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是从熟悉国际规则转向参与制定或者修订双边、多边的规则。这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如今设置国际议题的主动程度不断提高，不再像以前那么被动。

这四个阶段差不多是所有二战后新独立国家所经历的过程。外国有批评称“中国要推翻国际秩序”，其实是割裂我们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当然，中文“引领国际秩序”这类说法翻译成外文，容易给人咄咄逼人的印象。如果我们的认知不科学，带来的不良影响会很现实。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外交也确实有发达国家的特征，比如我们设置了普遍优惠制，我们将对外发展援助多边化、制度化，中非合作论坛就是受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启发。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者我们自己主动推动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主动行事的成分都有明显提高。

回顾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外交的历史，既有发展中国家的轨迹，也有发达国家的特色，这很正常。

展望未来三十年，基于国际环境的形成是双边和多边多轮互动的结果的认知，中方应该从如下五个方面加大努力：

第一，管理好与其他市场之间的经济距离。看产品贸易不能只是看价格，或者只看传统经济学理论里讲的“比较优势”，那远远不够。全球化使产品从设计到运输的距离不再有天壤之别，制造方法上的差距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但是道义经济、消费文化、消费者个人偏好等方面，我们还要不断努力，需要逐个产品、逐个市场去经营。

第二，加强合规制度的建设。这其中包括建立和优化中国自己的法规，尤其是将中国接受的国际法规融入国内法，对在中国管辖地内的所有实体同等有效。有了制度，中国和外国的企业就有了行动指南。

第三，为外国人来华就业、定居、入籍设置更清晰的路径。中国与其它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人口流动，不能是单向的。这方面，2017年国家设置移民局是一个好的开始。调动全球人力资源参与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跟前面提到的道义经济相关联。未来在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方向，是要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为来华求学、就业、定居、入籍提供制度化的路径。这是我们编织经贸网络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冲所谓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与中国脱钩等不利影响的必要途径。在维持经贸网络的稳定，对冲地缘政治冲击的过程中，要把个人的力量激发出来，将来这些人自己的体验、亲身经历才是应对宣传偏颇和误导的生力军。

第四，在国际制度层面应最大限度发挥合作精神。中国没有必要咬死牙关认定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就如同国内“贫困县”的拒绝脱帽，这些县在国内政治环境中被嘲笑，同时国内也有办法让其坚持不下去。类似“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定位，我们一定要灵活处理。

第五，应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外交的首要目标。经济外交有很多的目的，有时是地缘政治因素，有时与安全相关，但是核心目标必须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查道炯，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原文标题《查道炯：我国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局与挑战应对》。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