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山 石俊:黄河文明的理论思考与战略构想
2022年01月20日  |  来源: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  |  阅读量:3058

[摘要]黄河文明既是中华民族早期自身蓬勃生长的成果,也是与其他各类文明竞争碰撞、汇聚交融的结晶。在新时代国家文化体系建构和国际文化传播等重要工作的开展中,黄河文明的底色并不浓厚,其特色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重新梳理新时代黄河文明形成发展的机理、描述新时代黄河文明复兴战略构想,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统研究梳理黄河文化发展脉络,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新时代黄河文明的复兴有赖于复兴黄河文明的核心价值。黄河文明的核心价值丰富多元。本文以黄河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组成部分的中庸之道为例,探讨黄河文明复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充分挖掘和实现黄河文明的时代价值,基于对新时代黄河文明复兴的理论思考,作者特别提出以下三个复兴黄河文明的战略建言:(1)把黄河文明作为主体大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大力挖掘黄河文明的价值内涵,黄河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对中华文明复兴、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建设的时代价值。(3)推动黄河文明从贡献者向引领者的转变。

[关键词]黄河文明;中庸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天下为公;国际传播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对黄河文化做出科学定位。他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1]黄河文明既是中华民族早期自身蓬勃生长的成果,也是与其他各类文明竞争碰撞、汇聚交融的结晶。在新时代国家文化体系建构和国际文化传播等重要工作的开展中,黄河文明的底色并不浓厚,其特色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我国学者对黄河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理应发挥的作用重视不够,国外研究者也低估黄河文明在全球文明交融中的积极作用。因此,重新梳理新时代黄河文明的理论体系、确定黄河文明战略构想,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意义重大。

一、研究缘起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黄河”为关键词搜索,以2021年11月1日为时间节点共获得68376条收录文献,可见各个领域的学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度较高;再以“黄河文化”“黄河文明”为关键词分别进行搜索,只有1667条收录文献,占以“黄河”为主题研究总数的2.44%。从时间上来看,2007年以前学界对于黄河文明的研究处于平稳状态,每年发文量保持在50篇左右,第一次微幅增长是在2008年,因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学界对中华传统文化、黄河文明的关注度有了明显提升。第二次研究热潮从也是从近两年开始逐渐凸显,尤其是2020年学术论文发表共有307篇,占总研究比重接近五分之一。由此可见,随着我国近几年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和创新战略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野重新回归到黄河文明的核心圈层中,试图寻求助力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知网搜索文献的内容看,当前我国学界关于黄河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以宣传地方旅游资源为目的的文化遗产开发研究,以弘扬城市品牌为目的的黄河文化资源研究,或对比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异同点和以 “黄河文明与一带一路”与“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总的来说,当前研究成果对于挖掘、保护黄河文明贡献了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对黄河文明内涵阐释呈现出既有重叠又多有差异的现象。这一现象折射出当前学界对我国黄河文明的研究缺乏共同的理论架构以及宏大的叙事框架。主要原因是学界研究力量相对分散,既包括对本土区域过分关注而忽略黄河文明整体观,也表现在缺乏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与对话。

(一)陷入本土区域的茧房性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从国别史、区域史的角度研究文化,在齐鲁文化、关中文化、楚文化、闽台文化等区域模块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区域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此同时,学者们各自醉心于对本地区文化深度与广度的发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地域边界的限制,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具体文化现象的考证和描述,而忽略了对黄河文明价值整体层面的思考与提炼。黄河横跨中国众多省区却被分割为若干区域单独研究,有学者甚至将“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或“河洛文化”等概念相互混同起来。这一现象对学界整体把握与理解黄河文化的内涵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认为,区域化研究固有其重要意义,但在肩负弘扬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任务的关键时期,如何确立黄河文明的精神谱系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空间上虽涵盖众多区域,包括了草原游牧、农耕等多种文化类型,但其本质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如果各地陷入黄河文化资源切割式争夺战,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对黄河文明的整体认知和有效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更谈不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和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文化自信的建立。黄河文明的价值提炼必须建立在坚持整体与部分统一、全流域与分河段统一和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统一的基础上。

(二)缺乏与国际视野的勾连及想象

江河流域承载并见证人类发展变迁的浩荡历史,全球环境变化与经济一体化深刻影响着流域经济系统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近年来,黄河流域作为我国境内陆路的重要空间载体和核心腹地,其逐渐开放的经济取得了较快增长,但黄河文明对外宣传推广方面的潜能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突出的不足表现在我国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与国外受众接受“中国故事”之间处于悬空状态,即我们各大海外媒体打造的国际平台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传播的效力,或只传播到海外政府、精英阶层,而没有真正触及广大民众,更没有建立起平等、有效的国际对话环境,对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目标还有相当距离。相比之下,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莱茵河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莱茵河口就建立了具有防御性质的沿海聚落。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莱茵河与美因河、多瑙河共同形成了现代欧洲内陆跨流域的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以金融为中心的阿姆斯特丹港和以贸易为中心的鹿特丹港扮演流域下游“双城记”,保障了莱茵河流域沿海港口群开放带动功能[2]。莱茵河流经各国借助经济上发挥的联动效应,在文化旅游领域也积极开展合作,打造 “沿着莱茵河游览”的精品旅游线路,莱茵河因蜿蜒于欧洲各国,流经之地涵盖欧洲文明的腹地和精华,或人文自然,或古典现代的风景因莱茵河而展现在世人眼中。受此启发,黄河沿岸地域文化一脉相承,地方特色突出、历史价值巨大。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提高黄河流域文化的国际知名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黄河文明发展理论研究

自古以来,黄河流域在古都见证的王朝兴衰、谷物农业的持续性产出以及延绵不绝的风俗文脉中掌握着绝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从文化生成逻辑来看,黄河文化不断丰富、壮大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中庸之道作为思想核心的儒家文化对黄河文明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儒家文化内涵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心灵的和谐统一,即“人我合一”的精神价值。本文关于黄河文明的理论思考,便是以中庸之道为突破口,探究黄河文明与其在文明交融中的内在关联与价值所在。中庸之道作为黄河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内外新儒家和当代儒学大家的高度共识。这些学者包括但不限于钱穆、杜维明[3]、张立文[4]、李晨阳[5]、王泽民[6]等。笔者认为,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就是黄河文明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称为中庸之道。正如陈来所说:“从汉至唐,崇仁,贵和,尊礼,利群,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7]当然,黄河文明的核心价值不限于中庸之道。它还包括兼容并包,多元一体,知行合一,智勇双全,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天下情怀等。

(一)黄河文明

在中国,文明和文化都是古老的词汇,只是在近代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文化”是人类社会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文明”和“文化”的概念比较相似,更偏向一种近代的话语表达。在本文中,黄河文明与黄河文化都映射着不同历史阶段先辈与后代在黄河流域通过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造与改造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故本文将黄河文化与黄河文明作为相近概念交叉使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扎根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蓝本,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明作为“根”,可以理解为它是中华文明在空间意义上的起源。纵观中国历史,中华古代文明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基本上在黄河流域范围内。因此,“根”的第二层含义也特指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地位象征,能对促进中华大地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发挥凝聚作用。黄河流域既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早在旧石器时代,陕西的蓝田猿人和大荔猿人就活跃在黄河流域,后来,又发展了齐家文化和仰韶文化,成为较早的黄河文化代表。进入文明社会后,黄河流域出现了夏、商、周、秦、齐鲁文化,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黄河文化逐渐吸收北方的游牧文化,融合其他地区文化,并主动向南方地区扩展输出,最终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8]。黄河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就“魂”而言,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与价值观念所在,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信仰的主要来源。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场所,以黄河文化为主体,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自夏朝至北宋,长达三千多年时间,历代王朝大多是在黄河流域建都。沿黄古都同时见证政治统一、经济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的繁荣。黄河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凝聚了中华大地的文化精华,并通过丝绸之路走遍天下。同时,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黄河精神也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中华儿女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既创造了美好生活,也形成了踏实肯干、天道酬勤、坚韧刚强的优良品格,在洪水、地震、疫情等天灾面前奋勇向前,战胜艰难险阻。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体,其主体性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和对外交流的文化主轴。

(二)中庸之道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作为其核心内容的中庸之道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中庸”一词最早源于孔子的《论语》,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给予中庸之道极高的评价。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其“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万物一体”的生命关怀意识,在实质上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蕴涵着华夏民族热爱自然与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文化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仅强调自然生态,更注重社会人文生态和身心生态,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心灵的和谐共生共存[9]。从抽象意义上来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体现。这种观念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是整个中国文化系统的共同特征[10] 。

由此,中庸之道在“自然、人、天”三重境界与黄河文明产生了本质的内在联系。首先,二者在自然层面都提倡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中庸之道主张顺天命,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黄河流域自然景观壮丽秀美,构成了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但同时也存在水旱灾害等问题。因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造福人民是黄河文明的首要任务。受中庸之道自然观影响的“敬天保民”观念也在黄河文明中延续至今。其次,黄河文明与中庸之道都强调人的主体性。中庸理念的核心是以人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大发展的统一。黄河文明的精神内核赋予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优良品格,既保持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又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最后, 二者都倡导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黄河文明广大无私、广阔包容的特质不仅是对天的敬意,也是对 “民意为天” 的引申表达。中庸之道强调宇宙对万物的包容,如《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至诚至善,才能通晓天地,化育万物。

回归到文化生成的逻辑关系中,中庸之道对个人德行的提升,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改造,对社会政治秩序的规制都来源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与反思。换言之,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是黄河文明精华的积累和沉淀,是中华儿女与自然、与社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精神。这样一种自然质朴的天人和谐观念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有机整体的宇宙和谐观和天人合德的伦理型文化传统。它是世世代代创造和凝练的结果。

三、黄河文明与中庸之道“存与共存”的关系阐释

一个独立发展的民族,必定会有相应的文化观念、文化建筑等元素与其同步成长,随着历史的前进, 这些文化要素便凝结和升华成深厚的民族精神,贯穿民族发展的实践中。如前文所述,黄河文明与中庸之道在微观的人本价值、中观的社会关怀以及宏观的宇宙态度中表现出本质逻辑的一致性。虽然各自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精神洗礼,有消有长,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二者在不断的互动中形成“存与共存”的关系图景。“存”是指黄河文明与中庸思想都有成熟的思想脉络和扎实的文化根基,“共存”是指黄河文明与中庸思想在形成过程和思想内核上保持紧密的因果关联。作为“因”,黄河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系统,是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具象的、历史的真实体现。作为“果”,中庸之道是黄河文明凝练出来的宝贵经验与理论升华。黄河文明为儒家思想宗法、礼乐等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诞生与成熟的土壤,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理想的生活方式、治理模式与生存之道。放眼全球,在当前西方大国推行霸权外交、强权政治的复杂国际局势中,中庸之道作为中国智慧,理应成为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国际关系的重要参照。

黄河文明的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甚至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运行逻辑。同时,中庸之道也在此过程中发挥其“反哺”的作用。在黄河文明的复兴之路上它仍将会发挥重要力量。本文综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参照西方文明基本逻辑,黄河文明与中庸之道的关系发展脉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二者均处在较为低落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黄河文明与中道思想逐渐被重视,缓慢复苏;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这一时期民族认同不断上升;第四个阶段从奥运会举办一直到当今时代,黄河文明和中庸之道等文明和思想形成多元共处的格局,并在时代浪潮中激发新的生命活力。总体来看,黄河文明与中庸之道的发展脉络处于“共生、共长、共存”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去中心化

第一阶段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在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先起源于外部因素的破坏。19世纪前后,西方正在或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在经济上,西方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抢占中国丰富的原料和资源,甚至妄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科技、工业、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为西方思想家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优越性,他们大胆宣扬种族优选理论,尤其表现在文化领域则是“西方居于世界文明巅峰”的论断。这一时期的中国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肆意掠夺,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的警戒,同时对比西方工业国家的先进与强大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两千年来深入中国人思想的“华夏中心”优越感和“黄河文明”自豪感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发生了动摇。黄河文明被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排斥到意识或社会的边缘。黄河文明不再发挥其文化中心的功能。与此同时,儒学经历了从汉代以来最酷烈的洗礼。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革命者彻底看破了清政府的懦弱与无能,他们对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子以及儒家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专政统治进行猛烈批判,引发了儒学的全面衰颓。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来,儒家是小农经济体制与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其代表的文化思想过于封建和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完全没有能力拯救国家。由此,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从中心退缩到边缘[11]。从某种程度来看,为了革命的需要否定了中庸之道是当时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过激反应。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思考和思想准备,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辩证地来看,这也可理解为对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追求前进的考验。

(二)文化认同与缓慢复苏

第二阶段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 人们获得了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使老百姓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民的根本权益得到保障$其次,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有效提升。在短时间内,中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性地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征程。同时,文化艺术界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这些文艺作品不仅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更凝结了民族成员的内心向往和内心承诺,以及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这种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被不断加以保持和创新发展,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崛起的强烈愿望。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经典的文艺作品,继续成为这一阶段加强中华民族身份建构叙事框架的重要文本,为社会各阶层群体赋予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激昂的旋律还是鼓舞人心的歌词,都彰显了一种情感、思想和身份的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12]。这种同一性是人们社会热情和传播动力的源泉。

这一时期中庸之道也开始逐渐复苏。一群投身书斋的知识分子, 尤其以海外华裔知识分子为主推动发展的新儒学迎来了新阶段。他们坚守多元文明观,坚持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 坚信儒学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主张重新评价儒家思想,深入挖掘其积极的思想观念, 为我所用, 且在方法上有 “中体西用”的痕迹,在吸收西方哲学文化精华的基础上, 探究儒学的真正价值。在国际交流实践层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政策也体现了一定的中庸之道思想。例如强调“平等” “尊重”“合作”,把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当作关键点,不仅使我国从西方封锁中成功突围, 还很快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

(三)民族自豪感的提升

第三阶段指改革开放到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爆发,美国一直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目的是将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大国的强压下,我国开始通过主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以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成为展示和平崛起的中华文明的历时性转折点。北京奥运会从开幕式表演到赛事举办,无不通过中国文化元素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在开场环节,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吟诵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诚挚欢迎。紧接着,“孔子三千弟子”高诵“四海之内皆兄弟”宣扬着儒家“和为贵”的仁爱精神。此外,在各个赛事项目中,中国健儿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辉煌成绩,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合和中道”的思想精髓。在这关键时期,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实现了从“中国文化”到“文化中国”的理念转变和文化建设。黄河文明这一次的完美亮相,极大提升了国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期,展示我国壮丽山河、民族文化的宣传片也成为此阶段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外国民众对中国印象的显著改观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四)文明复兴

第四阶段则指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至今。这一阶段全球化、网络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互联网基础建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各个领域开始深入应用,“互联网+”不断推动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带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赋能与升级。基于国情发展使命与环境作用,黄河文明与儒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激发自身新生,并与各种文明和思想形成多元共处的新格局。从这一阶段开始, 黄河文明正式告别了一种由西方文化、技术和资本主宰着的旧文明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历史传统、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理论、制度和道路优势的文明新形态,并始终坚持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仁义”“和合”文化。正如习近平主席2018年7月10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所倡导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各国应相互依存、 休戚与共,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协和万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为公”源自《礼记·礼运》,是儒家对“大同世界”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承“天下为公”的中华文化基因, 彰显“共赢共享”的治理理念,贯穿“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蕴含“和而不同”的伦理思想,体现“求同存异”的包容精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学术界对于新时期黄河文明与儒家思想的研究也越发活跃和积极,认为中庸之道是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之一。这提醒我们要用新时代的视角重新理解儒家思想,在当前中国新文明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将黄河文明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维度延伸升华,向世界分享中国智慧。

四、新时代黄河文明发展战略构想

不同的民族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不同时代又铸就了多元的文化特征。五千年的文明史在黄河流域留下了无数文化宝藏,无论是思想观念、民俗艺术,还是历史建筑、村落器物都成为学术研究、文化传承、信息传播等方面的丰富资源。当前,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黄河文明逐步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结合并交融,不仅会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深度的修复,也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应运而生出新的时代意义[13]。因此,我们对新时代黄河文明发展的战略构想,不单纯是恢复旧的黄河文明,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重建与创新,尤其是实现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性转化和空间意义上的国际化延伸。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14]。这一指导思想与儒家中庸之道倡导的“中正”“ 平和”思想同心合一,指明了新时代文明复兴的理论与实践支撑所在。

(一)作为主体: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黄河文明是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从价值观层面看,黄河文明的核心、内涵及典型特征无一不始终贯穿着“和”字。“天人合一”“ 尚中贵和”既彰显了黄河文明最高的价值准则,也阐释了儒家“人与天地、自然的‘共生共存’,人与社会的‘修齐治平’,人与人的‘守望相助’以及文明之间的 ‘合而不同’ ”的核心思想。简言之,以黄河文明为根基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观念表达和社会认同符号。但是在当前后工业文明、人工智能、智慧经济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黄河文明的“概念” 和“思想”占据着主流却不主动的位置,其文化内涵对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实践似乎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人民群众大多也并未主动参与到黄河文明的传承、传播中。因此,本文认为,文化传承、文明复兴不仅是政府单方面在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而且是在顺应国情民意的基础上与百姓赖以生存的环境构建精神和物质上的对话。通过充分尊重真实存在的人、自然、天地的存在价值,才能创造生生不息的文明形态。

任何一种文明的创新都离不开内在张力关系的博弈与互动。黄河文明现代性转化的根本动力首先源于其自身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发挥。中华文化是尚“变”的文化,其文化演进强调创新性。陕西黄陵县围绕黄河文明的一大亮点——黄帝文化,做了深入研究,长期策划举办富有广泛影响力和感召力、凝聚力的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此外,自2016年开始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黄帝祈福大典,在海外华人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本文第一作者应邀参加了2018年全球华人新年黄帝祈福大典黄帝文化论坛。元旦零时零分,现场的“龙魂钟”准时敲响五十四响,寓意将美好的祝福传遍五洲四海。这些文化活动加深了对黄帝文化、黄河文明的认识,加强了对黄河文明的认同, 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2021年各大卫视的春节晚会相继“出圈”,引起了人们高热度的讨论,尤其是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舞蹈生动地展示了大唐盛世和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最夺目的演员造型灵感来自河南博物院里的一组乐舞俑,一时间河南博物院也频频登上热搜,博物院的文创产品赢得网友们的喜爱。紧接着河南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举办了以“黄河畅响”为主题的晚会,以及黄河文化主题创作展、原创歌曲作品征集、出版-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河南使命.等文艺作品、著作和学术活动,以强烈的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发扬黄河勇往向前的精神信念和时代价值。河南一系列活动的爆红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国内社交媒体对“河南卫视出圈”“河南卫视审美顶级”和“传统文化节目好看在哪”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事件将网络上各类“趣缘社群”和盘托出,那些由青年人组成的、基于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汉服社群、中国风社群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他们追逐潮流、新科技,也愿意身着汉服行古法之礼、在直播间为非遗带货。这些年轻人凭借网络赋予其生产者的身份和权利自由地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创造,主动、积极地参与文明的延续和传承。在这群所谓Z世代传统文化爱好者、研究者眼中,汉服、非遗、古风流行音乐等其他类文化产品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年轻一代作为参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油然而生的自信。上升到国家层面,则需要更宏观的政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2021年6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推进活动上发布10条黄河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包括中华文明探源之旅、黄河寻根问祖之旅、黄河世界遗产之旅等主题线路。通过 “文化场景化、场景主题化、主题线路化”的设计,全面展示真实、立体、发展的黄河流域,塑造“中国黄河”整体形象[15]。这也是政府从传统文化挖掘、促进文化消费等方面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作为价值取向:从中华文明的根与中华民族的魂到世界稳定和平之锚

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重要性后,还要求学界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复兴黄河文明的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将新的中国实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行动部署。作为学者的学术性回应,本文较为系统地论证了中庸之道是黄河文明的根本价值。本文认为,中庸之道不仅诞生于黄河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也决定了黄河文明的特性。中庸之道不仅引导了黄河文明向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升华,也影响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中庸之道不仅是认识理解当今中国和平崛起的钥匙,也已成为当今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的价值基础之一,正在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价值支撑。

黄河文明的时代价值不只有中庸之道,从黄河文明里可以挖掘出很多时代价值[16],包括开拓创新精神、人文主义、民本主义、中庸之道、勤奋节俭精神和协和天下精神等,并将为黄河文明的复兴、中国民族的复兴,乃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做出贡献。

(三)作为方法:从贡献者向引领者转变

黄河流域是中国的“能源流域”,水能、煤炭、天然气等资源是黄河流域的宝藏,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黄河流域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关键区域和重要腹地,在连接欧洲、西亚等地的产业发展和物资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文化层面,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来自异域的文化先后传入中国,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开花,黄河文明因此也更加包容开放、丰富多彩。在漫长的历史中,黄河文明是一个全面完整的系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出能量,如儒家思想倡导的“博施济众”和“勤劳谦逊”的奉献精神一般,黄河文明的仁爱品质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秩序,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文明的视角看,黄河文明复兴既是其自身面临新的机遇所必要的方向调整,也是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由贡献者向领导者转变的过程。作为历史的主体,黄河文明始终蕴含着“天下大同”的世界大局观, 是超越了不同文明文化界限、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差别的世界观,它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和平友好关系,也是对全球文化、国际秩序合理化的表达。从“天下大同”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以贯之地体现了黄河文明对构建美好世界的倡导和规划。我们推崇造福全人类的“共同体”价值观,反对封闭,反对霸权。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全球文化的相互借鉴、交流与融合越来越需要全人类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认可的共同价值观作为指导。但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化无一例外地受二元思维的限制,导致其他文明尤其是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受到压制,处在走向衰落甚至衰败的危险境地。因此,一个公平、正义、平等、和谐的世界秩序备受期待。

2021年6月2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到:“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深化国际旅游合作,持续提升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国际认同,创新交流合作的机制、内容和方式,不断完善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我国逐步从国际文化发展的贡献者向引领者转变。”[17]从(跨)文明视角观察,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依靠和平方式崛起并迈向文明复兴引领世界的强国,应当主动承担推动当代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实现新型多元、共商共享、共生共荣的包容性世界新秩序的重任[18]。客观来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使我们从落后贫穷走向繁荣富裕,虽然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位置,但是这种实力与文化话语权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需要我们既要有对外宣讲中国成功之路的自信,也要有直面不足之处、不讳疾忌医的勇气担当。黄河文明作为核心力量,应该坚持一体与多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辩证统一,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实现新型多元、共商共享、共生共荣的包容性世界新秩序贡献力量,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构想。

(贾文山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石俊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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