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又一场伟大的解放事业和历史性变革。它既是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解放，更是人民群众创造力的解放；它既是国内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转变，也是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改革开放是在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中国面临苏联巨大安全威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背景下开启的，是以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全面缓和作为重要外部条件的。40年来，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核心。40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苏）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到正常化的转变、从睦邻友好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

中俄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周边安全、国际环境，也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治理与制度选择。因此，深入总结40年来中（苏）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回顾与思考并得出有益的启示，是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启示之一：中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回顾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的紧张使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从和平建设转向“备战备荒”，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

随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准备同苏联“打大仗”为目标的大小“三线”建设成为重中之重，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历经3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达2052亿元(占该期间全国投资总额的43.4%)。依大、小三线和“山、散、洞”的原则规划工业布局，违反了经济建设规律，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浪费。仅大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并留下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的后遗症。

中苏关系紧张还使中国军队长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全军员额进入70年代即突破600万，此后长期居高不下。1970－1973年，中国每年直接国防开支保持在140亿－16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如加上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项目及援外军事开支，其比例接近30%(在国民收入中占10%以上)，大大超过当时美国而与苏联基本持平。[1]

20世纪60、70年代，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重要阶段。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正是抓住这一时机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我国在这一时期却因中苏对抗、全面备战及“文革”等原因，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对苏联来说，同中国交恶也是影响其国家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使其陷入了准备在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20世纪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建设，为此耗资达2000 亿卢布。[2]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人数也不断增加，包括派到蒙古的军队总数达到了100万人。[3]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不能同与其拥有漫长边界的中国建立睦邻关系，也谈不上为国内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启示之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是中俄关系的黄金定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随着“三大障碍”的逐渐去除特别是苏联解体，中国长期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终于不复存在。也只有在这时，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特别是“三北”地区的改革开放也可以成为现实。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谈到，中（苏）俄关系有两大症结：一是自近代以来，“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二是中苏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4]而苏联解体以来，中俄两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出发点，秉承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利双赢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两国关系不断提升：1992年，“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建立“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政治领域，双方通过平等谈判，最终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边界领土争议；军事安全领域，两国结束了在边界地区陈兵百万、紧张对峙的状态，不仅在边界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还采取了增加相互信任的措施。之后，双方在军事技术交流、打击“三股势力”、联演联训等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长足进展；经济领域，两国经贸、投资、能源、产业、金融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两国贸易额从1990年的54.25亿美元跃升至2018年的1000多亿美元；国际层面，两国从战略对手转变为战略伙伴，在全球治理和地区安全、发展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中俄关系在苏联解体之后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于，两国在经历了400年的风雨之后，终于找到了处理双边关系的最佳原则和模式，那就是“睦邻、友好、合作、平等信任”，“永久和平、世代友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原则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黄金定律”。坚持之，中俄关系就可健康、平稳、可持续地发展；背离之，中俄关系就可能扭曲变形，甚至重蹈忽热忽冷的覆辙。 

启示之三：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是“去苏联化”，改革就是要改变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体制机制；开放就是要破除封闭孤立的状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中（苏）俄关系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两国外交关系问题。受特定历史因素作用，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发展甚至制度、文化都产生过至关重要甚至深入骨髓的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思想体系一度与苏联极为相似，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去苏联化”的过程。

1978年9月间，邓小平同志在东北三省等地发表系列重要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阐述改革的必要性，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同时也表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通过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批评，小平实际上提出了打破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改革任务。[6]

从实践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早于苏联，且两国转型的方式大相径庭。如果说中国走的是和风细雨般的“渐进道路”，苏联、俄罗斯搞的则是疾风暴雨般的“休克疗法”。很难讨论和验证中俄两国社会转型方式的优劣，但无论如何，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苏联及俄罗斯转型进程，可以从诸多方面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深刻的镜鉴。

回顾近30年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可以肯定地说，转型的进程总体上是平稳的，未引发大规模战争、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转型的成效总体是正面的，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确立了新国家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模式与社会秩序，开始了建设新国家的征程，并作为新的国际关系主体，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寻求新定位，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展开积极、全面而复杂的互动。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受传统文化、现实条件、思维方式、权力博弈、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转型之初的制度设计与目标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已扭曲变形。普京治下，以“主权民主”和“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并未让俄实现国家复兴的宏愿。与此同时，综合国力下降和大国雄心未泯之间的张力使其国家身份定位前后扭曲，也让其对外行为经常进退失据、自相矛盾。2007年后，“美国已经衰落、多极化已经到来、俄可以放手一搏”等乐观判断主导俄国际战略观，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成为俄重整“后苏联空间”的“大手笔”。俄罗斯得到了克里米亚，但失去了乌克兰，更失去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谓“冲动是魔鬼”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得到了灵活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