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冷战后的美国与国际领导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信息革命驱动下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舞台上一时间呈现出美国一超独强的单极权力格局。美国的物质实力因苏联的倒台而睥睨世界，以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和文化软实力也行销全球。如此，美国从冷战时期的西方领导一下子跃升为全球领导。本节将讨论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中的国际领导模式及其变化发展。

  （一）克林顿政府时期：西方支持的美国领导

  冷战后头十年中，美国推动在全球建立一个所谓的美国霸权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在伊肯伯里看来，该秩序具有如下特征：美国的霸权权威、开放市场、合作安全、多边制度、社会妥协和民主共同体。

  从领导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国际领导以美国的单边霸权领导为核心，辅之以西方盟国的配合支持。在西方支持的美国领导之下，美国试图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倡导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并把这些源自西方的利益和价值塑造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在领导手段上，美国选择并用吸引型和强制型国际领导。在吸引型国际领导方面，美国着重发挥了制度型领导的功用。在克林顿政府看来，在一个多数国家共享共同价值理念、利益和政治制度的联系紧密的世界里，美国将更加安全和繁荣。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创设，美国将压倒性的优势权力转化为国际制度，以获得他国的支持和追随，实现和维持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领导地位。全球军事—政治领域内，启动北约东扩进程，确立美国在原苏联战略势力范围内的优势地位。在经济贸易领域内，支持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进一步提升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领域内的主导权力，使得美国的霸权领导更具隐蔽性也更容易为他国所接受。在亚太区域，将澳大利亚１９８９年倡议成立的“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在１９９３年的西雅图峰会上升级为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在北美区域，美国于１９９２年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美国也凭借其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发动多次强制性军事干预，来扩展其自由国际秩序。１９９９年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以人道主义之名发动针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便是这一时期美国全球强制型霸权领导的巅峰之作。就领导方式而言，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可以被视为等级包办型领导。美国寻求对世界的支配地位但同时也承担了较多的国际干预成本。本文认为，在这种领导模式下，虽然这一时期美国的国际领导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由于其压倒性的软硬力量优势，美国的国际领导绩效和合法性都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二）小布什政府时期：单边主义的美国领导
虽然美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立了其全球意义上的国际领导地位，但这些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限制着美国的行动自由。在其霸权领导模式下存在着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领导之间的矛盾，焦点就是美国优先还是国际领导优先。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小布什对于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也促使者美国开始转向国家安全优先和国家利益极大化的单边主义对外战略，对外行动中较少顾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感受。

  从领导主体而言，小布什时期的美国更加强调美国的单边领导。九一一事件爆发不久，美国便对外声明：与美国合作的前提是其他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战争中的立场；美国的安全需要是最关键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美国在守卫安全需要时做出妥协。美国不顾法国和德国的强烈反对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小布什政府上任伊始便宣布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和退出《反导条约》。就国际领导的目标而言，美国把全部精力投入所谓的全球反恐行动中，并希望以此来建立美国的单极霸权，有关建立“新帝国”的呼声也一时甚嚣尘上。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战略，大量使用军事强制手段，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世界其他国家眼里，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是在贬低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而非强化之，美国的对外行为更多时候是在行使权力而非行使领导。这一时期的美国轻视多边主义，不再重视制度型国际领导，导致美国在全世界的声誉一落千丈。在领导方式上，这一时期的美国更加重视对世界的支配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包揽了大部分的人力和经济成本。结果，美国非但未能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在世界上增添了几个“失败”国家，并因为两场战争而造成本国实力的严重削弱，间接引发２００８年的严重经济危机。可以说，小布什政府的国际领导绩效惨不忍睹，其合法性也跌落到一个最低水平。一位中国学者总结说，四个原因造成这一时期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严重衰落：缺乏自律的单边主义外交风格损害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华盛顿共识”的困境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力；强势的“意识形态傲慢”弱化了美国的文化感染力；新罗马帝国式的“主宰者”风格侵蚀了美国的国格魅力。

（三）奥巴马政府时期：国际支持的美国领导

  美国全球单一霸权领导地位的式微实质上是其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与２１世纪头十年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消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单边主义政策引起的国际社会普遍失望，美国综合国力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挥霍，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增长，极大冲击了这一时期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尤为重要的是，新出现的一系列全球问题远非美国一家可以解决，需要多国合作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霸权领导在奥巴马时期开始做出调整，一如美国《２０１０年国家安全战略》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全球挑战，无论其多么强大；美国必须在为未来做准备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起能够获得实效的合作方式，就像我们（美国）在二战后所做的那样。”无论是基于金融危机后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掣肘，还是出于审慎使用较前期大为缩水的优势国力的考量，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建立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广泛国际合作机制，让美国的国际领导可以得到西方盟友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Ｃｌｉｎｔｏｎ）于２００９年７月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讲演中表示：“问题不在于美国在２１世纪能够或应该领导这个世界，而是怎样领导这个世界……我们将运用美国的领导来构建伙伴关系，并解决那些一国难以独自解决的问题，我们将采取政策来动员更多的伙伴并做出成绩。”为此，奥巴马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期间的单边主义风格，加强了与其盟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从而为国际社会的集体协作领导打开了大门。２００９年９月，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Ｇ２０第三次峰会上，与会领导人决定将Ｇ２０峰会升级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永久性领导人论坛。

  奥巴马的国际领导目标总体是向克林顿时代回归，寻求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这一时期的美国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在气候变化治理中扮演了积极和关键的角色。不过，奥巴马政府在人权、民主和美国式自由贸易标准的输出方面仍然具有硬性强加的自利色彩，其维护美国国际安全主导地位的努力也造成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严重分歧。在领导手段上奥巴马政府承继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巧实力外交，力图在缩减但不放弃军事强制手段的同时强化吸引型国际领导的效用，特别是制度型国际领导的效用。在领导方式上，奥巴马政府依然念念不忘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包括与中国的关系上，并没有真正愿意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不过，与前任两届政府较为大包大揽的风格形成对比，奥巴马政府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更多地承担国际合作的成本，呈现出一种等级性的分包领导方式。比如，在２０１１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美国让英国和法国站到了军事干预的第一线。这种做法被人形象地称为“从后面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