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从贸易向产业、科技和金融等领域蔓延，中美渐显脱钩之势。进入2020年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引发需求下降、生产萎缩、贸易受阻、物流中断、失业激增，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巨大风险之中。同时，各国防疫理念、模式及效果的分异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发酵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将本国疫情防范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在新工业革命、贸易保护、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关税”的“贸易热战”、“卡脖子”的“科技冷战”与“压汇率”的“金融混战”相互叠加，使中美经济脱钩风险加剧，中国应对的压力和难度明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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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脱钩领域与供应链转换难度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成本优势逐渐弱化，产业升级带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不断攀升，部分传统产能完成梯度转移是必然趋势。然而，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导致传统产业转移整体提速，在转出方向上，东南亚国家也在较短时期内对国内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形成了一定替代；另一方面，推动了中美产业脱钩向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延伸。

（一）中国对美国出口优势逐步向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升级

根据OECD的标准，制造业可分为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和低产品复杂度行业，而产品复杂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决定的[1]。理论上看，生产成本和产业集聚是影响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的两大因素[2]。一般而言，纺织品、服装与配饰、食品饮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行业因研发投入和专用资产相对较少，产品复杂度较低，产业链较短，生产布局受成本因素影响较大，供应链转移难度较小。医药、计算机及电子产品、交通运输设备、机械、化工、电气设备等专用设备产品制造行业则因产品复杂度高，产业链较长，产业集聚效应突出，供应链转移难度较大。不同行业的供应链转移难度与对美出口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行业的供应链转移难度与对美出口情况（单位：% ）

• 注：行业分类标准基于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的编码。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Galindo-Rueda和Verger[1]整理而得，NAICS分行业出口额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

从表1中可知，近年来，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直接表现为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明显变化。1997年，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等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对美出口占总出口额比重为36.57%，而到2017年，这一比重已大幅升至59.81%，是中国对美国出口最主要的部门。其中，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行业出口占比由1997年的20.84%提高到2017年的36.93%。相比之下，同期低产品复杂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美出口占比由60.46%降至37.62%，纺织品、服装与配饰及皮革制品等中国传统优势产品对美出口占比由25.72%下降为11.38%。这表明，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前，高复杂度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对美出口结构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既是中国比较优势变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出随着国内制造业细分行业不断成长，中国逐步拥有较为完整的制造业门类，产业配套能力增强，供应链体系日益完善，对于高产品复杂度行业的跨国公司具有较强的投资吸引力。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形成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成为全球通信、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等行业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

（二）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受经贸摩擦冲击较大

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中国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出口受冲击较大。根据美国商务部分行业技术专利强度评估结果，美国专利密集型行业集中分布在五大部门，即化工、机械、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电气设备与其他制造业（包括医疗设备等）。而专利密集度最高的前4名子行业均在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行业类下，包括惠普、美光、德州仪器等在内的美国专利数量前10名的公司均高度集聚在这一领域[3]。这些行业是美国先进制造的代表性部门，也是中美博弈下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梳理关税制裁清单可见，5大专利密集型行业在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中总占比达到了80%。其中，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和机械这3大行业占比高达75%。如表2所示，按照广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标准对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进一步分类，结果显示，被加征关税的商品以资本品与中间产品为主，两者占比达73%。其中，约有74%的资本品与64%的零件配件由在华外资企业生产。这反映出在高产品复杂度、高专利密集度的行业，中美之间竞争明显加剧，服务于美国供应链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是美国集中实施关税制裁的对象，且跨国公司所受影响更为突出。正是基于两国这种分工和竞争格局，美国试图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恶化贸易环境，打击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运营的信心，拉低企业的市场预期，诱使相关企业回流美国或转移至他国生产，以重塑美国供应链格局，实现与中国供应链脱钩[4]。 

表2 BEC标准下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的分类情况（单位：% ）

• 数据来源：根据USITC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相关数据测算整理。

（三）中美经贸摩擦的贸易替代效应初步显现

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导致中国输美产品价格上升、关键技术和中间品进口受限，并进一步造成了清单之外产品的产业链联动效应，引发主要经济体对美出口市场份额的动态调整。USITC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5.22%，出口份额回落3.22%，而同期越南、中国台湾、印度和韩国对美出口份额则分别提高了0.66%、0.37%、0.17%和0.17%，这4个国家或地区共计增加1.37%。其中，越南对美出口增速大幅升至34.18%，是增幅最大的国家。由于中国是美国主要进口国中唯一下降的国家，这也意味着越南成为中美经贸摩擦下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替代国。再从细分领域看，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量最大的15类产品均显著下降，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家具及其零件、床上用品、床垫等，道路车辆，发电机械设备等产品降幅较大。在低产品复杂度行业，越南对美出口均有大幅增长。由于低复杂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订单流失具有较高的不可逆性，尽管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早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后者在吸纳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税收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一层面看，中美产业脱钩加大了“稳外贸”的难度。而在高产品复杂度行业，中国台湾、印度的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等产品对美出口增长加快，韩国的交通运输和非金属矿产制品在美市场不断扩大，这些国家或地区分散了中国部分复杂产品的对美出口。

（四）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刺激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向境外转移

尽管中国已在高产品复杂度领域具备一定的产业集聚优势，跨国公司转移供应链势必面临高昂的重构成本，但应该看到，这种较高的转移成本主要发生在企业外迁初期。随着海外产能和物流体系逐步布局到位，跨国公司将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规模经济。因而在供应链脱钩风险下，政府补贴或相应的刺激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意愿，而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成为发达国家推动供应链“内向化”的合理动机。随着疫情快速传播，部分国家以保障食品药品等重要物资供给、维护供应链安全为由，为战略性行业供应链回流和重组提供政策支持。2020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了近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拨付22亿美元专项资金，协助日本企业将制造能力迁出中国，以降低日本对华供应链的依赖。美国随即也推出250亿美元补贴，鼓励本国企业及主要供应商从中国撤出。

鉴于在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是美国最为重视的领域，因而美国供应链转移的目标集中锁定在该类下。通过测算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加征关税产品金额占对美出口额比重，可以估计不同行业遭受关税影响的程度，并以此判断各行业供应链转移的可能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高产品复杂度行业中，交通运输设备行业受关税影响最大，加征关税产品金额占对美出口额比重达到40.74%，供应链对外转移的可能性也最大。机械行业加征关税产品金额占对美出口额比重达到35.29%，同样具有较大转移可能性，而现阶段电气设备、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化工等行业的供应链转移可能性相对较小。 

表3 中国高产品复杂度行业供应链转移可能性分析（单位：% ）

• 注：行业分类标准基于NAICS编码。 

• 数据来源：在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中，占比数据利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清单数据对应NAICS编码整理计算得出。

再看产业转入一端，越南对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的吸引力显著增强。近年来，越南复制中国出口高速增长时期“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同时紧密跟进高水平新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相继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签订《欧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对外开放进程明显提速。中美经贸摩擦下，部分中国企业加快对越南直接投资，2017—2018年共有近20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布对越投资公告，涉及纺织服装、电子元器件、电气机械等国内优势产业。另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和2019年中国对越南投资增速分别达到60%和65%。跨国公司也深耕越南，英特尔、优衣库、耐克、阿迪达斯、微软、诺基亚、佳能、LG、富士康、索尼、三星等跨国巨头纷纷在越南开设工厂，中国国内为这些跨国公司配套的部分上下游企业开始跟随型投资，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外移的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试图通过持续升温的“贸易热战”实现供应链重构并非易事。尽管近年来全球价值链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但在微观层面，受制于成本、质量、稳定性和产业生态等因素，跨国公司重建供应链依然面临种种障碍。寻找新的供应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出规模。即便外资企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外迁一部分产能，仍难与中国供应体系完全切割。同时，随着抗击疫情取得重大成果，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快速恢复，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全球FDI流入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美国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布局带有浓重的单边色彩。凭借细分领域强大的产能、高效的国内分工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国本土供应体系具有强劲的韧性，不仅对外资企业形成黏性，而且对中美产业脱钩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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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脱钩动因与冲击

（一）中美科技脱钩在市场层面存在一定的阻力

客观地看，过去四十余年来，中美已经形成了紧密的技术依存关系。美国在对华为宣布禁令后不久，又允许华为在未来90天内继续与美国供应商开展业务，以防使用该公司设备的移动网络中断，反映出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相互依存的状态。除了操作系统等通用软件对中国保持开放之外，美国高技术公司至今仍高度参与中国的银行、保险、医疗等行业的数据处理和设施运行，这表明中国作为科技产品全球重要市场的价值尚存。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供应链高度融合的今天，中美各自建设一套独立的技术标准和生态系统的成本极高。全球主要科技公司与制造业厂商均已在现行技术标准下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设备和人力，供应链体系及生产技术较为完善，推倒重来风险巨大。因而尽管随着双方博弈加深，中美都有意减少对彼此的技术依赖，但商业领域的利益仍会对技术脱钩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二）美国政府强推中美科技脱钩

为了减少来自商业利益的阻力，美国政府一直紧锣密鼓地为中美“科技割裂”谋化筹备，着手建立法律和监管体系，强化相关领域脱钩的预期，并为市场提供调整时间。早在2018年，美国国会便通过立法，对先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施出口控制，加强对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审查。进入2020年后，中美科技冷战不断加码，美国政府连续采取单方面行动，阻止所谓中国高科技行业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通过出更多非关税措施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技术。美国商务部于2020年5月15日发表声明称，出于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限制华为购买和使用用美国技术及软件制造的芯片，并给予120天的缓冲期。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于2020年5月29日发布公告，不允许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或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从事博士后研究。2020年6月30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正式认定，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政府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在美国政府这一系列“切割”动作的作用下，相比贸易和产业领域，中美科技领域的脱钩来得更为迅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也更强。美国技术封锁直接导致对华先进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急剧收缩。从表4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先进技术产品出口由2016年的334.03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391.41亿美元，却在2019年大幅下降至339.13亿美元，回到2016年的水平。2020年1—5月，美国对华先进技术产品出口额仅为116.68亿美元，约为2019年的三分之一。分行业看，2017—2019年，除了生物科技产品、电子器件产品和核技术产品之外，其他先进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均呈下降态势，尤其是原先保持增长的光电子产品和航空航天产品在2019年出现急剧下滑，出现负增长态势。分行业中增长幅度最大的生物科技产品，进入2020年后美国对华出口呈断崖式下降，1—5月出口额仅为4.06亿美元，不足2019年的五分之一。 

表4 美国对华先进技术产品出口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

• 注：先进技术产品分类标准源于美国商务部。 

•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

（三）中美科技合作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在美国政府强势干预下，中美科技脱钩渐成“开弓之箭”，美国对华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封锁进一步加剧，并将向基础研发等更广泛的领域渗透，给中美之间的科研数据共享、学术软件应用、科技人员交流、重大科技创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制造更多的障碍，两国科技生态中的技术、资金、市场、数据、标准和人才等多重环节面临断裂危险。同时，受美国政府影响，中国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脱钩也开始显现。目前，美国已联手欧盟、日本出台投资和出口管制等措施，限制关键技术流向中国，尤其在集成电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加强与欧盟、日本的合作，试图共同应对中国竞争。一方面，通过建立多边对华出口管制、制裁与加强商业情报共享，保持美日欧对华的技术领先态势；另一方面，通过采取协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联合研发与技术人员培养等手段，提高创新能力。这将对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空间造成严重挤压，并将损害全球开放式创新氛围，侵蚀冷战结束后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的机制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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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脱钩预警与防控

尽管中美在货币合作与汇率领域存在较多摩擦，但中国不断开放的庞大金融市场对美国公司具有较强吸引力，相比产业和科技领域，中美金融脱钩总体可控，但也需高度重视并提前加以防范。

（一）中美在货币合作领域出现脱钩迹象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丹麦和韩国等9国央行建立临时美元互换机制。此前美联储已分别与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和加拿大央行确立此类机制，以便为美元流动性提供支持。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对美元需求增加，使得各国货币政策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合作并未把人民币纳入其中，Facebook推出的数字货币Libra2.0版也把人民币排除在“货币篮子”之外，影响了人民币参与数字货币国际化的市场预期。种种迹象表明，“去中国化”格局的全球金融初露端倪，值得中国高度警惕。同时，中美在汇率领域一直存在较多摩擦。2019年8月6日，美国将中国正式列为汇率操纵国。根据美国相关法案，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美国需要就中国汇率操纵问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共同展开调查和协商谈判。目前，美国已着手修改国内法规，将汇率操纵与反补贴挂钩，后续影响仍有不确定性。虽然中美经贸摩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总体上符合市场规律，且可作为应对美国对华商品加征关税的应急手段，但汇率大幅贬值不仅会给美国政府更多口实，导致金融战范围扩大，而且也会为国际资本投机做空提供可趁之机。

（二）金融领域扩大开放将成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反作用力

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开放力度明显加大，加之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金融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有利于促进美国金融服务对华出口，亦为两国金融业的合作提供了便利。当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足2%，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足6%。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美国银行、保险等行业对进入中国市场仍有较高期待。事实上，美国金融巨头均已做足准备，积极扩大在华业务。PayPal于2019年收购了中国GoPay公司70%的股份，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开展在线支付服务的外国公司。2020年3月高盛集团获准将其在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证券的持股比例从33%增至51%。摩根大通则于2020年6月获批经营一家外商独资期货公司。可见，商业利益驱动的企业合作意愿将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中美金融脱钩。

（三）中美金融脱钩需早预警严防控

金融领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所在，而超强的金融实力则是美国国家竞争力及其经济霸权的“压舱石”。从中长期看，一旦中美博弈的焦点转向货币金融领域，将增加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灰犀牛”事件发生的概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并在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对外部金融风险的侵入有一定的阻隔能力。现阶段中美之间在金融领域的关系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中美制造业的实力对比较为类似，美方竞争优势突出，相比贸易、产业和科技等领域，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与美国有明显差距，这将给予美国企业较多的市场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美金融脱钩的整体影响尚有限，风险总体可控。但考虑到金融脱钩的潜在破坏力，中美之间、中国与全球之间的金融脱钩风险务必要早防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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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应对中美经济脱钩风险的策略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资本驱动、成本优先的全球化演进已告一段落，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分散化的趋势增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面临重大调整。在新工业革命和贸易保护的双重加持下，中美经济脱钩风险已然存在，贸易流向“低端分流和高端回流”的特征凸显，中国实体经济受到更有技术实力的发达国家和更具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两端挤压。随着美国对华封锁加码，实体部门承受的压力加快向科技、金融等领域渗透。而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人类共同的灾难非但未能弥合中美的矛盾对立，美国各种将病毒“标签化”“污名化”的操作反倒堵塞了中美之间已为数不多的沟通管道。针对中美两国经济脱钩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全面客观地把握全球化的演进规律和方向，科学客观地研判后疫情时期全球科技创新、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方向，在坚持维护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创新的前提下，一方面，应始终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和重要性，认清两国各领域强行脱钩的危害，创造条件拓展对话渠道；另一方面，应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优化国内产业生态，整合区域价值链，构建面向大国竞争的全球供应体系，以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推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内生性增长活力，畅通国内大循环

首先，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重塑市场规范，倒逼不合规、不透明的产业政策工具尽快退出。充分挖掘内需潜力，依托国内市场的战略纵深和巨大回旋空间，将创造新的高质量供给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大力发展新科技、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将新动能注入中国经济的供给体系中，全面提升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制度在内的各类要素的整体素质，切实改进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跃升。其次，拆除市场准入的“玻璃门”，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产业政策改革，更加重视竞争政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最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一方面，有效扩大投资需求，有序推动后疫情时期的重大项目复工复产，保障投资增长的稳定性，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快建设5G基站、大数据中心、智慧交通、智能电网、区块链等新型基础设施，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打下扎实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挖掘居民消费需求，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方向，推动产品与服务往多元化、个性化与定制化方向发展，提升供给品质，挖掘居民消费潜力。

（二）增强产业链自主性，维护供应链安全

首先，全面提升国内制造业能级。着力形成研发合力，加紧突破新一代通用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的瓶颈和障碍，补齐国内供应链“卡脖子”的短板和弱项，降低供应链前端对美国等风险较大国家和地区的依赖。发挥中国数字平台连接供需双方的优势，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提升消费者多元化偏好与企业柔性生产能力的匹配度，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升级。促进服务型制造业发展，推动国内制造企业向上下游两端延伸，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降低国内产业的可替代性。其次，提高中国产业体系的包容性，切实维护好产业生态。正确处理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在推动落后产能淘汰、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的同时，维护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防止中国经济过早过度虚化。针对美国供应链替代的目标国家和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弱点，协调产业转型、保护环境、淘汰落后产能等国内发展目标，确保为基础行业和原材料行业的供应链体系提供优质产能。要高度重视行业龙头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供应链的整合者和价值链的塑造者的地位和角色，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引导其立足双循环发展格局延伸产业链。以龙头企业为支点，以基础行业为依托，以“隐形冠军”型的中小企业做配套，以大国大市场为保障，推动形成自主、开放、包容、创新的中国供应链体系。最后，建立完善安全预警体系，全面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组织各领域专家，探讨中国供应链评估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分析重大事件、灾害和疫情等对中国供应链冲击的溢出效应和传导效应，对供应链整体以及重点行业、重点地区进行压力测试，全面检查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健性，并作出相应的风险防范策略。在此基础上，加强供应链安全信息与市场参与方之间的反馈沟通，强化产业链协同，保障实体经济可以在第一时间预防供应链安全风险。

（三）坚持开放式创新，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首先，拓展国际研发资源边界，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整合国际创新资源，加大高端科技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与国外顶级研发团队联合开展攻关，着力攻克“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有效遏止美国的技术封锁。加强与世界创新强国、有关国际组织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国际协调，多渠道宣传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进展和成果。其次，深化重点领域国际技术合作。以更加开放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核安全等领域的国际协调，推进碳中和与能源转型、生态环保、清洁生产、绿色制造、无废城市的开放合作。以低碳技术、绿色工艺、环境标准、新一代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搭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和多元合作平台。最后，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国内科技创新活力。发挥市场对创新要素价格的导向作用，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手段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探索通过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实施产权激励。

（四）探索金融科技应用，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引领多边投融资体系改革

首先，积极探索金融科技应用。尽管美元霸权奠定了美国在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已开始挑战美元乃至整个美国金融系统对世界经济的统治力，这将为中国摆脱美国金融束缚带来一定的战略机遇。可以在全球跨境支付和结算系统领域发展区块链结算系统，尝试替代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打破美国对跨境结算的垄断。同时，逐步扩大央行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尝试同其他主要央行之间进行数字货币互换，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减少对美国的金融依赖。顺应全球价值链调整新趋势，加强国内各部门协同，作出更加灵活的谈判安排，尽早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精神，不断夯实亚太和中欧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基础，缓冲中美金融脱钩带来的风险。以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落地实施为突破口，带动区域间资本流动的再造和优化。通过打造对外开放新门户，建设区域投资新高地。加紧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坚持合理布局，加快制度型开放，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将海南建成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对外开放的门户，以及中国新一轮开放的新名片，打造全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新标杆。最后，破除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体制障碍。充分调动国内外的智力资源，进一步明确中国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战略战术和实施方案，积极作为，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投资机制和规则体系，切实维护多边体制的地位。推进投资自由化、投融资平台、跨境资本流动和数字货币监管等新议题谈判，共同主导数字时代国际投融资规则的创新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