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本文认为，中国要设计一种新的领导角色，以便为中国参与国际领导的供给提供指导，既能够让中国充分地发挥必要的国际领导作用，同时避免因承担国际领导责任而陷入各种有害的误区，如领导等于支配的误区、领导等于自利的误区、领导等于强制的误区和领导等于包办的误区。在这方面，已经有几位学者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赵可金界定了中国第三次外交转型中的“建设性领导”内涵，即通过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国际环境以维护和巩固中国崛起势头的基础上捍卫和保护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和能力。加拿大学者约翰•柯顿（ＪｏｈｎＫｉｒｔｏｎ）回顾二十国集团以及历届峰会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可以用三个词描绘——谨慎的、积累的、合作型的。

  本文提出，中国要担负一种协进型国际领导的角色。在这里，协进型国际领导是指中国通过关键影响力的运用，以协作、共进、吸引和赋权的方式，引领和推动国际体系的成员有效达成共享目标，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

  协进型国际领导强调国际体系中的关键行为体要通过协作的方式实现集体领导。在国际领导中，历史上也存在一个国家主导一个国家阵营的现象，如在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中，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各自阵营内形成支配型领导的地位。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权势集团认为世界进入了“单极时刻”，可以追求美国一国独占的支配型国际领导。不过，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极化交织发展的后冷战时代，霸权或支配型国际领导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实力基础，也在丧失其合法性基础。世界需要协作型领导，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便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表现。与追求一国全面主导地位的支配型领导不同，协作型领导承认领导者的多元性，并寻求在多元领导者之间实现协同型集体领导。随着新兴大国你追我赶地向前发展，多极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一个重要的关口，不仅打消着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继续单独支配世界的企图，而且也蕴含着权力转移过程中世界局势冲突动荡的风险。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成员，中国积极支持参与国际社会控制、削减和消除核扩散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种种努力，与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大国一道处理伊朗核问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针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活力欠缺、保护主义抬头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中国通过杭州Ｇ２０峰会，推动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包容性发展。协进型国际领导是一种共进型领导，应该推动国际社会共享目标的实现。国际领导在过去常常服务于领导国家的自身利益，特别是其追求权势的诉求。即使一国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寻求他国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但如果一国追求领导地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立其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权势地位，这种国际领导在本质上还是自利型领导，其可持续性和合法性是颇为成疑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共进型领导是一种更为持久也更具合法性的国际领导，能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助力。习主席２０１４年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中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中国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在共进型领导下，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国际领导地位是在推动自身利益和他国利益实现共赢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在更理想的层次，这个国际领导者还会引领国际规范和各国国家利益的与时俱进，如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增长”等理念，从而促进国际体系成员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达到更高水平的共同进步。

  协进型国际领导将主要采取吸引型领导的手段。经济予惠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最能够调用的手段。通过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中国可以运用本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开放为其他国家创造出口和投资机会，也能够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助力其他国家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基于这一理念，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和参与，充分发挥了经济吸引型领导的作用。中国也要拓展制度型领导的作用，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已经牵头或共同组建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联合国的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投入维和军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第三大会费国和维和经费第二大贡献国。在这些制度领域更为积极的参与，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制度型领导。此外，中国也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案型领导国家。在２０１６年的Ｇ２０峰会以及习近平主席的达沃斯演讲中，中国正在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和思路。 

  就协进型国际领导的方式而言，中国肯定不能做包办型领导，而要推行赋权型领导。包办型领导追求大包大揽，不仅要塑造新的共同目标，还要以一己之力试图提出并落实“包治百病”的单一解决方案。在冷战后时期，西方主导国家一厢情愿地认为，只需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可以是一蹴而就的；而一旦这样的照搬不能解决问题，西方就祭出全球治理，用全球治理来替代国家治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来自西方的很多国际干预和干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大的混乱这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包办型领导并不能真正化解矛盾难题。中国要做的应该是赋权式领导。这种领导方式基于主权国家体系的现实认识到各国国情的重大差异，认为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尊重当事国政策和选择的优先性，而不能依靠外部的强加。因此，赋权式领导主张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支持各国的能力建设，为各国提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各国独立或与其他各国合作解决面对的难题。通过赋权和提供支援，有关国际行为体的国际领导也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

  协进型国际领导追求合法性领导，以保证国际领导绩效。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国际领导不是领导者的单向行为，而需要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支持，得到它们多多少少自愿的承认和接受，成为一种合法性领导。如果一国单纯或主要依靠强制力量来得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顺从，这种顺从只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没有合法性的基础。一旦强制力量遭到削弱，这种强制型领导或强权领导就会难以为继，并不能实现国际领导的目标。

  6结 论 

  在2017年2月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之前，主办方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为题发布了《2017慕尼黑安全报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存续表达了深切的担忧。(41)确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后的世界里长期把持了核心的国际领导权，现在，这一国际领导已经在内外冲击下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无疑，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以往的国际领导有很多异议，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因此做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理由。毕竟，在冷战后美国及其盟友所推动建立的那部分国际秩序中也存在许多有价值的成分，如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联合国的维和机制和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都是在中国和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参与下共同建立起来的，并服务于各国的总体利益。在维护和改进这些机制的过程中，如果原有的国际领导力量出现了供给不足的情形，中国应该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更大的领导责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吸取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进行国际领导的经验和教训，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去追求单边支配性的、自利的、强制性的和包办性的国际领导，而是要坚持走集体协作的、共进的、吸引性的和赋权性的协进型国际领导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