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在北约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表示，他有兴趣与中国和俄罗斯达成一项新的军控协议，以减少数以万亿计“荒谬”的军费开支。此言一出，绝大多数人将其视为笑谈。难道，不正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军费开支才改变了奥巴马时期递减的势头，2018年军费预算超过位列其后的12国的总和吗？难道，不正是特朗普本人强力施压北约成员提高军费开支比例，要求盟友向美国交纳“保护费”的吗？

的确，乍看起来，特朗普的表态让人匪夷所思。但透过迷雾，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国际军控体系加速崩塌、大国竞逐世界新军事革命、不对称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国在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美国有可能正试图一面强化自身军力建设、避免被其他大国“弯道超车”，一面推动新一轮军控与裁军谈判、重塑国际安全体系并主导国际军控新规则的制订。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一场全球性的新军事革命正悄然到来并呈现出全方位、跨越式的特征，有可能重塑未来战争形态和国际安全格局。着眼未来，世界主要大国正在加紧开发新型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加速推进核力量的现代化、加紧研发部署反导防御系统、争相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不断提升网络战斗力、大力推动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一场新型军备竞赛隐然若现，国际安全体系面临空前挑战。

首先，既有裁军和军控体系加速崩塌。随着新技术、新武器、新作战理念的迅速发展，大多签署于冷战时期的美俄双边裁军与军控协议，如“反导条约”“中导条约”以及核军控条约，要么被撕毁，要么名存实亡，要么行将失效。

其次，全球军事支出持续走高，新一轮军备竞赛悄然浮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评估，2016年全球军事支出1.6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4%。2017年这一数字升至1.73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1%。由此可见，世界主要大国在发展军备方面不惜重金。 

第三，全球反恐进入间歇期，大国战略竞争回潮。随着“伊斯兰国”的溃败，大国纷纷调整战略，重把大国竞争放到重要位置。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现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忧患”。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军事学说》也强调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并未下降”。

第四，国际热点有增无减，“混合战争”日益成为大国争夺的新形式。随着军事科技、军事理论的发展及全球化的深入，大国越来越多地通过代理人战争、网络战、信息战、情报战、舆论战、心理战、贸易战、制裁战等手段展开充分竞争，从而产生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给地区与国际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在新旧国际安全格局与秩序交替的过渡期，世界主要大国大多采取两手策略：一面提升自身实力、避免被潜在对手迅速超越或甩开过远，一面谋划新的国际安全秩序的构建，包括制订新的军备控制协议、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并失去规则制订权。美国尽管实力超群，但也并非高枕无忧，其明显感受到了中俄等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反卫星武器、电磁脉冲武器、网络战、中程导弹以及人工智能军事化运用等领域对其构成的压力，因而才有了特朗普的上述表态。俄罗斯军费开支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冷战时期的对美战略平衡正加速丧失，因此更希望借助新的国际军控体系与美国保持“非对称平衡”并对世界军事领域的“新玩家”形成制约。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近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军力的“补课式”增长，而且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决定了中国军力的和平性质。但在他者看来，中国的军力增长已成为国际和地区安全体系中的重大变量，必须加以重视和“约束”。美国军事高层认为，尽管中俄“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构成威胁，但他们的能力不一样。如果考虑大规模战争中的重大威胁，那就是中国。”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则表示，俄准备与美国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乃至为全人类利益的话题以及裁军问题”全面恢复平等对话。因此，在新一轮的国际军控与裁军谈判中，中国毫无疑问会成为焦点。对此，中国必须及早做好充分的思想、技术、策略和人才准备，以“新安全观”为引领，把握好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之间的平衡，积极参与国际军控合作，成为国际安全体系改革与重构的参与者、塑造者和引领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9年第9期。本文责编：罗洁。转载仅用于学术研究与人文交流，若有异议请及时告知，以便做适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