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外交的底层逻辑与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华政策

赵柯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副教授

从2005年到2021年，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长达16年，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欧洲领导人”，德国的对华政策成为了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和基准点。默克尔是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欧洲领导人，中德关系在她任内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双方建立了政府磋商机制，双边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但与此同时，默克尔政府又接受了认为中国是所谓“制度性竞争对手”的新提法，并将这一定位推广到了欧盟层面，中德、中欧关系中的“对抗”色彩明显增加。德国“中国观”的变化并非一夜之间，从2016年开始，德国各界就展开了默克尔任期内的第二次对华政策大辩论，盘点和检讨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成败得失。在默克尔的最后一个任期，其对华政策遭到了更多的批评和质疑，要求调整对华政策的呼声渐高。2021年是德国的大选年，默克尔要卸任总理职务，德国将组成新一届政府。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在其竞选纲领中宣称，在德国对外关系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战”，其他主要政党也都把对华政策“新主张”作为其竞选纲领的重要内容。很明显，无论德国新一届政府由哪些政党组阁，未来德国对华政策都面临调整和转型。找出德国外交的“底层逻辑”，是更准确地把握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华政策走向的关键。

德国外交的“底层逻辑”：失衡与再平衡

无论人们愿意与否历史总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影响着现在与未来，爱德华.卡尔认为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克里斯托弗·希尔将历史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那些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制度、惰性或文化中，事实上不可能被政策行为根除的东西；第二层为那些同样有深厚的根基却可能通过一代政治家的不懈努力而得以回转的东西；第三层是那些发生不久，或根基较浅，因此可以被避开或容易加以控制的东西。如果对一个特定问题的历史根基的程度把握错误——太过或不及——麻烦无疑就会随之而来。

德国外交的“底层逻辑”就隐藏在希尔所说的“第一层”，我们可以用“失衡——再平衡”这一分析框架来概括。德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最大赢家，但在很多时候，德国追求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同时也竭力推动欧洲一体化，并力图在两者间左右逢源。一方面，德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和对外高依存度的经济结构，使德国相较其他欧盟成员国更有能力和意愿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并规避欧洲一体化框架的限制以获取国际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不光彩”历史，德国主动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不仅让德国经济受益，更是德国体现其政治信誉的一份“投名状”，是德国安全利益的根本所在。但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并非一直都能够相辅相成，而时常会尖锐对立。因此，德国又必须克制自己在世界市场追求“贸易收益”的冲动，维护欧盟整体对外战略的可信性。德国外交政策目标向来是要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尽量左右逢源，最大化地享受二者带来的好处。如果将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政治利益定义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左边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业利益则是其“右边界”。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从这两个表面相反而内在又高度一致的不同角度去理解：站在“右边界”看，德国外交是要最大限度地从追求经济全球化的商业利益出发，去探索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可被“放弃”的最大程度；站在“左边界”看，则是以维护欧盟团结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名义，探寻在多大程度上“牺牲”其在全球市场的经济利益。

恰当地选择出“左、右边界”之间的平衡点，就是德国外交的底层逻辑。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担任外交部长时曾非常坦率地承认：“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预防陷入战略困境，即德国被迫在全球竞争力与欧洲一体化之间做出选择。”2009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以及随后的“英国脱欧”深刻地改变了欧盟内部的力量平衡，德国在欧盟内部和全球舞台的地位也迅速提升的同时，德国外交政策的天平也面临“失衡”的挑战——以牺牲欧盟的政治凝聚力为代价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德国外交需要重新校正，在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这两股力量之间进行“再平衡”。但这一次，均衡点明显地移向“左边界”，德国外交加速“欧盟化”，既在宏观的战略层面对当前欧盟缺乏“政治领导”的现实进行回应，又积极在微观的政治操作层面投入更多的外交资源加强欧盟的内部团结，支持欧盟对外战略的实现。德国外交的“再平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外拓展商业利益不以牺牲欧盟团结为代价；其次，积极尝试从欧洲安全的“消费者”向“提供者”的角色转型；再次，更加强势捍卫西方价值观。

德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根本动力

近年来，中德两国经贸发展迅速，而且相互间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德中双边贸易额为2121亿欧元，中国再度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伴，自2015年以来中国已连续第五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则是中国在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欧贸易的1/3来自中德贸易。德国最重要股票指数达克斯（ DAX） 的30 家企业在华营业额平均占其总营业额的 15%。但是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紧密性的增强并没有成比例地发挥对双方政治关系的“稳定器”功能，因为德国外交的“底层逻辑”在起作用：德国要更多承担起欧盟的领导责任，其外交政策取向要从“德国优先”转向“欧洲优先”，德国的外交政策不仅要体现德国的利益，更要体现欧盟的整体利益，还要包容法国、波兰、希腊等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德国的外交政策不仅要追求“得自贸易的收益”，还要捍卫西方价值观；德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是要促进经济合作，还要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许多观察家，特别是德国人并不承认德国“领导欧洲”，否认“德国的欧洲”已经或者将会成为一个现实。在他们看来，德国当前在欧洲地位的上升是暂时的，主要是因为债务危机的爆发，需要德国来解决实际的债务问题。德国虽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欧债危机应对机制最重要的支撑者，但是德国并没有必要将其转化为政治霸权。另外，欧盟层面的制度安排对德国也是一种限制，德国的权力未来将会逐渐减弱，同时，因为与重债国关系紧张，德国的影响力在欧债危机中实际是受损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忽略了德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权的长期性，无论德国政治精英主观愿望如何，承担领导欧洲的责任都是必须的，是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唯一选择。因为欧元区是德国经济的依托，一旦欧元区解体，对德国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而为了保存欧元区的完整，恢复欧元的竞争力，需要一个切实的经济改革方案和保障这一方案获得实施的强有力的领导者、监督者，这一角色目前只有德国可以承担。而欧洲要恢复竞争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也决定了德国对欧洲的领导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将德国称为“不情愿的霸权”（The Reluctant Hegemon），认为正像二战后是美国肩负起领导职责来支撑起脆弱的西德一样，现在轮到德国来领导它那些深陷危机的盟友，这既是为了盟国，也是为了德国自己的利益。言外之意是德国内心不情愿成为欧洲的领袖，德国的领导地位是形势所迫。

实际上，德国早已不再是个“不情愿的霸权”，而是对自己影响力的上升持非常正面的看法，德国对欧洲的领导比之前更为自信和从容，不再遮遮掩掩，“故意”保持克制姿态。早在2013年，时任德国总统高克在德国统一日的演讲中要求德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现实政治中，“责任”实际上是“权力”的另一种委婉的表达。在默克尔的第三个任期，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在组成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有专门一章讲“德国的欧洲责任”，开篇就说：欧洲的统一事业仍是德国最为重要的任务，在过去几年中，欧洲伙伴对德国的期望改变了。德国人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欧洲伙伴希望德国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紧接着，“协议”又继续写道：欧洲正处在一个历史时刻，在这变革时期，德国作为经济强大的成员国和欧洲的稳定之锚，责任在增长，也被其伙伴国寄予了特别的期望。这句话的本意就是：欧债危机中，德国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而其他成员国也期望德国担负起领导责任，德国领导地位的加强与欧洲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德国在欧盟内发挥领导作用实属“众望所归”。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华政策走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随之而来中美之间趋于激烈的战略竞争，无疑是百年变局最为核心的内容。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和欧盟事实上的“盟主”，德国在这场百年变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此,国际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描述：柏林牵动着德国，德国则牵动着欧盟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谁能在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和科技竞争中将欧盟争取到自己这边，谁就能为21世纪的全球数字商业制定规则。正因为此，德国近年来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分量明显增加，默克尔之后德国对华政策走向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默克尔时代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前所未有的增强，甚至有舆论认为德国获取了在欧盟中的“霸权”。在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危机的冲击之下，欧盟的国际地位是在下降，但德国的国际地位却逆市上扬，欧盟的核心领导由传统的英法德“三剑客”转变为由德国来担当“第一小提琴手”。德国在欧盟权力格局中地位的变化正在重塑德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定义以及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包括对如何发展与中国关系的考量。这是“后默克尔时代”德国要寻找对华新战略的真正推动力，核心是要校正德国对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之间投入的失衡，发展经济合作与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之间投入的失衡、追求商业利益与捍卫西方价值观之间投入的失衡。失衡与再平衡，这一德国外交的“底层逻辑”是把握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华政策走向的关键。

大选后的德国：如何与欧盟相处？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新一届德国政府在继承隐含的德意志新“帝国”遗产外，它还必须面对新的时代变局，并考虑习以为常但实则正发生深刻变化的问题：它该如何处理欧洲一体化？如何整合欧洲的共识？如何处理好与法国关系？以及是否能领导欧洲？

一、德国新政府会支持欧洲一体化吗？

从宏观角度而言，德国几乎不存在疑欧派，也无强大疑欧主义社会传统。作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中心，它是欧洲一体化重大受益方——通过向该体系设定规范而获取政治影响力，从中东欧获得季节性劳动力，依赖欧元与统一市场获得更好投资利润，通过一体化而深刻消融二战后战败身份痕迹并通过布鲁塞尔发挥领导力……欧盟放大了它的实际影响但隐匿了它潜在的破坏性。毫无疑问新政府将继续成为拥护欧盟的力量。

从微观角度而言，基民盟是欧洲议会人民党团的重要成员；社民党党纲的哲学基础与欧盟所主张的价值观念存在很大的重合——人权、法治、尊重少数派；绿党在欧洲议会也有强大同盟军；自民党也追求欧盟所珍视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大杂烩，欧盟被很多派别和群体所认同，除了极端政党如另类选择党，但后者没有机会进入新政府。因此，无论是出于党派忠诚还是理念上的惺惺相惜，德国新政府必定是拥欧派。

然而这不代表它会支持欧盟全部一体化方案。德国新政府可能和默克尔政府一样不会积极推进西巴尔干加入欧盟。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这些欧盟成员国加入申根区的申请在技术上早已过关却依然无法获批的话，具有反叛思想的塞尔维亚、充满地缘政治风险的波黑、与邻国纠纷四起的北马其顿、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黑山和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就更没有充足理由让德国赞同将这些“后院”里“充满麻烦的”邻国们加入欧洲一体化的大合唱。

此外，欧洲“战略自主”会成为新政府要处理的一个重点。默克尔政府似乎强烈支持“战略自主”，但与法国相比，德国在这方面说的比做的更多。作为主张减少军费开支以用于福利制度建设的政党，社民党若执政，可能不会比默克尔政府更积极实质推动欧洲独立防务，作为最可能的执政伙伴的绿党也在国防开支上不太积极。联盟党则重视跨大西洋关系，在“自主”方面会着重考虑美国意见。总之，德国新政府会继续推进作为势在必行的欧洲“战略自主”，但缺乏强大动力去承担主要责任，大概更多会放在欧盟层面去处理。

二、德国将继续为了欧盟团结而牺牲欧洲价值吗？

民调显示，默克尔被许多欧洲人视作欧盟领袖，而不仅是德国领导人。这反映出默克尔具有的人格魅力，尤其反映出她在团结欧盟成员国方面所具备的高超能力。然而这也是德国政府问题所在。与其说“秉公行事”是默克尔政府处理欧洲事务的原则，不如说“息事宁人”才是真正行事风格。

默克尔本人并没有强势领导色彩，面对欧洲内部争议常以“和事佬”或沉默者身份出现。这是默克尔政府的聪明之处，息事宁人的处事风格最大程度保障了欧盟内部团结而非分裂。在国际局势多事之秋，保持一个庞大“共同体”内部不再分崩离析或出现新的脱欧国家，以尽力维护形式上的统一，这对维护欧洲一体化前景、强化欧洲地缘政治身份、推进“战略自主”和保障欧洲长远稳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默克尔这种“息事宁人”的政治遗产正遭遇严肃挑战。

一是，中东欧国家对欧洲团结的挑战日益严峻。从立陶宛到罗马尼亚、从匈牙利到波兰，诸多国家在不同领域挑战欧盟固有的官僚制度权威与价值权威。因此，成员国的挑战来自两个不同类型：立陶宛对华政策立场的巨大转变（从退出17+1合作机制到深化与台湾“务实”关系）与匈牙利在中国香港和新疆“事务”上持有的独特立场实质上给布鲁塞尔带来了压力。如果欧盟已形成所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对如何对待中国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重大问题，尽管各国在许多领域具有相应权利，但成员国立场与欧盟固有立场之间的巨大差异会给欧盟造成事实上的挑战。当软弱的欧盟机构无法赶在成员国之前确立统一的5G政策、投资政策或“指导”成元国外交，它就不能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树立权威，并达成对外统一立场。此外，像波兰宪法法院公然裁定欧盟主要条约之一的关键条款与波兰法律不符，否认欧盟法律在一些司法领域优先于波兰国家法律，这已对欧盟权威和欧洲一体化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而波兰、匈牙利等在国内司法和少数族裔权利等方面对于欧盟规范或价值观的挑战也日益严峻。因此，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反骨们”正对欧盟机制权威与价值权威造成困扰，损害欧洲团结。

二是，西欧国家对于中东欧国家的挑战日益不满。这种情绪将最终归结为“团结派”与“意识形态派”之间的矛盾：是为了维持欧洲团结而忽略成员国在价值观上的自由选择权，还是为了彰显欧盟作为“规范力量”在维护欧洲价值观上的坚强意志，这两派终有一决，而对决的时间点似乎越来越近。

鉴于以上现实与趋势，作为维护欧洲价值观的主要国家之一，德国新政府在维护欧盟内部“团结”上还能走多远尚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布鲁塞尔会越来越受到关于维护欧洲价值观权威而不是“虚假团结”的呼声的压力与日俱增，新政府承继默克尔政府“息事宁人”的做法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德国能和法国结成牢固的一体化“轴心”吗？

德国并不能单独领导欧盟，也无法独立推动欧洲一体化。当英国离开欧盟后，作为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德法轴心”对于欧盟而言比在任何时刻都意义重大。就像法国不能离开德国的实力去“领导”欧盟一样，德国也离不开法国的“思想”与“号召力”去“领导”欧盟。无论如何，德、法是欧盟内最大国家，德国若不寻求与法国合作而是以分裂方式公开呈现，那么德国所设想的欧洲一体化就不可能延续。

但德国不可能一直和法国一团和气。“德法轴心”两大成员间存在激烈竞争几乎不言自明。法兰西具有罗马帝国的自比倾向，但德意志皇帝才真正在凡尔赛宫的镜厅继承过罗马帝国的精神大统。这种文化上的隐喻表明，法国和德国都具有在领导欧洲问题上具有强烈的自我暗示，尽管德国由于历史原因更为含蓄。不管怎样，两国在具体事务上存在明显的政策立场差异：从银行业联盟到财政转移支付，从移民、中东欧国家事务到北约建设，从处理俄罗斯到北溪II号……

而如今，即使不考虑德国本身政府变动及法国固有利益与立场和德国的差异，“德法轴心”将会受法国大选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连任并非确定无疑，他正受到诸多候选人挑战，尽管最新民调显示他处于民意支持前列，但并不与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潜在候选人比较中占明显优势，甚至极右翼的泽穆尔（Eric Zemmour）与马琳·勒庞的支持率加起来超过了马克龙。而社民党与极左翼的“不屈法兰西党”（les Insoumis）也对他发起了挑战。虽然民意如流水，今日民调结果完全无法预测未来大选结局，但无论如何，马克龙所遭遇的挑战意味着德国新政府将遇到同样的挑战：需适应日益多样化且需平等看待的政策立场并与之竞争。

与德国不同的是，目前法国各政党与潜在候选人间存在较大政策立场差异。德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可预测的法国新政府。然而，无论是马克龙继续执政还是换作其他人上台，巴黎都会和柏林在处理欧盟内外问题上存在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的局面。德国新政府在面对巴黎的立场差距的同时维护好德法团结，将是考验德国新政府欧洲政策的一大挑战。

四、德国准备好加强对欧洲的领导了吗？

德国需要欧盟，需要欧洲一体化。德国作为欧洲的帝国，领导欧盟是它的宿命。尽管它曾被称之为欧洲“情非得已的霸权”，但从特定层面看这是不准确定位。在这世界上，历史地看，还没有一个“孤独和内向的”所谓帝国可以长存。

默克尔政府为德国在领导欧盟方面树立了典范，它在领导解决欧债危机、移民问题和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尽管最后一项的表现和效果差强人意。无论如何，没有德国的领导力，上述问题的解决可能更为艰难。

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内外挑战，德国不得不加强欧洲一体化建设，并将德国规范和意见传输到布鲁塞尔与斯特拉斯堡。然而，面对欧洲，德国日益增加的历史责任与它一直存在的历史包袱将发生冲撞。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似乎都未做好充分准备让德国在欧洲承担更为鲜明与重大的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包括针对外交事务在布鲁塞尔表达鲜明的政策立场，而不是躲在欧盟背后进行遥控。

一方面，德国的和平主义思想在沉重的历史包袱面前依然具有强大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也是欧盟整个一体化思想的基础：致力于和平、和解与地区稳定，而不是推进独立、鲜明的对外政治立场与参与地缘政治竞争。另一方面，当欧盟从强调“多边主义”向同时强调“地缘政治”竞争转向时，德国的领导力不能再依赖于和平主义思想的陈词滥调。但是，在这两个现实面前——国内的和平主义传统与时代对欧盟作为地缘政治竞争者角色的呼唤之间，德国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德国难以在欧洲和平主义和地缘政治转向间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和平主义者不会接受国防开支增长的趋势，而一个没有武装的德国或不致力于欧洲武装的德国又何以“垂范”促成欧盟寄予自身作为地缘政治竞争者的“战略自主”？但一个致力于武装力量上升的德国何以解决全体欧洲人会担忧的、地缘政治所强调的“生存空间”思想的恐怖梦魇？强大到武备丰沛的德国尚未被欧洲人所接受，而没有对外尚武精神的德国又终究难以领导欧洲。

“老干部”默克尔如何“再就业”？

利雨樵，德国波鸿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随着9月26日德国大选落下帷幕，社民党（SPD）以微弱优势战胜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组成的联盟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结束了长达半年的政党竞选造势活动。社民党时隔16年再次成为联邦议会第一大党，绿党（die Grüne）获得了历史最好竞选成绩，联盟党沦为德国联邦议会第二大党。由于社民党和联盟党分别获得议会25.7%和24.1%的席位，无法和默克尔第四届政府一样，由两党联合组阁。因此三党组阁势在必行，而且联盟党很可能离开执政内阁。不过，比起联盟党内为组阁焦头烂额的政治家们，前党主席、现德国总理默克尔心情舒畅，因为田园淡雅的退休生活即将到来。

2018年，默克尔就宣布不再继任基民盟党主席，这也意味着默克尔不会再参加2021年的德国大选，谋求连任总理。今年竞选之前，默克尔也鲜有参与政党宣传活动，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最后任期内的政府事务。仅在大选前几天，为党内候选人拉舍特陪跑造势。政治活动对于这位传奇人物来说，似乎已经是过往云烟。然而，默克尔今年67岁，仍有精力活跃于工作岗位。作为新世纪中德、中欧稳定关系的奠基者之一，“老干部默大妈”是否还能在退休后继续为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光发热呢？

如果默克尔不愿再过问政治，回归学术界也许是她最好的归宿。默克尔拥有物理硕士和量子化学博士的学术头衔，是位不折不扣的理工科高材生。在步入政界前，默克尔从事了十余年化学相关的科学研究，有丰富的理论化学研究经验。虽然她博士期间所在的研究机构中央物理化学研究所已经随着两德统一而解散，但是无论是在她硕士母校莱比锡大学，或者是德语区内的其他大学，谋求一份普通的讲师工作，或者在物理化学相关的出版社工作，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我国目前理工科发展重点投入在应用领域，理论科学研究部分还需要更大发展。如果默克尔能潜心回归一位科学家的身份，凭借其任期内和中国的良好关系以及目前中德稳定的学术交流氛围，未来中国大学有望通过默克尔推动中德化学、物理交流向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促进我国理论科学进步。

不过，1989年以后，默克尔就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中了，她是否还能跟上化学界发展的步伐，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领域，默克尔16年的总理生涯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到的视角。如果她不打算过于偏离政治舞台，进入智库或者研究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智库作为“二轨”外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对外能提供一个平行于政府外交通道的非正式互联互通渠道，对内能为政府建言献策、解读外交政策、帮助国内民众理解国际关系。默克尔在16年任期内12次来华访问，经历了中德关系的跌宕起伏，了解中国人民的需求和忌讳。当前德国国内呼声最高的，是社民党、绿党、自民党（FDP）组成的“红绿黄交通灯”内阁，其对华政策相比联盟党，更偏向自由主义和左翼激进派，可能引发中德关系紧张。这个时候，如果新政府还有意保持稳健的中德正常外交关系，委托默克尔以智库研究员身份提出政策建议或参加对华“二轨”交流，能够帮助自由派政府避免潜在的中德外交冲突，或者修缮由于新政府的偏激造成的对华外交事故，让默克尔发挥中德外交关系保险栓的作用。

除了帮助新任德国政府稳固中德关系，默克尔在外交上的另一项独到优势在于帮助未来的德国政府处理俄德和俄欧关系。默克尔和普京同时掌握对方语言，在情报部门的工作经历让两人之间的私交远好于和其他外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北溪二号”输气管道也是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顶着美国的压力和国内反对声音建造完成。虽然德国和欧盟政府已经敲定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减少碳排放的战略，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工程，天然气依然是目前相对环保的能源。稳定德国国内能源价格，北溪二号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在中短期内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压制俄罗斯同时保持能源价格稳定，是新政府面对的难题之一。作为普京私人好友的智库研究员默克尔，能够从政策分析角度，为新政府提出处理对俄关系的建设性意见，帮助新政府把控对俄制裁力度。

除了进入智库，进入商界和企业也是不错的选择。默克尔任期内，对德国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进行了大力扶持。同时，在德国制造业在全球单一市场的布局中，中国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优势在后疫情时代更加明显。以德国龙头车企大众为例，大众集团2020官方报告称，2020年虽然遭到新冠疫情冲击，但是中国市场的快速复苏，是集团稳定利润的关键。可见，稳定中德关系和中国市场，对德国制造业的盈利有决定性作用，德国制造业有能力成为中德关系的“压舱石”，这一切，离不开默克尔16年来对中德关系的苦心经营。投桃报李，委任默克尔作为德国汽车协会或者德国商会主席、亦或者是制造业企业战略顾问等，对于默克尔本人而言，这是一项并不繁重但是能获得丰厚金钱回报的工作；对于德国制造业企业，也能找到一位合格的代理人，对新德国政府开展游说，要求德国稳定对华关系，维护德企在华利益。

以上仅讨论默克尔完全退出政界的情况，鉴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年上半年有连任压力。今年年底到明年4月法国产生新政府这半年内，欧盟很难推选出一位接替默克尔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可能形成权力真空。届时，如果欧盟需要，默克尔恐会身不由己，不得不继续她的政界生涯。如果默克尔再度出山，她的角色定位应是在德法新政府确立对欧盟有效领导之前，凭借默克尔自身的政治威望，尽量避免欧盟内利益集团冲突扩大化，削弱欧盟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默克尔复出的目的在于发挥影响力而非执政，因此她需要一个比德国总理更能施展影响力，但无需事无巨细过问的职位。德国国内由于执政党更替，她在德国政府内的发挥空间可以预期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下，出任欧盟的职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在欧盟层面，对外代表欧盟的职位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为前德国国防部部长冯德莱恩，任期为2019至2024年。根据欧盟惯例，欧盟元首的职位一般不会由同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连续担任。而且到2024年，新的德、法政府预计已经成型稳定，不太需要默克尔出面救火。相比之下，欧洲理事会主席一职对于默克尔复出会更加实际。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是前比利时首相米歇尔，任期两年半。米歇尔的第一个任期将在2022年6月结束，届时新一届德国政府刚刚开始运行，法国则刚结束4月进行的总统选举。如果马克龙落选，那么在6月邀请默克尔复出，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她将从欧盟层面向德国和法国的新任领导人传授领导欧盟的经验，确保德法在欧盟的领导力。对于我国外交而言，在德法政府未来政策偏好尚不明确的情况下，默克尔担任欧盟元首，有助于我国和欧盟之间保持一个稳定的对话渠道，避免我们“不知道该给哪位欧洲领导人打电话”的尴尬局面。但是，这份提案的最大阻力反而在法国。一旦默克尔出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将形成两个欧盟元首位置均由德国人担任的情形。如果德国不能向法国确保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许诺，即使冒着短期内欧盟影响力受损的风险，法国人的自尊心也不会允许这样一个有助于德国在欧盟形成绝对领导力的局面。

如果说默克尔成为欧盟元首，会激发新一轮的欧盟内部权力斗争，那么为了把默克尔保留在权力集团内部，委派默克尔担任欧盟某个重要的外交职位会是一个折中的方案。目前欧盟对外关系中，美欧关系优先级最高，但是比较稳定；中欧关系优先级不如美欧关系，但是最为复杂，更容易产生纠纷；俄欧关系非常重要，关乎欧盟的主权安全，但是凭借欧盟对俄罗斯的绝对实力优势，处理难度并不高。因此，委任默克尔担任欧盟驻华大使，对内能够避免各方利益冲突，修缮欧盟对华形象，有效传达欧盟对华政策；对外，默克尔也更容易被我国接纳。她担任欧盟驻华大使，有助于协助中欧高层，稳定中欧战略对话渠道和保持信息畅通，是中欧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无论默克尔个人意愿如何，德国、欧盟、以及欧盟重要的外交伙伴，在短时间内都很难摆脱默克尔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和走出默克尔执政风格阴影。对我国对德外交而言，我们也习惯了默克尔所代表的德国政治稳健派和她倡导的互相合作的中德关系。如果默克尔未来能继续在中德政治、经济、人文交往中发挥余热，我们自然欢迎。同时，我们也要做好新的德国政府和欧盟内部势力对默克尔政治遗产进行清算的心理准备，准备好中德、中欧关系走向紧张的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