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国际发展环境向来都很复杂。过去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三大描述中国外部环境的说法：一是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在改革开放前讲的比较多；二是强调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这是引导我们看外部世界的基本思路；三是拥抱全球化，即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导致我们对世界格局走向的认知发生变化。当然，近些年出现过“引领全球化”的说法，这次中美关系复杂化之后，“引领”这两个字说得比较少了，现在从中国如何看世界有些迷茫。

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和广泛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目前，世界经济萎缩，旅游、贸易、投资等都受到疫情防控的医学要求为起因的制约。疫情后，这些限制的解除难免会因种种国际政治因素叠加而受到一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解决问题终究还要靠政府之间的双边互动。联合国、G20以及其他多边协调机制在未来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这很可能也是大家感到迷茫的一个因素。

1 安全可控不能只是简单的口号

如果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视角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能简单说是有利还是不利、顺畅还是不顺畅，因为国际环境其实是国与国之间互动的过程，既有外国对我们的一面，也有我们怎么对外的一面，双方在相互观察、相互判断、相互反应。动态是国际环境的本质。

从地缘经济视角看，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前的“底子”，尤其产业能力这类“硬件”，并没有变化，疫情只是暂时把生产节奏放慢。国际经济交往的一些“软件”，如债务、贸易结算货币、贸易许可、技术标准、海关规则等等条约和操作惯例，也都没有变化。但是，疫情不管什么时间结束，都放大了一个国家追求产品链、产业链“安全、可控”的紧迫性。疫情让所有国家都在追求安全可控，别的国家不一定和中国用相同的词汇，但其逻辑是一样的。

在双边关系中，不管有没有疫情，也不论哪个国家、是否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在能源、粮食或者更广泛的涉外经济领域，都存在顾虑。这种顾虑的一个表征就是“依存度”，也即担心受制于人。从依存度来分析，不能只看国家间的贸易总量，或单个产品对某国或外部的依存程度。我认为可以分五个步骤来看：

第一看依存的性质，是市场自然性因素形成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对方蓄意创造了某种依存状态？比如稀土矿产品，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认为中方为了控制全球稀土供应而补贴生产或者承担环境生产的代价。这种理解到底有没有事实基础支撑？我们往往不去分析，甚至有些学者跟着讲“稀土是中国的一张牌”，实质上这就印证了对方的猜疑。把对方的误解或者恐惧“坐实”了，对我们自己不利。

第二看关键性工业和生活消费品的跨国贸易态势。比如石油和粮食贸易，市场总在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对方蓄意地改变，还是有天灾、技术失误或者金融链条一时不匹配的因素？有很多人为控制不了的因素在起作用，需要专业跟踪、反复比对，才有可能避免慌乱。

第三看能不能找到替代。在全球范围内，资源类产品往往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短缺。通过组织融资、生产还有贸易渠道，实现物品和物种的替代、供应来源地的替代，都是可能的。针对某款物品，如果一方找到了有效替代，另一方就会失去利用它进行外交谈判的筹码，哪怕是隐含性质的筹码。谋求替代的过程中，技术也是一个工具，比如采用不友好一方没有掌握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