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需要国际领导，但国际领导的赤字由来已久。特朗普总统的当选以及他所主张的“美国优先” 的内外政策让国际领导的赤字问题更加凸显。作者将对国际领导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分析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国际领导的概念以及国际领导的目标、手段、方式、领域、绩效和合法性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作者进而对冷战后美国的国际领导实践进行了简要的评估，区分了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国际领导模式，并指出了各自所存在的问题，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参与国际领导，而是如何理解并进行国际领导的问题。为此，中国应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进型国际领导角色。这一角色将强调国际协作领导、共进领导、吸引领导、赋权领导，以便在积极参与国际领导的供给的同时，避免国际领导等同于霸权或支配性领导的误区、国际领导等同于自利领导的误区、国际领导等同于强制领导的误区以及国际领导等同于包办领导的误区。

  1前言

  一个更具挑战的世界要求更加有力的国际领导，但国际领导的供给正在面临严峻的危机。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已经有学者提出，“国际集体行动出现了严重的国际领导赤字”。用另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在最需要国际合作和多边体制的时候呈现出的却是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体制创建艰难，已有体制低效”。国际领导赤字的出现一方面是由国际领导的供给不足造成的。相对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众多挑战如地区安全、恐怖主义、经济振兴、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国际社会未能提供足够的问题解决方案。国际领导赤字的出现也是现有国际领导错配的结果。冷战后，美国及其西方伙伴把持了国际领导的供给。但是基于其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理念，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一些领域内的错误和过度领导非但未能解决世界上的一些关键挑战，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美国在世界上推广经济新自由主义，要求放松管制，结果带来西方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反恐战争和人道主义干预军事行动，催生了数个“失败国家”，让极端恐怖主义势力乘机坐大，并在欧洲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潮。国际领导的另一个错配是主导国家未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力量格局改革已有的国际领导体制，让新兴大国在体制内外充分参与到国际领导的供给中来。

  特朗普总统的当选似乎将进一步加剧国际领导的危机，一个更加内向和唯我主义的美国从过度和有缺陷的国际干预转向战略收缩，虽然可以消弭部分原先美国错误领导的弊病，但同时也将减少美国先前对国际社会所承担的积极责任，如对自由贸易的坚持和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贡献等，这将从另一个极端构成对国际领导的挑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国家封锁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局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此后２０年，中国的对外战略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命题。今天，中国国力已今非昔比，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也注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国作为东道国主办了二十国集团（Ｇ２０）杭州峰会。习主席在峰会上谈道：“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面对国际社会对二十国集团、对杭州峰会的期待，中国希望同各方一道，推动杭州峰会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在保护主义色彩浓重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习主席出席了２０１７年１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在阿米塔夫•阿查里雅（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看来，习主席的讲话“谴责保护主义并捍卫全球化，这表明中国给自己的定位是填补特朗普政府可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

  笔者认为，中国是否承担更多的国际领导责任应该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中国已经在进行国际领导。而且，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领导作用将更加期待。所以，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将怎样领导，扮演一个怎样的国际领导角色。本文将对国际领导的现有研究进行深度挖掘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国际领导的框架。本文也将对美国的国际领导进行评价，并提出中国应该发挥一种新型的国际领导角色，即“协进型国际领导”。

  2国际领导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

  学界关于国际领导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哈克曼（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ａｃｋｍａｎ）和鲁思•韦格曼（ＲｕｔｈＷａｇｅｍａｎ）看来，关于领导概念本身仍缺乏一般共识性的界定，缺少主流研究范式。美国学者奥兰•扬（ＯｒａｎＹａｎｇ）也曾提到：“领导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定义不明，常被误解，还易于在国际事务专业的学者中引起反复的争论。”根据第六版《辞海》里面关于“领导”的界定，“领导”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带领引导；二是指引导、带领社会组织和群体为实现一定群体目标而进行领航导向的过程基本要素包括领导主体、领导客体、领导环境和领导目标等。《辞海》中关于领导的界定实际上指出了定义领导的两个维度———职能和过程，从职能而言是指领导主要是干什么的；从过程而言主要是指领导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角色，是一个引导被领导者实现领导目标的过程。孙祥华则认为领导力是领导者在一定的理念认知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设计，调动和使用有关资源来实现组织愿景和目标的能力，而领导理念、领导机制、执行能力是构成一个国家领导力的三个基本要素。詹姆斯•伯恩斯（Ｊａｍｅｓ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Ｂｕｒｎｓ）把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放在了领导定义的核心：“当具有动机和目标的一些人在与其他人竞争或冲突的情境下，动员制度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其他资源以便激发、接合和满足追随者动机时，对人的领导就发生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领导者和追随者共享的目标。”

  国际领导发生在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在正式的等级制关系缺失的情况下，国际领导比国内领导更加难以把握。奥兰•扬在他１９９１年发表的重要文章中首先对国际制度建构过程中的国际领导进行了界定。他认为，“领导指的是那些力图解决或规避集体行动困境的个人所采取的行动，这些集体行动困境妨碍了有关各方在制度讨价还价过程中追求实现共同获益的努力”。从行为主义和领导人为中心的视角出发，他提出，国际领导可以分为三类：将所掌握的物质性实力转换为制度谈判讨价还价能力的结构型领导、依靠谈判技能来达成解决方案的创业型领导、依靠知识生产塑造其他参与方的认知的智力型领导。

  由于奥兰•扬把国际领导的讨论局限于在国际制度的构建过程，他的国际领导定义较为狭隘。在更为一般的层面，约翰•伊肯伯里（Ｇ．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认为“领导就是运用权力来统筹指挥集体的行动进而迈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里，领导事实上含有两个基本要素———权力和意图：领导不仅仅是权力的运用，它也包含设定一套共同目标或原则的能力，以便一组国家能够以协调或一致的方式来界定并追求它们的利益。因此，领导不仅意味着硬实力的优越，而且还有政治主张的合法性。和奥兰•扬一样，伊肯伯里也提出了三种国际领导：结构型领导、制度型领导和情境型领导。结构型领导指的是物质能力的现有分布使得一些国家有能力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总体形态设定方向。制度型领导是指各国所同意的规则和实践为指导它们之间的关系设定了原则和程序。而情境型领导则更多是一些国家的智慧或者发现机会的能力，来构建或重构国际政治秩序。对于伊肯伯里来说，由于美国物质实力的相对衰落，他特别强调了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制度在维持美国和西方对世界领导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基于美国实力的结构型领导弱化了，但美国的制度性领导仍然稳固地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