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看能不能牵制住对方。这涉及种种国际规则，规则形成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和规则更新中的参与程度，都影响到处于弱势的一方是否有机会利用集体的力量对强势的一方形成牵制。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舆论也是形成牵制力的一部分，比如食品的量和营养程度，药品和医疗产品的质、量，再如航空飞行的安全保障是所有国家的人都应得到的，那么，以国家和国家斗争为名义的贸易限制，就违反了基本道德，世界上有可利用的力量对它形成反限制。

第五要聚焦国内政策的调整。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分析的落脚点。观察国际环境不应停留在评判某一方对你友好还是不友好，也不是等待一国选举之前和之后的政策变化，或者哪个党派某个候选人会如何不同地行事。我们是需要跟踪和着眼国际形势，但是落脚点必须是自己的变化，比如能源、粮食方面，不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都要不断提高利用率。

总之，只有基于科学地自评、战略性地自变，才能求得更多的主动权。

2 美方“脱钩”论并非从天而降

中美经济关系依然是热门话题，相关观察和观点也已经非常多。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脱钩”这一主张和类似的词汇一点都不新，它在美国的智库、政界、商界早就存在。

美国有必要与中国“脱钩”这一思维，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即便在中美建交后，它也一直存在，到现在至少四十年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脱钩”一直都是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只是近年才变得高调，或者说才得到了我们的普遍性重视。

其实美国在经贸政策上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距离。比如军民两用技术、高科技产品出口，美方对中国从来就是高度控制。

两国间日常的经贸和人员往来，根据各自的法律时常会出现一些不合法或者违法的案例，不论涉及公司或者个人，如果在事实认定、定罪的法理和处理程序上有合作的规则和积累，就不至于上升为结构性问题。但是中美之间的司法合作程度一直都非常低，日积月累的结果是个案与全局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本来只是一些个案，结果演绎成了双方整体上的“缺乏互信”，进一步又成为“脱钩”说的一种支撑。

另外，中美之间也没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这类安排。虽然这些安排不是万能的，其细节也可能跟不上各自社会和经济行为变化，但是，这些安排的基本面是为个案纠纷的解决提供路线图。

目前，国内对“脱钩”这个词的解读，有时带有恐慌情绪，这一情绪既不太符合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过程，也不符合当前现实。在一些美方精英认定的敏感性技术和产品领域，确实存在脱钩，而且一直处于脱钩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的战略也在调整，特别是我们提出，坚持不让“中方有意损害美国社会正常运营”的指责找到口实，这有利于使中美关系的前景变得不那么注定暗淡。近日有媒体报道，中美管理机构在联合调查疑似从中国邮寄到美国的不明植物种子，就是中美关系正面发展的一个例子。

同时，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确实有推动两国在多方面脱钩的成分，未来会出现什么后果？包括国际市场的变化在内，影响因素特别多。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便未来美国不再言必称“脱钩”，他们这几年所强调的“对等”会有持久的生命力，除非中国的发展势头明显向下而且回升无望。

关于“对等”，美方的原话是reciprocity，历史上曾把它翻译成“互利双赢”，实际上这个词汇所传达的意思，跟中文“来而不往非礼也”差不多，也就是说不能只是单方面让步或承受损失。尽管究竟谁造成了谁的损失，双方一直且永远会有争议，但对于这一原则的认知和坚持，双方并没有区别。

与此同时，不论哪个国家的企业都有垄断的本能，都想游说政府采取对自己走向垄断有利的政策。作为政府，也都有追求在复杂的世界里处于自主状态的本能，在自己认定的领域不想被控制，或者不想过度依赖单个来源或者单个国家。

对任何国家来说，能合作就合作，仍将是明智的选择。相反，一方想脱钩，另一方就顺势而为，仍将是不明智的选择。

3 当心美方不断加大对中国经济制裁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的广度扩大、深度加深，是我国所处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新变化。

这里有几个基本的概念需要厘清：“经济制裁”跟“贸易制裁”和“出口管制”不同，贸易制裁是多边贸易规则所允许的，有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处理纠纷。中方也有自己的出口管制，相关的立法正在更新。经济制裁则完全是单方面、政治性的，没有国际规则，而且没有底线。它分直接制裁和间接制裁，发起之后就成了国内法的一部分，除非发起方修改或取消，否则就永久执行。颇具美国特色的次级制裁是“一石二鸟”的安排，既针对直接被制裁方，也针对第三方。比如针对华为公司、中国香港和新疆而发起的制裁，第三方国家的相应实体也必须遵守，打击面极大，这就导致产生“寒蝉效应”。

历史上，多数国家都把美国的经济制裁当作一条红线来回避，至今找不到一个足够的力量去阻止它。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