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领导和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也专门写了《领导力》一书，从一般意义上讨论了权力与国内及国际领导的关系问题。对于奈而言，领导即“为了一个目的去引导和动员其他人的权力”。权力和领导之间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去领导。不过，奈的领导概念并不只等同于其他人的结构型领导。由于奈把权力区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顺理成章，奈认为领导可以既来自硬权力也可以源自软权力。在我们看来，来自硬权力的部分可以对应于结构型领导，来自软权力的部分也可以对应于其他学者所讨论的创业型领导、制度型领导或智力型领导等。在讨论领导类型时，奈专门提出了一个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的区分。变革型领导运用软权力来促进变化，方式是诉诸其追随者的崇高理想和道德价值，而不是诉诸他们的恐惧、贪婪和仇恨这类卑劣的情感，更多依赖软权力。交易型领导则更多依靠其硬权力，以诉诸追随者自身利益的方式来动员追随者，如回报和惩罚。

  国际领导也有领域之分。在不同的议程领域，国际领导的机制和方式会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乔伊塔•古普塔（ＪｏｙｅｅｔａＧｕｐｔａ）和迈克尔•格拉布（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ｒｕｂｂ）在《气候变化与欧盟领导力：欧洲的可持续角色？》一书中提出，要更好地把握欧盟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力需要区分结构型领导、工具型领导（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和方向型领导（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这三种领导类型。即使结构型领导从字面上来说是借用了他人的概念，但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权力不光来自一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也来自一国现在和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规模。气候变化中的工具型领导则要求，领导者要能够理解不同国家的基本长期利益，并设计出相关的制度安排来调和这些利益。

  此外，随着美国压倒性权力渐趋消退，一些学者也开始思考多元行为体协作领导或集体领导的问题。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在１９８４年的《霸权之后》一书中讨论了霸权型领导（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在国际机制建设上曾经扮演的关键角色，但他认为在后霸权时代，由于原有机制的延续，没有霸权的合作是可能的。基欧汉没有直接表明这种后霸权的合作就是一种新的多元协作领导。不过，邓肯•斯奈德尔（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ｉｄａｌ）在１９８５年的一篇文章中，从理性主义的方法入手，证明了两个或多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在生产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中获得足够的净收益。皮尔•帕多安（ＰｉｅｒＣａｒｌｏＰａｄｏａｎ）指出，有效的全球治理在“后霸权”时代也是有可能由多个领导者来提供的。他进而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和相关理论，要实现有效治理，产生集体行动的正确激励，多元领导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国家必须具备长期的政策视野；必须愿意调整其偏好和政策；必须介入反复互动以建立相互信任并提升国际制度的可信度。一些学者把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视为这样一个合作性的多元国际领导机制并从国际领导的视角出发，认为二十国集团应该有效地发挥以下六种领导：战略性领导、政治性领导、整合性领导、国际制度改革领导、务实性领导和包容性领导。

  有关国际领导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但不少中国学者还是依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提出了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见解。阎学通借鉴中国前秦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历史经验，将国家间的领导类型划分为强权领导、霸权领导和王权领导，认为“强权是指遵循实力规范，王权是指遵循道义规范，霸权指遵循双重标准规范”。庞中英则认为国际领导不同于霸权，指的是对国家关系的组织、塑造和引导，那些能让国际关系大体按照其设计（规划）、提议和推动的方向而演变的国家就是领导国家。杨国庆和黄帅认为国际领导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倡导价值观的方式为国际社会提供共同目标，并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勇于担当、推动共赢、解决问题等展现出的良好行为而赢得国际威望，倡导价值观、提供共同目标、展现良好行为和赢得国际威望是国际领导力必备的四个要素。

  3厘清国际领导的概念和内涵

  综合国内外关于国际领导概念的界定及其相关理论讨论，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在丰富我们关于国际领导认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国际领导定义的模糊。为了厘清国际领导的概念和内涵，本文提出，国际领导应界定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或多个行为体通过关键性影响力的运用，引领和推动国际体系的成员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和过程。领导者（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或国家联合体）通过创设国际共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综合运用软硬权力来发挥自身影响力，进而赢得他国的支持或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