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八年多，这个伟大的倡议从理念变为实践，从规划到行动，掀起了全球范围互联互通斑澜壮丽的多彩画卷。八年多来，在“一带一路”沿线，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并在稳步推进。经贸投资不断深化，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基本形成。可以说，“一带一路”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大范围、多形式互联互通的全新征程。时下，“一带一路”建设已然越过最初期阶段，正在进入从“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变的高质量发展新时期。
一、“一带一路”转向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政治或政策术语，在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被提出，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阐明：“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里的“我国经济”已经去掉了“经济”二字。显然，高质量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从经济意义而言，这一表述表明，经过数十年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出现整体升级换档的阶段性变化，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党中央统筹内外环境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和现实发展状况做出的重大判断。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仍在成长，超大规模市场已然生成，外溢内引效应更为显著，无论我们走出去还是引进来，如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和进口，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都需要在更高标准与更高水平层面展开。作为开放型经济平台的“一带一路”建设，经历过最初期铺摊子式发展后，也必然呼应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2018年，习近平主席最先提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是习主席在2013年秋分别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构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后，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新的总体要求，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由最初阶段转向新阶段的方向性标注。2018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习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同年11月18日，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府莫尔斯比港，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题为《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的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显然，“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成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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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讲坛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精会神、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2020年9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推进会。面对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挑战与蕴含的机遇，会议要求科学研判、积极应对，扎实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已形成普遍共识与国家政策，与对内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对外建立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是相适应的。对于“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六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形成多维立体、畅通高效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二是深入推进政策、规则、标准对接合作，提升软联通水平；三是坚持市场化运作，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民间促进的多元共建格局；四是坚持开展广泛深入、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五是兼顾各方关切，不断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六是顺应新发展趋势，建设创新、绿色、健康的“一带一路”。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纲要强调，“十四五”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根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新进展、新变化，做好面向“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优化战略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2021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他指出，要“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从上所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上国家议程后，在实际政策层面进入加快推进阶段，“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更为清晰，具体要求也更为明确。
二、世纪疫情阻挡不了建设步伐
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使全球化进入怠速状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冲击亦十分巨大。但在疫情面前，共建“一带一路”没有停息，而是展现出强大韧性，甚至逆势前行，对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大批重点项目建设克服疫情带来的要素流不畅等困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2020年疫情暴发后，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70个走廊项目建设运营正常开展，其中，中老铁路全线完成铺轨，2021年10月16日，时速最高达160公里的中老铁路动车“澜沧号”已交付备用，12月3日正式通车。中老高速公路万象至万荣段已于2020年12月提前13个月建成通车。中泰铁路一期线上工程合同达成一致，有望推进曼谷—呵叻段建设工程。雅万高铁建设实现节点目标建设进展完成73%，有望于2022年初进入试运营阶段。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旗舰项目。作为中欧陆海快线的重要工程，匈牙利段项目EPC主承包合同正式生效并于2021年10月举行奠基仪式。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项目已正式开通运营通车一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建设稳步推进，黑河—长岭段已于2021年10月建成。中欧班列运行更是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2020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首次突破“万列”大关，综合重箱率达98.4%。2021年1—10月，中欧班列开行12605列、发送货物121.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6%和33%，开行列数和运量超过2020年。中欧班列已开通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2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自2011年首次开行以来，中欧班列辐射范围不断扩大，运输货物的品类不断拓展，基本构建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陆上运输新通道”，有力地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及有关建设项目的展开。此外，海外港口布局愈发完善。瓜达尔港开通固定班轮、完成自由区南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开展阿富汗转口贸易。汉班托塔港启动多项大型投资项目。中远海运完成对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增持，收购德国汉堡港CTT码头35%的股权。上港集团在以色列投资建设并拥有运营权，具有“智能港口”之称的自动化集装箱港口正式启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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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八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9.2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13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超9300亿美元。2020年全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1.3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7%，占我国总体外贸的比重达到29.1%。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增长18.3%，占全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上升到16.2%。2021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7.5%，高于同期整体增速，非金融直接投资增长8.6%，占全国对外投资比重升至17.8%。中国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是深化经贸投资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也取得进展，如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国宣布寻求加入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协定（CPTPP）谈判。
（三） “一带一路”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持续支持
目前，“一带一路”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涉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迄今，在有关方面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工作组、中缅经济走廊交通合作工作组等“一带一路”交通合作机制；在次区域层面，共同编制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2030》《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交通战略2030》《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铁路发展战略2030》《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交通规划（2014—2030）》等文件，共同谋划区域交通发展规划，推动与相关国家现有规划的有效衔接。截至2021年12月15日，中国已与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投资、贸易、金融、科技、人文、社会、海洋等领域。2021年伊始，王毅外长出访非洲，与刚果（金）和博茨瓦纳分别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8月控制全国后，也多次表示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希望加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越南10月也宣布将以其临近中国的直辖市海防市为中心，以特殊、具备突破性的机制和政策建立“海防自贸区”的相关提案。
（四）多元化投融资体系逐步健全
2020年，丝路基金新增签约项目10个，新增承诺投资金额约8亿美元和114亿元人民币。截至2020年底，丝路基金通过以股权为主的融资方式，签约各类项目49个，承诺投资金额约117亿美元和438亿元人民币，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亚投行成员国数量稳步提升。2019年底到2020年底，亚投行成员国增加克罗地亚、塞内加尔、利比里亚，使得成员国扩容到103个，涵盖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亚投行成立了应急基金，惠及越南、格鲁吉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19个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逆势推进。目前，中国累计与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已覆盖7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2020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增长迅速，前三季度金额已超过去年全年，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计价影响力不断扩大，2020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又增添了两种期货，即低硫燃料油期货和国际铜期货，使得国际化期货品种上升至6个。
三、外部环境日益复杂风险趋升
尽管“一带一路”在疫情中有不俗表现，但疫情毕竟是一个负面因素，且冲击面大。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巨大而深刻，而且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同以往。过去的经济危机触发因素相对单一，运用经济金融手段可以缓解，但此次各国为防止疫情扩散或受到影响而加强封锁及各种限制使得经济重启备受束缚，政府的刺激努力也大打折扣，陷入防疫与重启的两难境地。新冠传染突破边界的性质造成大萧条以来世界各国同步陷入衰退的局面，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没有替代性的摆脱危机的驱动力量(当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群体性增长动力)，而是“所有引擎都熄火了”。病毒变异导致新冠疫情反复不已，叠加各国国情的变化，使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风险趋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挑战。
其一，总体经济环境影响：疫情反复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更为突出，债务危机、供应链危机、能源危机此起彼伏，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要素流受到一定限制，客观上恶化了“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外部总体经济环境。新冠病毒仍在不断演变，其复杂性凸显，有人甚至认为，病毒与人类世界长期共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英国《经济学家》甚至发文认为“人们不得不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欧洲一些国家认为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有长期化的趋势，也出现“从抗击转向与病毒共存”的声音。2021年德尔塔变种的出现使得当前主流疫苗的有效性备受质疑，各国打开国门、取消隔离封锁等防疫措施的日期不断推迟，对经济反弹力度的预期不断下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年10月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降至5.9%，2022年为4.9%。发达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增速都呈放缓态势，供给扰动和疫情恶化是主要原因。在疫情冲击下，东南亚、南亚等国际产业链中下游环节陷入生产停顿。2021年3月“长赐号 ”搁浅事件使苏伊士运河出现150年来最严重拥堵，严格的检疫措施导致港口延误集装箱一箱难求，全球海运价格一路飞涨，供应链危机被急剧放大，叠加欧美过去两年内实施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性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浮出水面，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物流链、供应链出现问题，一些国家港口集装箱堆积如山。美国港口有高达3000万吨货物滞留，拜登政府以巨额罚款威胁承运方尽快将货物运走，但估计美国港口货物积压状况可能会延续到2023年。多国暴发能源危机、芯片危机和食品危机，要求重新调整全球供应链，避免过度依赖过度集中，使之回归本土回归周边的呼声高涨。外部总体经济环境恶化使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海外项目建设面临更高的经济成本和运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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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大国政治环境影响：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冲击其霸权地位，不愿意看到中国国际影响力扩大，竭力拉拢诱压一些国家，推出“一带一路”全球性对冲方案，大国博弈进程中霸权国家伸出的干扰“黑手”不时出现，“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大国干扰的政治风险显著上升。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过对冲“一带一路”的“蓝点计划”（Blue Dot Network）。拜登政府延续这一政策，把打压“一带一路”作为其团结盟友、建立国际遏制中国“统一阵线”的抓手。其自上任不久，就开始酝酿提出新的方案对冲中国。在2021年3月与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通话中，拜登提出民主国家要联合起来发起制定类似“一带一路”的基建计划与中国竞争。5月欧盟与印度宣布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旨在为非洲、中亚和印太地区提供“替代方案”。6月的G7会议上，发达国家实现了大联合，提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意在“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高标准且透明”地整合美欧日现有基建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40万亿美元的基建缺口。9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次面对面峰会上，四国宣布将成立基础设施协调小组，在B3W框架下聚焦印太基建。同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志同道合者建立一个超越CPTPP,比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更广泛的“新经济框架”，并明确将排除中国。12月1日，欧盟也正式提出“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计划从2021年至 2027年投资3000亿欧元，面向全球，特别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公开称是一个比中国“‘一带一路’更绿色、更透明的替代方案”。
不仅如此，美国还到处挑拨离间，别有用心地中伤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项目合作。受此影响，我多个合作机制和海外项目建设受阻。如美国对中企投资以色列海法港就一直疑神疑鬼，担心中国以此收集附近以色列海军设施和美军情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文认为，美对中以经贸关系发展十分不舒服，想尽各种办法“阻止以色列坠入中国轨道”。2020年4月澳大利亚取消了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并威胁取消中企对达尔文港的租约。中国多个跨洋海底电缆项目在美、澳干扰下也面临合作取消的困境。东欧小国立陶宛宣布退出“17+1”机制，并呼吁其他欧洲国家一致退出共同对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示将仔细评估与我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呼吁欧美加快整合各自提出的基建合作倡议。中广核在英核电项目命运未决，面临被英国政府禁止的风险。
其三，东道国建设条件影响：疫情下各国经济重启更为艰难，复苏进程不一，面临的问题差异性增大，“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别风险依然高企，特别表现为宏观经济环境变差、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滞后。疫情引发一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外部市场收缩，人员往来受限，失业与通胀水平升高，人民生活变得艰难，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一些发展中国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对外经济合作条件恶化。一些国家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非洲等地区的债务形势甚至不断恶化。本来债务问题由来已久，缘由十分复杂，如斯里兰卡债务问题，其债务的生成主要是国际商业贷款，中国对斯里兰卡的贷款甚至不及日本，但西方国家惯于借题发挥，把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债务问题也同样含沙射影于中国。不断的渲染炒作，以致近些年不断掀起“一带一路债务陷阱论”，“一带一路债务威胁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2020年11月赞比亚出现债务危机，对华债务成为“靶子”。刚果（金）也要求重新评估与我签署的“以矿产换基建”协议。2021年，缅甸、几内亚相继出现政变，中国在两国均有大量投资和人员，在缅中资工厂一度遭到打砸抢烧。重要支点国家巴基斯坦的极个别极端恐怖势力针对中资企业人员的恐怖袭击升温，多名中国公民遇难。
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疫情终将过去，全球经济总会复苏，而且也存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客观条件。首先，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仍在迅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自动机器人、生命工程、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技术日益发展，全球产业结构酝酿新调整，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正在迅速成长。新前沿产业崛起将丰富世界经济发展的内涵，提升各国产业水平，给各国带来难以想象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其次，疫情之后，无论建新链、补旧链，还是缩短、调整产业链、价值链，都不可能是疫情前的简单重复，供应链、生产链和价值链将会更趋合理，更讲究效率、成本与安全的平衡。这种调整会带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资源进行新的配置，拓宽并深化各国产业合作空间。最后，一些制度安排带来贸易投资红利。如2022年1月1日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各成员间90%的货物贸易最终将实现零关税，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将进一步发挥贸易创造效应，推动区域贸易大幅增长，这也将促进各方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尽管全球化暂时受挫，但各区域有关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及安排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正可谓“全球化是一种运行了数十年的事态，不可能让它原地不动”。这些因素对全球经济也是利好的前景。
四、对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思考
疫情以来，可以看到，以数字、健康、绿色等理念为代表的新型“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发展迅速，取得瞩目成果。这也是全球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与希望所在。未来，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亦应将此作为重要方向。为此，对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仍要坚守“五通”这个核心目标；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既要与国内京津翼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对接，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结合，也要进一步做好与当地国新时期发展战略的对接，坚持开放、绿色、廉洁、合作理念，践行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合作新理念；创新金融手段，扩大资金筹措方式和支持力度；在加强“硬联通”同时，进一步发展完善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规范和标准等“软联通”。作为对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思考，这里有一些需要特别而具体强调的几个“结合”。
一是与“数字”结合。推进“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在沿线国家未来产业转型中把握主动。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数字、信息等技术发展更为迅猛。各国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数字空间正在呈现前所未有的扩张。据估计，2020年有640亿TB(terabytes)数字信息被创造出来并被储存,《外交》杂志认为“数字力将重塑全球秩序”。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具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的技术条件与能力。中国数字经济基本上占到国民生产总值逾三分之一，在对外贸易、投资及产能合作方面，数字经济的潜力日益显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主体从劳动、资源密集型企业向高新技术密集型企业转换，5G、AI、云计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帮助沿线国家建立起相应数字基础设施，顺势推动中国标准、中国标准体系“走出去”，可谓恰逢其时。
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已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2021年10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展重要讲话，强调要共担数字时代的责任，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数字鸿沟。2021年11月1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承诺与各方全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并将按相关程序与各成员启动后续工作。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各国利益关系更为紧密。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与中国开展数字经济合作，在规则制定方面不可能简单地选边站。如日本，对中国和美国的数字贸易分别占三分之一。因此，一个分裂的数字世界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如果美国单边主导全球数字规则可能使日本失去中国市场，中国主导全球数字规则也会影响日本对美的数字贸易。因此，从经济角度考虑，日本当然期望中美在数字贸易方面达成共识，共同确立贸易规则。同样中美日之间合作空间很大，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必然有共同发展的客观诉求。因此，在国际数字经济、数字安全、数字规则方面，有着难以回避的国际合作期望。“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技术相对落后，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依靠加强国际合作，可以更好发挥后发效应，缩短产业转型时间，甚至加快形成更为先进的产业态势，如分享经济、网络零售、移动支付等。总而言之，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既可促进共同发展，亦可保障共同数据安全。我们应在世界数字经济规则的确立以及产业革命转型过程中抓住机会，掌握主动，走在前沿。
二是与“绿色”结合。迎接全球“碳中和”浪潮，响应并切实履行减排承诺，推动“绿色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绿色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自身发展理论成功实践的总结。近年来，全球一些地方频现洪水泛滥或极端高温干旱、森林大火现象，加上冰川融化，多少都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更是使一些岛国面临生死存亡。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提出，到2100年前，把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幅度控制在不高于工业革命前2°C这个水平，后又进一步调整为争取不超过1.5°C。当时中美两个碳排放大国达成共识是《巴黎气候协定》能够最终达成的重要条件，中美亦自然成为全球减排的领袖性大国。只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美国信誉受损，但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一上台即宣布重返这个协定。美国的重返有助于主要大国立场一致。《巴黎气候协定》温度控制目标的达成，意味着气候减排不再是说着玩的，各国必须认真对待，并做出实质性的调整，以交出合格的答卷，否则就会被视为违反协定而成为众矢之的。2021年11月10日，中国和美国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宣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将进一步助力全球实现温控目标，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即使在双边关系激烈竞争时也同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外交》发文认为，“尽管由于不信任和竞争导致双边关系存在裂痕，但面对共同的危机时，合作理应成为双方的首选”。中国政府在认真履行承诺的基础上，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承诺，到2030年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30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从碳峰值到碳中和，发达国家没有做到过。中国是全球第一碳排放大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发展任务仍然繁重，减排压力自然十分巨大，但“碳瘦身”决心已定，利已及人，可谓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将要做出的最大贡献。
未来，能源结构中新能源的比重会更为突出地上升，这是中国也是全球能源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也是世界减排的硬要求。光伏、风电、水电、核电以及潮汐、地热等都可能迎来快速发展的井喷期，各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适应这一大趋势并予以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在国内努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同时，在国际上同样践行气候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了中国企业停止新建海外煤电项目的郑重承诺，受到全球高度评价。这有助于全球减排的统一行动。因此，中国企业需要积极应对，尽快落实。
拥抱碳中和浪潮，企业的机会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且更大。企业是发展新能源的主力军，其在新能源开发国际交流与合作、低碳技术和碳捕捉技术开发、相关装备制造以及碳金融和碳交易市场开拓与发展方面面临全新机遇。因此，“一带一路”海外建设企业需要更积极寻找新的发展契机，走进碳减排潮流，才能掌握企业发展的主动权。推动海外项目与各国碳中和目标相适应，与沿线国家共商共议推出“一带一路”的环境、社会与企业管理（ESG）投资评价体系，积极迎接碳中和浪潮，使绿色成为标配，“一带一路”建设才更有活力，其持续性才更能得到保证。
三是与“健康”结合。把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作为重要方面，推动建设“健康一带一路”。这次疫情，使海上出现漂泊的染疫巨型游轮以及冷链携带新冠病毒的跨国传播等，这些都凸显国际物流人流方面健康保障的重要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医疗条件和能力不高，公共卫生体系也没有全面建立，而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疾病问题的严峻性十分突出。在“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上，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健康丝绸之路”正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涵。中国政府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三年实施方案（2015—2017）》，为沿线国家的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指导性框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使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显得更为迫切。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短期难见平息希望，发达国家疫苗产能过剩，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疫苗短缺，更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
世界卫生组织更应该发挥全球多边卫生组织的专业作用，增强各方在卫生领域的合作，增加对贫困国家的卫生援助特别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真正建立起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卫生体系，在疫情面前避免加剧全球卫生鸿沟的扩大。中国对世卫组织已提供巨大支持，已向该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中国还在加大对沿线国家疫苗和医疗物资援助力度，帮助有条件的国家建立疫苗产能，支持世贸组织尽快达成关于疫苗专利豁免协议，在疫苗援助竞赛中打赢民心争夺战。中国已向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6亿剂疫苗，2021年将对外提供超过20亿剂。中国正同16个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生产，同30个国家一道发展“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习近平主席2021年10月30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包括加强疫苗科研合作、支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联合研发生产，落实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20年全球接种目标等倡议，为全球健康体系建设性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明确方向。
四是与“价值链”结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有效契入并随势调整全球价值链。对疫情引发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调整做好准备，推动“一带一路”产业链布局顺畅、完整。“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价值链紧密契合既有其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与全球价值链变化相呼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下游并非是我们愿意看到和接受的。中国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价值链的变化将重塑国际劳动分工的格局，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新的合作选择，也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和技术合作创造条件，增添自信。所幸的是，经过多年努力，依靠创新驱动，中国正在逐步解除对全球产业分工低端地位的锁定，个别领域开始向中高端迈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伟大倡议，中国自然也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引领全球互联互通建设的主导性力量。推进全球范围互联互通及产能合作，要有充分的、较先进的技术支撑。没有技术高地，就不会形成梯度效应，就只能与别的国家在同一水平上竞争，甚至形成相互踩踏的局面，对于实现产能转移、增强国际产能合作只能是有心无力，或者缺乏后劲。
面对疫情冲击下美西方加速产业链布局调整的种种动向，中国也要对自身产业链安全进行重新评估。一方面，对西方一些国家试图对我开展的“卡脖子”行动要心中有数，集中资源推进自主创新，以掌握主动，摆脱被动；另一方面，要警惕我们可能遭遇的“断链”，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既着眼全球，也要有能自主把控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意识。毕竟，一种价值链的无限延伸，可能会提高效率，摊薄成本，但在特别情况下未必能充分保证产业安全。对外产能投资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无限延伸，要优先选择沿线政局稳定、对华友好、具备一定资源禀赋和合作共识与基础的国家，将之作为产能转移的支点和重点。目前来说，面对全球性的供应链危机，我们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同时，应不失时机加快建立新发展格局。周边仍是首要，与中国经济依赖最为紧密，且有一定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周边正可谓“内循环的外延，外循环的前沿”。因此，周边应是产业链布局最优先考虑的方向，要确保中国与周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对过于遥远的地区，要选择精准发力，有的放矢，突出扶持重点项目，客观评估其国别风险和大国干预风险，并采取得力措施防范和化解。
（作者为现代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1月刊，现代院公号推出无注释版，文章内容请以刊物登载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