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猛:基于贫困类型和扶贫政策演变的后扶贫时代文化扶贫方略选择
2021年07月19日  |  来源:国际研究学部  |  阅读量:2554

中国扶贫70余年成绩斐然,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并将其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文化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且持续的减贫功能。文化扶贫意在“扶人”,将“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有效结合,并逐步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上述转变是当前我国从注重减贫速度向更加注重脱贫质量转变的必选项。

一、准确把握中国贫困类型的动态转变

新中国成立70余年以来,中国贫困类型经历了普遍贫困-农村贫困-区域型贫困-特殊群体贫困-潜在和反复性贫困五个阶段,扶贫目标实现从单一贫困到多元贫困、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降低存量到控制增量的转变,呈现出由面到线、由线到点、不断聚焦、精准打击的特征。从文化角度来看,贫困类型经历了从总体愚昧落后、消极无为到部分“因愚致贫,因贫致愚”的恶性循环,再到少数不求更好、只求温饱以及“等、靠、要”等懒散怠惰的特征演变。

(一)建国初期的普遍单一贫困

从文化扶贫的角度看,这段历史时期采取的是直面普遍贫困、破旧立新的文化建构范式,正如毛泽东要求“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贫困

在此期间,文化功能在扶贫工作中被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在贫困地区得以建构和巩固,但受物质优先、文化辅助扶贫基调的影响,“越穷越没文化,越没文化越穷”的恶性循环问题在农村贫困地区仍然十分突出。这体现出当时我国贫困范围已经由普遍向局部转变,呈现出愚贫共生、互为因果的特点。

(三)改革开放中期的区域型贫困

这一阶段扶贫工作聚焦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代表的区域型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和文化活动匮乏直接致使贫困地区人口普遍存在贫困的知识、贫困的思想、贫困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而这一阶段我国贫困正逐步由经济外延式表征向文化内涵式表征过渡,内生动力不足逐渐成为主要的贫困致因。

(四)新时代初期的特殊群体贫困

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滞后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短板,只有专门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扶贫才能加快弥补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历史欠账。文化扶贫能够帮助贫困人口转变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在巩固物质层面脱贫的基础上消除多维贫困。十八大后我国贫困人口生存所需已大幅度得到满足,转而拓展至教育、医疗等更加高维的生活诉求,其中文化功能在减贫中的定位也实现了由次要、辅助性到核心、主体性的转变。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潜在和反复性贫困

未来贫困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重点解决农村贫困向城乡减贫融合转变,贫困状态将成为动态可变而非一成不变,致贫因素将变得更加内化和复杂,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等现象反复出现,这预示着相对贫困已取代绝对贫困成为贫困群体的主体,而思想观念、劳动技能、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距将导致相对贫困人口长期存在。这意味着在后扶贫时期,文化扶贫将成为巩固扶贫成果,遏制返贫的关键和根本,文化因素将在长期持续的脱贫工作中发挥持久作用。

二、深刻理解中国扶贫的阶段性政策措施

纵观70余年扶贫之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针对贫困表现出的各类阶段性特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扶贫政策,旨在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最终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不论从时间和空间划分,还是根据扶贫理念演进和目标确定划分,中国扶贫政策呈现出及时创新、不断聚焦的连续性特征,具体总结为:

(一)探索阶段(1949-1977):全国平均式扶贫

新中国成立后处于全面贫困状态。建国初期减贫的根本任务是如何让人民群众吃得饱饭、穿得起衣,让人民群众实现生产生活上的自给自足,给人民群众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这一时期,由于政府采取促进整体性经济发展的措施来缓解贫困,尽管在短期有所成效,并起到了一定的救急作用,但这种平均主义福利模式助长的大量“搭便车”行为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受挫,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导致贫困问题没有得到实际解决。

(二)改革阶段(1978-1985):农村自发式扶贫

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之前减贫政策的总结和反思,明确提出要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的“涓滴效应”。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坚持物质优先、文化辅助的扶贫基调。1985年底,在大力解决贫困人口物质需求的同时,中央也直面农村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和文化活动匮乏的短板,明确要“重视贫困地区的教育,增加智力投资……”可见,这一时期我国在对前期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解决贫困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改善贫困地区文化现状进行了相关重视。

(三)提升阶段(1986-2012):区域救济式扶贫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尽管农村贫困得到有效缓解,但相较于城市经济和工业企业规模迅速增长,依靠农村自发式扶贫效应逐步弱化,进而形成了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于1986年应运而生。2001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首次提出要“以贫困乡村为基础”,还明确指出:“强调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是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村级扶贫政策有效提高了扶贫资金的利用率,加之东西部协作扶贫等多种措施并举,显著提升了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

(四)冲刺阶段(2013-2020):精准打击式扶贫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其理念是在总结了过去扶贫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符合当时国情的有效方略,不仅将扶贫对象细化至户,同时也根据不同的“贫根”尤其是针对内生动力不足逐渐成为主要的贫困致因开出了相应“处方”。2015年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针对精准扶贫提出了具体要求,且明确了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实施范围、具体措施,这是我国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顶层设计,也是指导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行动纲领。

(五)巩固阶段(2021年至今):全面开发式扶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相比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群体动态性更强,管理难度更大,对统计监测、反贫困政策制定和实施都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巩固之前扶贫成效的同时,应切实做好相对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这对切实建立起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顺利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巩固脱贫攻坚期取得的宝贵成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纵观建国70余年的扶贫历程,我们党一直坚持不懈的反贫困斗争,扶贫理念与方式的演进过程体现着中国扶贫道路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渐进治理、不断聚焦、差异对待等显著特征。但不论在哪个阶段,扶贫思路都离不开如何激发贫困地区和人口劳动积极性这一内在诉求。面对当前扶贫工作新形势、新挑战,这些特征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如何激发相对贫困地区和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成为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举措。在激发贫困地区和人口积极性的工作中,需要在物质扶贫的同时,加强精神层面的扶贫力度,做到物质扶贫托底、精神扶贫助力的组合措施,这势必需要充分发挥扶贫中的文化作用。

三、充分发挥文化扶贫在高质量脱贫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文化扶贫是一种发挥“以人为本”的制度优势、激发贫困人口内心能动性为宗旨,其核心是依托文化因素,发挥贫困地区文化资源优势,提供更加包容的发展机会,并不断提高贫困人口整体素质,转变落后思维方式,激发脱贫致富愿望和斗志,进而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扶贫方式。因此,充分发挥精准扶贫中的文化驱动力作用将是实现新时代高质量脱贫任务的有效举措,同时也是彰显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具体表征。

(一)文化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必然选择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文化扶贫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发展贫困地区以独特文化资源为核心的特色文化产业具有经济、社会双重效应。因此,政府应该发挥有效引导作用,在守住民族核心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做好贫困地区的文化产业扶贫工作,有机地将民族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传承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二)志智双扶——激发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

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内生动力是实现其持续、稳定和高质量脱贫的前提条件。文化扶贫的前提在于扶志。因此,通过“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的手段切实推进文化扶贫,就要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提高贫困人口素质,转变落后思想观念,纠正安贫和懒贫心理,极大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脱贫攻坚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要让贫困人口建立“我愿、我能、我荣”的思维,意识到“幸福不会从天而降,而是奋斗出来的”。

(三)精准包容——构建“能力+机会”的有效互动

高质量脱贫不仅要求贫困人口“吃得饱、住得暖”,而且需要满足其同广大人民一同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诉求。文化扶贫的基础在教育,关键在技能。“五个一批”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这意味着通过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教育事业均衡发展,提高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优化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是实现脱贫的有效手段,也是真正从思想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选项。

同时,要想扶贫政策更加包容,除在能力上进行扶持外,还要以此为基础,通过与信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措施相结合,为贫困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创业机会,实现多层次资源支撑和保障。文化扶贫要充分发挥文化驱动力作用,通过文化宣传、资源推广等手段,提高外部地区对贫困地区优势资源的认知,减少贫困地区内外信息阻碍,为贫困地区引进与自身优势资源相匹配的产业或为获得更多金融支持就地设厂设岗提供机会,并且还可以依托互联网将贫困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展示给外界,使产品“销出去”、消费者“走进来”。

(四)重塑新风——摒弃“陈规陋习”的思想桎梏

“脱真贫、真脱贫”要求不仅在物质上解决贫困人口存在的落后问题,同时也需要在贫困人口思想观念上下功夫。相较其他地区,贫困地区地处偏远,社会文化相对封闭,群体之间、代际之间在思想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共性,陈规陋习之风犹盛,移风易俗亟需得到有效实施。

一方面,重消费、轻积累成为阻碍脱贫的内生阻力之一。受长期发展水平制约,贫困人口为了维持生计,绝大多数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形成了“重生活消费,轻生产积累”的生活方式,而封闭的生活和自然环境进一步将这一观念强化并固化。另一方面,不负责任的婚姻观和生育观使贫困家庭返贫成为可能。当前,贫困人口组建家庭本属不易,但在农村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和城乡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双重影响下,贫困地区适龄婚配女性稀缺,骗婚、跑婚的现象屡禁不止,从而使因婚致贫成为贫困治理中的难题。贫困家庭将子女赋予经济属性,导致“重男轻女”、“重量不重质”等观念根深蒂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困家庭脱贫难度。

因此,文化扶贫更应该通过发挥文化作用,在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纠正过去传统封闭的生活观念,逐步引导贫困人口树立负责任的婚姻观、生育观,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在贫困地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吹散陈规陋习的不良之风。

四、结语

文化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扶贫思想的必然选择,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的主线和核心主题。高质量脱贫意味着要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提高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真脱贫、脱真贫。现阶段,中国脱贫攻坚的重心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政策也相应由物质扶贫向物质与精神双扶贫,且精神扶贫更为重要得阶段转变。因此,文化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消除相对贫困的内生因素,需要以“准、狠、稳”的思路,精准扶持、增加力度、稳步脱贫,与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相辅相成,构建高效的长期扶贫机制,助力高质量脱贫。

(郑猛,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摘自《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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