战争，如后来成为日本研究经典著作《菊与刀》，本来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接受美国陆军的委托研究项目，为服务战后对日占领而对身居美国的日本侨民进行调查而产出的一项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在战时则加入到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担任分析研究处的主任，负责分析和研判敌国的相关情报。到1945年，仅是在华盛顿工作的分析研究处的专业分析人员就有大约500人。战争结束后，这些专业人员有的留在政府相关部门中任职，但其中大部分又回到大学原来的工作岗位。战时参加战略和情报分析的经验，为这些学者战后从事国家安全相关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包括军方)之间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战后初期美国大学中蓬勃兴起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便大大得力于政府的大力推动、全国性学术组织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的学术规划，以及各大公益基金会的财政支持。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一颗原子弹，人类正式进入核时代。1946年，当时已在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的布罗迪主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讨论核武器之国际政治影响的著作——《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该书包含了布罗迪本人及沃尔弗斯、福克斯等人撰写的章节，是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集体合作的成果。1949年，布罗迪又在《世界政治》上刊发《作为一种科学的战略》一文，倡导将战略作为一个系统的领域加以研究，并认为战略研究是一门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性科学，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经济学所代表的那种“硬”方法。
伴随着大战的结束，美国从一个内向型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外向型大国，崛起于世界舞台。面对接踵而至的激烈的美苏全球竞争及军事技术的大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国家安全事务研究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战略研究遂逐渐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本为军人所垄断的局面，民间战略家(防卫知识分子)开始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讨论与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军方对于非军人学者和学术研究的重视也上了一个新台阶。战后初期，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军每一个军种都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并吸纳大量来自大学的学者参与其中——空军建立了兰德公司(1948)，陆军建立了运筹研究办公室(1948)，海军建立了运筹评估小组(1942)和海军研究办公室(1946)，国防部稍后建立了防务分析研究所(1956)。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拓展了以往军事研究的范围，密切了军队和学术界的联系，总体上也推动了国家安全研究的发展。其中，兰德公司的创立尤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对1950年代美国战略研究尤其是核战略研究的贡献可能比当时任何一个大学都要大。
对于学科发展而言，学术期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一时期有两家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国际组织》(1947年创刊)和《世界政治》(1948年在耶鲁大学创刊，后编辑部转至普林斯顿大学)相继创办。虽然这两本期刊主要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学术期刊，但刊发的论文很多都与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有关，对国家安全研究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对战后初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推动最大、最直接的，还是“杜鲁门主义”出台和美苏开启冷战背景下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及“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建立。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建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这些部门与既有的国务院，共同构成了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主要架构。《国家安全法》第二条特别指出，“国会通过本法旨在为美国长远的国家安全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计划；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部门、机构和职能部门在制定完整的政策和程序方面提供法律依据”等。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和一系列国家安全部门的设置与调整，扩大了对于国家安全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为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战后初期这一段时间，是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的创生阶段。在这一阶段，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世界战略相伴生，国家安全的概念、理论和议题从无到有，并获得初步发展。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学术界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同时，也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带有明显的政策科学属性，且与霸权护持、国防和武力的运用密切相关。这一特点既为国家安全研究带来了动力、活力和现实相关性，也给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带来了各种挑战，有时甚至会导致其误入歧途。
二、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兴衰(1950年代—1970年代初期)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是美苏冷战不断加剧、之后又逐渐走向缓和的时期。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建立、朝鲜战争、1952年和1953年美国与苏联氢弹试验相继成功、1957年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冲击、1958年和1961年两次柏林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及1964年之后美国逐渐深陷越南战争，现实世界中美苏之间、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此起彼伏的激烈竞争，使无论是美国社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对国家安全事务都给予更大的关注。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美国大学中的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快速兴起，进入所谓“黄金时代”，之后又随着越南战争期间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失望及安全研究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而饱受批评，并于1970年代初期陷入低谷。
美国安全与战略研究的“黄金时代”主要是指1950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以核战略、威慑、军备控制和有限战争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与此前的时代相比，从军事技术方面来说，最显著变化是核武器的出现和人类进入核时代尤其是热核时代。核武器的诞生、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以及核战争的梦魇促使各国政治家、军人和民间战略家们深入思考核条件下战争形态、战争方式甚至战争的性质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人类从未经历过核战争，所以，与以往战争不同，关于核战争的思考就其性质而言更多是抽象的、理论性的，而非具象的、经验性的，人们只能依靠核爆炸的各种技术参数来提出和验证核战争的各种假设，这使得关于核战略和威慑理论的讨论更适合运用演绎推理、博弈论和复杂计算，而非以前为军人职业所特别倚重的战场经验，从而使得智库和大学中从事安全和战略研究的专家学者比职业军人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方面具有更大优势。
在这方面做出重要学术贡献的民间战略家包括兰德公司的布罗迪、数学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和物理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从普林斯顿转到兰德然后又转至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从芝加哥大学转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的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哈佛大学的基辛格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克劳斯·诺尔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等。这些文人战略家考察了核威慑的含义和性质、设计了制止侵略行为和防止冲突升级为热核战争的各种替代性战略，并就如何控制武力的使用、如何发展核力量来维持美苏之间的相互威慑等建立起一套高度发达的理论。由他们所发明的一系列概念，如“打击力量”“第一次和第二次打击能力”“军备竞赛的稳定性”“相互确保摧毁”“灵活反应”“逐步升级”和“有限核战争”等，对美国政府的核战略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直到今天仍在运用，也仍然是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内容。在这些文人战略家当中，布罗迪凭借自己对新技术发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的敏锐观察，在1946年率先讨论了核武器的战略影响之后，又首次对“斯普尼克时刻”之后所谓“导弹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进行分析；考夫曼(当时尚在普林斯顿大学)通过质疑艾森豪威尔政府倡导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威慑战略的可信性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基辛格和奥斯古德较早系统讨论了核时代有限战争的可行性和重要性；沃尔斯泰特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讨论了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面对苏联核打击时所具有的脆弱性，并进而分析如何才能提高美国核武器的生存率和战略威慑力；卡恩以其丰富的想象力迫使人们思考“不可设想”的核战争的可能性，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核时代国家之间从危机到冲突再到战争的逐步升级战略，以及核战争条件下国家安全防御涉及的非军事领域所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格伦·斯奈德较早深入讨论了威慑与防御的关系；而谢林则通过其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军备控制成为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核战略、威慑理论和军备控制等与核武器紧密联系的研究之外，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在美苏全球冷战、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和美国逐渐陷入越战泥潭的背景下，美国对苏联、中国、越南等被认为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国家的战略研究，以越南战争为核心的有限战争和“反叛乱作战”研究，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组织和决策过程研究也发展起来，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研究机构而言，与此前创生期相比，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安全与战略研究的版图有所变化。在核战略和威慑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可能是兰德公司。第一代核战略家大多都有在兰德工作的经历，而后来这些代表性人物纷纷离开兰德转到大学任教，又推动了相关知识的传播。普林斯顿大学前期有厄尔的国家安全研究为基础，后来在厄尔的努力下，又有邓恩所带领的原来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骨干成员的加盟，研究力量得到很大加强。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以克劳斯·诺尔为代表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战争潜力、经济动员、游击战、北约战略及核威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重镇。成立于195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在同样是成名于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威廉·福克斯的长期领导下，聚焦于那些能够影响国家安全长远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如对战争原因和防务决策的研究，催生了沃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亨廷顿的《共同防御》和华纳·希林等人的《战略、政治与防务预算》等重要成果。1951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第三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国际传播、共产主义研究，以及美国对外政策、军事政策等研究领域迅速崛起。1958年成立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也组织和资助出版了一系列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如布热津斯基的《苏联集团》、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谢林和托马斯·霍尔珀林共著的《战略与军备控制》，由中心主任罗伯特·鲍维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共同撰写前言的《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以及当时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的法国“反暴乱”问题专家戴维·加鲁拉撰写的《反叛乱战争：理论与实践》等。从上述名校毕业的学生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陆续进入到美国其他大学的政治系及其他院系中任教，从而推动了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在大学中的开展。
如果说在战后初期美国大学中完整的国家安全研究的专业设置还极为少见的话，那么，随着教授该课程的教员的数目的不断增加，到1960年代末，在美国已经大约有十几所大学可以提供安全研究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学位课程；有更多的学校可以开设一门或者几门课程。在此过程中，由纽约大学国家安全项目教授弗兰克·特拉格(FrankTrager)主持的大学教员安全研究暑期研讨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暑期班每年举行，连续举办了将近十年时间。这些暑期班及学术会议聚焦于如何教授安全课程，如防卫政策、政军关系等。暑期班项目还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包括教学板块、教学大纲、参考书目，以及相关教学法等，对国家安全教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基于前期的准备，1973年出版了由弗兰克·特拉格和菲利普·克罗嫩伯格主编的教材《国家安全与美国社会：理论、过程与政策》，其中包括“国家安全研究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国家安全、防务和战争的各种观点”“国家安全政策过程”“国家安全过程中的战略”“国家安全过程的社会影响”等五部分，选文含诺尔、布罗迪、亨廷顿、奥斯古德等人的多篇文章。
其他较早出版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教材还有：1965年出版的莫顿·博考维茨和P.G.罗克主编的《美国国家安全：理论与政策读本》，包括“国家安全概念的产生”“国家安全与国际冲突：零和博弈”“国家安全与国际合作：非零和博弈”“国家安全领域的发展”四大部分，选文作者包括汉斯·摩根索、沃尔弗斯、布罗迪、奥斯古德、诺尔、谢林、希林等人。1971年出版的罗伯特·阿特和肯尼斯·沃尔兹主编的《武力的使用：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包括“能力与学说：关于武力使用的理论”“武力使用案例研究”“武力使用中的创新与落伍：根据能力调整战略”“对使用武力的限制：军备竞赛中的对等互动”“控制武力的成功与失败”等五部分，选文作者包括奥斯古德、格伦·斯奈德、谢林、哈尔珀林、欧内斯特·梅(ErnestMay)、亨廷顿、希林等人。可见，前期国家安全的研究成果通过教科书进入大学的课堂，推动了国家安全教学工作的开展。
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在高等院校的推广、大学和智库等相关研究机构数目的不断增加，使可供政府选拔的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人数有所上升；同时，这些机构又可以吸纳了不少离开政府部门的官员和专家从事研究工作，并为希望未来进入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专业人士提供暂时的工作岗位，从而逐渐形成了国家安全领域的“旋转门”制度。这种人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信息的交流虽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通过大学、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员交流，产出了相当多的理论与政策相结合的国家安全研究成果。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的人员、机构和成果的不断增加，标志着国家安全在美国从一个初创和探索的领域逐渐向一个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学科的方向发展。
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国家安全本身概念和涵盖范围的模糊性、国家安全许多议题本身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也由于研究者通常来自许多不同的学科，还由于各种经常性的保密需要，直到1960年代末，国家安全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而在美国获得稳定发展。两位学者在考察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后指出：“不同的学者对于各种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处理，使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不一而足。迄今为止，关于国家安全的概念的界定，以及如何使其在操作层面上具有意义，或者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边界的划定，都还没有做出多少努力。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开始出现，或者至少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思想上来看，都是明白无误的。”
从政策效果来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美国学术机构中的安全与战略研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可以说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时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政府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的互动非常活跃。这部分得益于由人员网络所形成的政策网络的作用。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副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总统科学顾问杰罗米·威斯纳(Jerome Wiesner)、还有几位助理国防部长和助理国务卿等重要职位，均由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民间战略家担任。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也将很多兰德公司专家如查尔斯·希奇(Charles Hitch)、阿兰·恩托文(Alain Enthoven)等延揽至国防部担任重要职务。这些被称作“神童”的思想、系统分析方法和工作方式，以及它们帮助麦克纳马拉建立的国防资源配置系统，即规划、立项、预算系统(PPBS)，都对美国国防部的体系能力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之间的直接对峙达到顶点。危机解除之后，美苏之间开始就军备控制问题展开沟通，并于1963年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东西方竞争的焦点开始转向第三世界，尤其是越南。在此背景下，许多民间战略家的关注点也随之转向以越南战争为核心的有限战争和“反叛乱作战”问题。美国为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而在越南战争中推行的诸如“反叛乱行动”“战略村”等丧失人心的政策，加上1960年代末欧美大学校园普遍爆发的激进思潮，使得安全与战略研究一时在美国大学中声誉扫地，师生之间的对立和民间战略研究界的分裂不断加剧。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都曾受到不明炸弹的攻击和学生示威者的冲击。而1970年代初期美苏两国走向缓和，又使此前作为战略研究领域中主要关注点的威慑问题暂时丧失了紧迫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与武力运用和政府决策密切相关的安全与战略研究走向低谷，相关专业即便在当时名校的招生录取当中也成为冷门。
在1950—1960年代中期以兰德公司的博弈论和系统分析方法为代表的安全与战略研究模式如日中天的时候，以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初出茅庐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为代表的重视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的做法可谓另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当时还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关于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和错误认知的微观层面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以及其对“安全困境”概念的进一步阐发，也是对战略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另外，阿诺德·沃尔弗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的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邀集了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奥斯古德等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围绕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同盟问题展开研究，留下了不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成果。
关于这一阶段美国的战略研究，美国战略研究资深学者理查德·贝茨后来评论道，“战略研究在第一个周期的理论突破更多地是来自于威慑、核战略和逐步升级理论，而不是革命、干涉和非常规战争。第一个周期战略研究的缺点是，绝大多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最不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上面，而对于最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的关注却姗姗来迟”。英国战略史、军事史研究学者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则批评道，在美国有关核武器和威慑理论的论著中，不仅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因素消失殆尽，甚至连作战层面的因素也难得一见，核武器的技术能力被看作是本身便具有决定性，以至于现实冲突的政治动机、相关的社会性因素乃至军事战斗本身都不在考虑之列，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带来灾难。赫德利·布尔一方面批评指出，“很多战略分析所达到的技术上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是以牺牲战略与政治多样性及变化之间的联系为代价的”，但他同时也认为，后人即使不接受这些文人战略家的研究成果，至少也会把它们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严肃的尝试。
总之，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在战后美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迅速兴起，并在1950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进入“黄金时代”。这期间核战略、威慑理论、军备控制、有限战争理论等构成了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影响至今可见。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受越南战争和美国大学中的反战运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安全与战略研究走向低潮，但外交决策过程分析、认知理论等与外交实践密切联系的国家安全次级领域的研究开始崭露头角。
三、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复兴(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9年冷战终结)
伴随着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布林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国经济力量的相对下降，以及这一时期以1975年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的东西方关系的缓和，1950—1960年代以核战略和威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国际政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渐显现，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在美国大战略中的主导地位，重新思考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以及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注重经济力量、国际合作和能源安全等问题。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一反传统安全研究以一国安全为中心，以军事力量为构成国家权力之首要因素的研究路径，强调跨国相互依赖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和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下降，并在国际关系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宣告了美苏之间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缓和进程的终结。1982年里根政府上台，对苏采取强硬政策，美苏开启“新冷战”模式，双方争霸的焦点集中于欧洲的防务问题。在此背景下，就国际关系的“大理论”而言，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在与以相互依赖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对峙中又暂时赢得了上风。相应地，作为国际关系一个分支领域的安全研究，重视战争指导和军事力量博弈的“传统派”亦卷土重来，军备控制、常规威慑、战略情报等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1985年之后，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掌苏联政权，倡导“公开性”和“新思维”，美苏关系又再次进入缓和阶段，直至1989年苏东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走向终结。
从当时国内环境来看，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渐渐从越南战争后遗症中恢复元气，国家安全问题重新成为国家议程上的优先事项，学术界对安全研究这一学科的认识也有所改观，研究兴趣又开始增加。1976年《国际安全》杂志创刊，并很快发展成为安全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阵地，可以被视为是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开始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
《国际安全》杂志的创设有赖于福特基金会对哈佛大学的大笔资助。为重振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曾任肯尼迪政府时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乔治·邦迪在其负责福特基金会期间，拨巨款给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大学设立军备控制研究机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现为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的防务与军备控制项目(Defense and Arms Control Studies Program，DACS，现在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SSP的前身)，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中心(CISAC)等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70年代中后期建立起来的。这些中心致力于整合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具有政府、外交、军事和工商业经验的实际工作者的知识、技能和洞见，开展跨学科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讨论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著作，对此前提出的一些理论进行了有价值的验证和补充，并开设本科和研究生层次上的军备控制课程，为新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打下了基础。
在此前后，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于1971年建立了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乔治城大学于1977年设立了国家安全研究项目，马里兰大学于1983年也设立了类似的项目。到1980年代后期，很多大学已经能够提供完整的国家安全的研究生教育。
就研究和教学内容而言，从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代末，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与教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1. 情报研究。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梅主编的《洞悉敌手》一书，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列强对本国对手的战略情报评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可为当前美国的战略判断提供借鉴。另外，1979年在国际问题研究协会(ISA)情报研究分会的提议下，民间组织“国家情报研究中心”(National Intelligence Study Center)从1980年开始对大学中的情报教学和研究情况进行调查；198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设立“驻校情报官员”制度，向大学中派驻情报专家，协助开设情报专业课程，美国大学中情报教学与研究作为国家安全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遂取得较快进展。
2. 对核武器、核战略及威慑理论的实证分析。如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斯莫克对威慑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实际运用进行了系统考察；斯科特·萨根运用新解密的材料对美国核战略中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核理论基础上的一些政策推论进行了验证；约翰·刘易斯和薛理泰对中国核武器开发史的研究；理查德·内德·勒博和罗伯特·杰维斯则对作为理性威慑范式核心的完全信息及理性计算模式提出了质疑。
3. 围绕常规战争战略、同盟问题和战略评估问题的争论。如核条件下常规战争的重要性、常规威慑的要求、常规军事力量的平衡及其测量方法、国家采取不同常规军事战略的原因，同盟的起源、运行与管理，以及运用何种方法进行战略评估才能更为准确和有效等。
4. 从历史和政治角度进行的政策反思和大战略研究。如欧内斯特·梅对美国决策者在对外政策中对历史的运用和滥用所做的考察，以及他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诺伊施塔特共著的对决策者应用历史情况的案例研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对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的研究，罗伯特·吉尔平、保罗·肯尼迪和阿伦·弗里德伯格关于大国兴衰的研究，以及马克·特拉亨伯格对美国核战略的历史研究等。
5. 经济安全与综合国力研究。尽管早在1943年出版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一书中，厄尔便指出，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治国理政中最关键、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但在1977年出版的《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一书的前言中，诺尔和特拉格仍然慨叹，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仍然是一个“被遗忘的研究领域”，该书的出版的部分目的便是要弥补这一缺憾。此时期出版的国家安全研究成果显示，在1970年代以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对经济安全的关注大大加强了。这一时期有关综合国力的研究，特别是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提出的“综合国力方程”，也表明美国对国家力量和国家安全的理解和思考比以前要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
6. 危机管控研究。冷战过程中美苏之间多次爆发危机，使得危机管控作为一种维护国家安全、处理彼此矛盾的中层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内德·勒博等。他们以美苏之间发生的许多危机为案例，深入探讨避免危机升级和冲突解决之道，总结出一套危机管控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影响。
7. 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研究。其中，包括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概念、来源及演变、发挥作用的途径、优势及弱点，以及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运用等等。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但安全机制、安全制度与国际之间的安全合作自此也成为战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8. 新的安全议题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查德·厄尔曼1983年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的《重新界定安全》一文认为，美国冷战时期对安全的定义“极为狭隘”“极端军事化”，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资源的争夺和跨国移民、日益减少的资源等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因而也都是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
总之，从1970年代中后期到冷战终结这段时期，国际战略态势的起伏变化较为频繁，导致美国国家安全研究议题、理论和方法呈现多样化发展。如果说此前阶段美国的安全研究主要关注核战略、核威慑和军备控制，集中于对苏军事政策方面，那么，本阶段安全研究的议程要更为丰富，研究的实证性、学术性和应用性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对一些概念和理论的辨析也更加深入细致；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了从博弈论和系统分析向比较历史案例研究回归的趋势。同时，随着冷战逐渐走向尾声，要求进一步拓宽安全研究的领域，使之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呼声日渐增高。相比于越南战争时的困难状况，美国国家安全的研究与教学可以说重新走向兴旺。
四、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特点与不足
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创生于1940年代，在1950—1970年代初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在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9年冷战终结前后这段时间又逐渐走向复兴。这半个世纪是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奠基时期，可以说，直到今天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影响，值得认真加以研究。驱动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演进的因素，既包括国际大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态势的变化，又包括美国大战略调整的影响，还有国家安全作为国际关系学科下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之后，其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社会学的生长逻辑，包括国家安全议程、理论和方法的逐渐体系化，以及研究和教学的制度化。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呈现出一些特点，也凸显出一些不足。
(一)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特点
第一，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具有强烈的政策属性和军事色彩。美国的安全研究是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战后美苏冷战背景下快速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竞胜对手，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使得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与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威胁使用方面，并随着国际环境和自身力量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化的特征。在美苏冷战高潮的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的安全研究集中于核战略、威慑理论和军备控制等几个较为狭小的领域，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进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其安全研究所涵盖的议题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主流研究仍将重点放在传统安全议题上，虽然军事色彩有所淡化。
第二，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安全研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通过聚焦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管理，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基本形成了一个边界较为合理、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就其内容而言，国家安全研究是一个以政治学为主，涉及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律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涵盖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政策、防卫计划、国防开支、情报、危机管控等重大公共政策议题，但也并非面面俱到。
第三，在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体制经过长期磨合，在议题、方法、组织、人员、经费、管理、政策影响渠道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有章可循的模式。这套模式至少在三个方面实现了有效运转：(1)促进专业知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即充分利用文人战略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护持“自由帝国”美国的安全；(2)培养和储备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领域的高级人才，保证处于维护国家安全这样的关键位置上的人员具备必要的素质和能力；(3)服务社会，引导公众理性地认识涉外公共政策问题。这种集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做法，是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机构的共同特征，也是我国国家安全体系能力建设可以有所借鉴的地方。
第四，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机构发挥影响的途径大致包括以下几种：(1)通过大学和科研机构教学研究人员直接出任政府职务而对政策制定及实施产生影响，如曾出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曾出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哈罗德·布朗；(2)通过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和政策报告等)的发布影响政府决策，如沃尔斯泰特和考夫曼；(3)通过撰写报刊评论、接受电视采访、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等引导公众意见；(4)通过培养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专业人才、实现知识再生产而持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第五，从研究路径上来看，美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机构基本上都采取跨学科的方法，从事与国家安全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不过究竟跨哪些学科，在哪些方向上用力，具体采用何种方法，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不足
显然，美国的安全研究亦存在不少问题。美国有活跃的战略思维，强大的战略研究队伍，雄厚的研究资金，密切的政府与学界的互动，但却屡屡在诸如越南、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问题上栽跟头，虽然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国家安全研究和教育所直接导致的问题，但恐怕也不能完全摆脱干系。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学术界自身，还是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对美国的安全研究与教育都多有批评。
作为最早从事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顶尖学者，布罗迪在开始的时候还希望战略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像经济学那样“硬”的科学，但越南战争还没结束，布罗迪便已经对自己曾经主张过的那种安全研究路径进行了自我否定。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在兰德的同事，认为“他们并不是没有时间来参照历史，而是任何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信奉者……常常倾向于对其他领域表现出一种蔑视甚至是傲慢。”他相信如果不将更多的常常被科学家认为是“软”的知识纳入到战略研究中来，单凭经济学自身是无法提高战略研究的质量的。
在1990年代，美国大学中从事安全研究的专家学者曾专门讨论过冷战时期美国安全研究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从安全研究领域创生到1989年为止的第一代安全研究的课程设置及其所立基的学术文献存在以下弱点：
第一，过于强调抽象的威慑理论及其在全频谱冲突中的运用。这一视角既统领了安全研究领域的理论化的方向，也影响到相关政策研究。与之相对的是，对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各种行为体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关注过少。这种研究范式错误地假定，起初从欧洲的核对峙和常规力量对峙以及从美苏之间的双边对抗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概念也应该可以容易地运用到其他地区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关系中，并且对于小规模的常规和非常规冲突也都同样适用，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对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从从事的非战斗行动关注不够。这些新的任务和使命包括武装说服、维和、前沿部署、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等。在那些并不面临紧迫安全威胁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家的军事力量建设中，这些非战斗行动很可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第三，研究和教学集中于美国、欧洲和苏联，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外。安全研究领域的发展和演进没有对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重要性予以足够的重视。
第四，一般的安全研究对文化和价值观之于冲突、战略和冲突解决的影响关注太少。尽管全球相互依赖在不断加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仍将持续存在，并对政府、次政府集团和跨国行为体产生重要影响。评估和预测冲突及其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解基于不同的政治、宗教、民族、传统的社会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
第五，安全研究领域过于植根于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导致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的历史研究关注不够，而这些研究本来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当前和未来的一些问题。能够为文人战略家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大多集中于当前的问题，这加剧了他们对历史的忽视。另外，安全研究领域一般为政治科学家所主导，而他们的关注点一般又是政策导向的。然而，随着对相互确保摧毁的关注的相对下降和对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安全和冲突形式的关注的上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研究的需求变得更为紧迫了。
第六，安全研究也忽视了权力和影响力的非军事工具的运用。情报研究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取得进展，对世界历史中许多行为体所使用的隐蔽行动和其他安全政策的非军事工具的研究也才刚刚进入安全研究领域的主流。未来需要更多关注的议题包括跨国信息和安全项目、技术转移、政治影响力行动和宣传，经济政策，以及金融制度等。
美国学者自己所做的这些诊断与英国资深战略研究学者科林·格雷所指出的美国战略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颇为一致，如对历史重视不够；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重视不足；“美国例外论”培育了一种危险的、傲慢的战略文化；过于机械和总试图用技术手段来规避战略和政策上的难题，导致战略研究的“非政治化”，如威慑、有限战争和军备控制可谓冷战时代美国战略研究的三大理论支柱，美国学术界包括各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很少有人去分析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产生危机和战争的政治原因，等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出在美国唯我独尊的“美国例外主义”上，这导致其大战略目标设置失当和对外政策过分意识形态化，从而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
近几年，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又使人们对美国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重新加以审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安全研究可以改进之处归结为五点：其一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其二是需要把经济学与政治学知识相结合；其三是加强历史方面的学习；其四是要具备“大局观”，保持战略思维；其五是大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立场和批评精神。可见，理论与实际脱节、过度经济理性化和技术化、对历史重视不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和语言了解有限，过度意识形态化，一直是美国安全与战略研究的痼疾。问题是，如果霸权护持这一大战略目标不变的话，这些痼疾改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