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内部，关于经济制裁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一直有争论。经济学家偏向于认为没用，政治学家则偏向于认为有用，争论的最后往往是加码制裁力度、延长制裁时限的一方胜出。美国对伊朗、朝鲜、俄罗斯、委内瑞拉的制裁，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

关于美国的经济制裁，除了政府以外，还涉及企业行为。众多跨国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扩展到“环境、社会、治理”（environment, society, governance，简称ESG）责任，并作为企业经营道德来推动。Environment和society都比较好讲清楚，分别是企业对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负有责任，不可以是无限制地获取财务利润。但是，governance不太好准确地翻译成中文，具体含义可以举个例子来解释：去年香港出现黑衣抗议者，这些人以要求民主为名实施打砸抢，美国篮球协会（NBA）的社交媒体里出现支持抗议者的帖子，甚至有少数球员穿上抗议者的黑衣服，NBA管理层的解释就是他们在履行governance这一职责，即企业认为它也有代行政府、政治功能的一面。

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情况，虽然是企业行为，但也是一股制裁的力量和制裁的形式，不可轻视。

4 理清技术重要性是应对脱钩必修课

总的来说，应对中美脱钩不能只是看来自美国官方的行动，还要注意更广泛的或者潜在的脱钩方。

那么，应对脱钩，我们能做什么？

首先，中国要坚持技术和标准全球性的互联互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更具体地说，产品标准应该更加细化，包括法定标准、行业标准、事实标准等，企业经营还有会计规则、质量管理等日常性业务标准，要按标准组织生产和营销。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国在产品贸易方面的成就，与标准的全球互联互通分不开。

美国确实是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头羊，同时，也要更全面地看中国的技术差距，既不是美国强大就什么都行，也不是有华为或者北斗我们就什么都行。一般而言，技术大概可以分成五类：

一是地位性技术，跟国家地位相关，是独占的、排它性的技术，比如太空探索、核武器开发和维护技术。

二是战略性技术，像5G通信、生物制药等领域的领先技术，需要培育市场，商业应用的前景广阔，政府要去支持。

三是公共品技术，也是民生所需的技术，比如医药卫生领域的技术，不能让资本无限盈利，因为这些技术具有公共品性质。

四是一般性的通用技术，即民用产品技术，要通过允许企业获利来刺激创新、竞争。

五是落后的技术，比如基于环保、公共卫生等因素需要被淘汰的技术。

简而言之，看“技术”也要注意避免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

其次，中方还应该长期做的一件事，是不管美国及其盟友怎么对待中国的具体技术和企业，我们都要优化产品加工和集成能力，并且提高跨国物流的组织能力。一定要提高我们产品的跨国和多国兼容程度，千万不要因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消费人口比任何单个国家都大（中国消费能力比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要强），就以为我们可以“独善其身”，一定要跨国兼容。

再次，中方应该牵头增强国际产品通关政策的协调。现在全球通用的“国际海关协议”于1952年签订，之后有过更新，但改进不大，依然落后于当代物流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牵头将国际海关规则现代化是为全球贸易提供公共品服务。

5 如何经营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我提出的几点看法，是借用了印度学者观察印度在二战后经济、外交发展历程的框架。

当然，在这本书里只写一篇文章不可能讲全新中国七十年的经济、外交过程，书中的章节其实是跟读者交流一个看法：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外交的区别为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外交轨迹，是没有道理的。

就像印度等很多经济体一样，我们也是从被殖民或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过渡而来，大多在二战之后才新近独立，才有机会自主地与世界经济打交道。

这些国家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推介本国产品开始做经济外交。不同于原来的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早期的产品在国外没有得到消费者认可，需要通过外交和经济援助的途径去缩小与别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把中国劳工送到国外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它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尤其是在人员培训方面做了有益的贡献。

第二阶段是建设贸易、投资等平台网络。比如举办广交会、各种产业论坛，都属于这个阶段的工作。

第三阶段是宣传国家形象，比如入境旅游、文化推介等方式，目的是推进产品贸易出口、吸引外资流入、让外国消费者对“那个国家，那个文化”有触摸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