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式的领导风格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合作，在推进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在气候变化领域达成了２０１５年的《巴黎协定》，在发展领域确立了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经贸领域维持了一个总体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并化解了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西方经济和金融危机。但是，由于美国力量的收缩，也间接造成了极端恐怖主义“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坐大。如此，对叙利亚和利比亚问题的错误干预制造了新的“失败国家”，并促发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上台伊始，奥巴马试图认识到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当合作意愿的表示未能带来美国预期的结果时，如詹姆斯•林赛（ＪａｍｅｓＬｉｎｄｓａｙ）所发现的，“诱惑是回到老办法”。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都是开局势头良好但后来急转而下，美俄关系在奥巴马任内甚至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的国际领导绩效有得有失，但要好于小布什时期。而在合法性方面，奥巴马政府的合作性和吸引型国际领导风格为其加分不少，但夹杂的支配性一面和众多的失误也让美国的声誉失分。我们给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国际领导绩效和合法性都给予中等评价。

（四）特朗普时期：唯我主义的美国领导？

  希拉里在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中的失利标志着追求自由国际秩序的外向型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阶段性终结。特朗普以内向和唯我主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竞选口号，借助美国国内民粹主义选民的支持，一路逆袭，冲破了共和党权势阶层和民主党的层层阻拦，戏剧般地入主白宫。在特朗普的主持下，美国已经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精心构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搁置与欧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的谈判，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试图禁止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要求北约成员国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对气候变化治理基本没有兴趣。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再一次重大转变。

  审视美国新政府的施政表现，本文认为，特朗普似乎将采取一个异乎前任的国际领导战略。追求实在的利益很可能构成其国际领导战略的核心，唯硬实力论和唯利益论将成为特朗普国际领导战略的两个基准点，并更少强调与其他国家合作协调的重要性。考虑到源自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以及有限的四年总统任期，留待特朗普发挥的空间时间可能并未如其想象的那般大，特朗普主政下的未来美国国际领导战略极可能是其竞选期间的选举承诺与现实制约下的混合物。但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在领导目标上，美国的外交努力将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内的就业创造、制造业和资金的回归以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放松国内经济和金融管制，提高对美国经济的保护水平，大幅度收紧移民政策。在国际上，美国将放弃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而转向双边贸易安排；对国际社会关注的环境、减贫、发展、维和与区域合作等议题不再或大幅缩减美国承担的领导责任和成本；美国将关注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将有限的外部介入精力聚焦在反恐和亚太地区。无疑，这样的国际议程更多考虑的是美国一国的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更少交集。这将是比小布什时期更为自利的国际领导模式。在手段上，美国将首先运用或威胁运用其经济强制力，试图从其他国家那里榨取更多的经济好处，如对美投资和压缩进口等。在其核心利益区，美国也可能会尝试更多地运用军事强制手段。就其领导方式而言，特朗普政府似乎对其他国家缺乏应有的尊重，包括对其传统盟友，而同时却又要在尽量少承担国际义务和成本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将有关的国际合作成本推给其他国家。作为当今世界上的首要大国，美国应该扮演更负责任的领导角色，而不是走向一种等级榨取式领导方式。显然，现在做出任何关于美国新政府国际领导绩效和合法性的评价都为时过早。不过，如果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政策将延续目前的方向，那么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将趋于萎缩，其合法性将持续走低。对于世界而言，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领导的赤字问题。

  5协进型国际领导和中国

  在国际领导危机更加深化的今天，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国家联合体需要强化它们对国际领导的贡献。环顾世界，以往支持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是美国的西方盟友，特别是欧盟国家。但是，过去几年来欧盟的处境艰难，同时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较量，来自地中海对岸的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势力不断上升的内部民粹主义，英国退欧以及持续不振的经济和未能完全解除的债务危机等。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ＤｏｎａｌｄＦ．Ｔｕｓｋ）在２０１７年１月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也承认，欧盟现在面临着三种“《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最为危险的挑战”：地缘政治上的外部威胁、内部反欧和排外情绪的上升以及亲欧精英对政治一体化信心的跌落。在这些危机挑战的重压下，欧洲的内向化和周边化也在所难免。当然，如果主流候选人在今年的法国和德国大选中还能继续获胜，欧盟和英国仍将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领导力量。

  这些年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虽然也面临经济发展放慢的问题，但总体情况相对较好。这些国家一直抱怨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今天，当美国对许多世界事务缺乏兴趣之时，新兴大国承担起更多的领导责任将是它们必然的选择。这不光基于它们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２０多年前，邓曾提出，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当时的中国处在冷战刚刚结束后西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其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的２％。然而，１／４个世纪以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５％左右，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国家、最大贸易国、前三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再加上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核大国身份，中国如果不去承担应有的国际领导，这是对来之不易的机会的极大浪费，也是对大国责任的逃避。

  因此，对中国而言，有关国际领导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理解和承担国际领导。在古代，中国长期以来曾经是亚欧大陆东部的领导者，发展了“朝贡体系”这样的等级制领导体制；在当代，美国曾经建立了一种全球霸权领导体制；欧盟作为２８个欧洲国家的国家联合体，也提出了“规范性力量”的概念试图担当全球规范领导。无疑，在当今的主权国家体系中，恢复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已经没有国际合法性；在权力转移和扩散的今天，中国也难以复制美国的全球支配型领导体制；基于中国对多样性的重视以及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坚持，中国也无意去扮演世界规范和标准的设定者，何况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已经因为内部的多重危机而大为褪色，２８国也将在英国退欧后缩减为２７国。总之，古代和当下的上述范本无法构成我们设计中国的领导角色的直接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