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与连平、屈宏斌、徐高三位经济学家一同接受观察者网采访，谈及2022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并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发表看法。下面我们转载全文，以飨读者。

2023，新的一年已经掀开新的篇章。但中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之间，仍需面对艰难的平衡。

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经济在面临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将疫情防控和挽救生命摆在第一位，克服了重重困难。直至在岁末，艰难调整了疫情防控政策，释放出2023年重点发展经济的信号。

冬天即将过去，我们收拾行装，将踏上新30年的经济发展列车，新一届政府如何应对这三年疫情之后“百废待兴”的棋局？

2022 不寻常的一年

观察者网：综合比较国际形势，您对2022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如何评价？

徐高：2022年，由于疫情的超预期冲击，以及国内地产行业的拖累，我国经济表现明显低于年初预期。这使得各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有所下降，海外有个别机构和学者甚至修改其预测，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将没法赶上美国。而在过去，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在总规模上赶上并超过美国经济没有悬念。

这种信心的下降值得高度关注。因为经济发展中时常会看到“自我实现的预期”。如果预期偏弱，则经济主体的行为就会转向保守，最后很可能就让偏弱的预期变成现实。因此，当前各方都在期待2023年我国经济会有一个良好表现，从而可以提升市场预期，给大家信心。

张军：今年无疑是极其不寻常的一年，完全不在预料中。大部分时间整个国家都在应付疫情，有点像战时经济。比较来看，欧美经济增长比较差，主要原因还是通胀预期和乌克兰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造成严重冲击。2022年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因为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表现远不及预期的国家。

屈宏斌：今年对全球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一年，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危机，加上通胀滞胀的风险，全球经济危机四伏。对我国经济来讲，也同样是极其困难的一年。

3月份开始，奥密克戎不断地多点爆发，最终导致我们很多城市进入封控。这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冲击，使得经济运行脱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

按照目前最新的数据，可能全年中国经济增长3%左右，远低于年初的市场共识和官方制定的增长目标。这个数字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它背后体现的可能是成千上万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巨大冲击，以及员工面临的减薪裁员的压力。

连平：2022年，中国经济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冲击，实际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差距是比较大的。通常大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在5%-6%，但是我们2022年可能只能达到3%或者多一点的增长。

但是，和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比较来看，我们的增速可能还是属于相对比较高的。

观察者网：具体来说，国内外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都有哪些？

徐高：2022年，国内对经济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疫情和地产。2022年2季度和4季度，我国经济都受到疫情比较严重的冲击。但除疫情之外，地产行业的走弱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到2022年4季度，西方国家货币紧缩带来的外需收缩压力，已经明显在出口上体现出来，成为制约我国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连平：我们遇到的挑战与困难有国际的，也有非经济因素，还有我们自己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

比如2022年年初输入性通胀压力很明显；下半年美联储加息货币政策紧缩，也导致我们的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产生比较大的波动。

国内内需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表现为消费非常弱。其一是疫情影响，使得消费活动难以展开；其二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大概有30%。而2022年房地产销售、土地出让等的明显下行，对固定资产投资、销售和工业生产各方面都带来压力，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

综合起来，2022年我们遇到的挑战，历史上来看也是少见的。但是我们全年仍然估计会有3%的增长。

2022 积极信号：中国经济的韧性

观察者网：那2022年，您看到的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或者积极因素有哪些？

连平：2022年中国经济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很多，但我们仍然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有一些方面是可圈可点的。

2022年全年来看，出口状况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一到三季度，出口总值达到17.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四季度以后，尤其是三季度后期以后，出口增速明显下降了，但是在这个之前的增速还是比较高的。

这说明了中国出口保持了足够的韧性，这个韧性来自于强大的中国工业部门。全球来看，我们的工业门类更齐全，产业链供应链更完善，整个工业生产和制造业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在全球经济遇到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依然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即使2023年中国的出口仍然会面临不小的压力，但是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的韧性。

张军：一些制造业行业的产能恢复速度比较快，大概是2022年中国经济困难中的一个亮点。比如2022年1至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其中，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4%。

2022年上半年，在疫情防控期间，企业产业链受到冲击，中国政府通过制定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度，推动关键节点企业复工复产，“以点带链”促进产业链畅通，“以链带面”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这对于工业的快速恢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屈宏斌：我觉得往前看，中国人总是有一种正面思考的能力，我们相信否极泰来。

我们看到，中国正在面临人口大面积感染、疫情全面爆发的困难局面，但是至少最近防疫政策也做出了一些优化和调整；我们看远一点，2023年至少不会出现封控对人流物流造成的重大冲击。对经济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

第二，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明年主要的工作重点是促进经济恢复。

第三，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我们还有政策空间。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一直都没有采取“大水漫灌”这种极端的货币政策，另外中国也没有高通胀。所以明年要采取更积极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我们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徐高：我认为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2022年的亮点。这两次会议是二十大召开之后首次举行的经济工作方面的重要会议。这两次会议不仅仅为2023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未来5年我国的经济工作思路。而这两次会议所传递出来的政策信号让人振奋，让各界对2023年的中国经济有了更多期待。

这两次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非常明确，就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明年的工作就是要着力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三稳。此外，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四敢”：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没有现有的经验可循的。过去我们是靠着各级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摸索试错，才闯出了一条路。未来，如果中央所提倡的“四敢”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则能更好地激发各级干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会使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快更好。

2023：谨慎乐观，中国增长估计在5%以上

观察者网：对2023年的中国经济，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徐高：2023年，我国经济增速应该明显高于2022年，且内需明显复苏。2021到2022年，整体来看我国是内需偏弱而外需稳健。进入2023年，我国经济将会从过去两年的“内冷外热”转变成“内热外冷”。

首先，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短期内虽然会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但预计到2023年春暖花开之时，疫情的影响就会大幅下降。再加上国家把提振消费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样一来，我国消费在2023年应该会明显复苏。

而在地产方面，政策也越过了大拐点，有望带动地产行业逐步恢复正常。2022年11月，国家已经出台了地产融资的“三支箭政策”，分别从信贷、发债、股权这三方面向房企提供资金支持。2022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号也比较积极。因此，我们相信地产行业还会出台进一步的放松政策，从而逐步放松我国经济发展在地产方面受到的制约。

但2023年我国面临的外需形势会更加严峻。全球经济增长需求面的火车头仍是发达经济体，虽然我国对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比较快，但仍然不足以弥补发达国家在2023年走入衰退会给我国带来的外需压力。

屈宏斌：我对2023年中国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2022年经济比较差，否极泰来，政策信号已经向积极的方向调整，那么只要政策用得好，2023年我们还是可以促进经济好转的。

另外，经济恢复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济很快恢复了，但可能伤疤还在。

2023年，中国应该更多支持实体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因为它们在疫情中受冲击最大；中低收入家庭和消费者主体同样是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因此，如果我们的财政政策能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扶持，会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恢复。

过去我们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投基建搞大项目，基建也需要发展，但是要注意平衡。我认为2023年，我们要更多地将有限的资源向中小微市场主体和中低收入群体倾斜。

连平：2023年国家政策的基调已经定了，那么经济趋于恢复，经济增速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上下，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有这个信心，也就是2023年中国GDP增幅能够达到5%以上。至于是5.5%还是更高，要看其他方面的工作执行情况以及政策效应。

第二，中国经济目前最为困难的领域之一是房地产，2023年房地产政策预计会有更多的松动，来促进房屋销售回升。2022年房地产融资十六条出台，给予房地产的信贷支持力度已经不小。但是房地产企业现金流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销售回款。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要通过消费刺激政策来促进房地产行业活跃起来。

2023：中国经济需要重磅政策

观察者网：对2023年的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提醒？

张军：现在经济学家对2023年经济的看法主要基于两点：一是防疫政策要改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解决了，我一直说，这是一阶条件。接下来的几个月，很多地方在等待迎来感染的高峰。高峰过了之后，就会像现在的北京一样，开始逐步地进入接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第二点是，对政府来讲，要应对明年的“百废待兴”，要重振经济增长，需要巨大投入，但钱从哪儿来，财政怎么破局？这是明年宏观政策的核心。

现在各级政府都困难，市场主体更困难，2022年非生产性的消耗太多了，财政吃紧对经济会有很大制约。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我期待新一届政府多算大账，目标怎么确定？预算上准备要支出多少，估计能收入多少，缺口有多大，如何弥补缺口。给市场和老百姓交个底，这样能够给市场注入信心。

此外，政策上，2023年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过于强调连续性了，要打破一些常规，要有重磅政策。比如赤字率必须要突破3%这道防线。防风险是重要的，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就是经济不增长的风险。现在常规的和稳健的支出与债务融资规模的政策可能起不了什么太大作用，要有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和手段准备，给中国经济打强心针。

屈宏斌：鉴于2022年是我们极其困难的一年，我建议中央财政应该发1-2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重点支持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这样可以将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民生问题落到实处。

另外一个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是提振市场信心，怎么做？我认为，还是要夯实对公民财产保护权的法律基础。执行“两个不动摇”也要有实际动作，比如要帮助民营企业恢复投资信心，可能要对前一阵子对平台经济的严厉监管政策有所调整。

徐高：在短期增长方面，2022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出了很有针对性的部署。这些部署如果能切实落地，将会明显带动2023年我国的经济发展。

但在更长期，我觉得各界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不同，充分发挥我国的优势，而不要因为误读中国而“自废武功”。比如说，地产加基建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经营城市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收入，变现了基建项目的社会效益。这样一来，尽管基建项目在微观项目层面存在投资回报率较低、难以覆盖融资成本的问题，但在政府层面，政府将基建项目的社会效益的变现收入加进来，就能够实现基建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匹配。因此，我国能够绕开基建投资微观项目层面回报率低的障碍，构建起基建投资的商业可持续模式。

这种模式的建立，是我国基础设施发展速度远超别国的最重要原因，是我国成为“基建狂魔”的基石。而这种模式，也只有在土地公有制的我国才能建立。在过去三十年，这一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不能够认识到这一模式的合理性及重要性，而一味对地产和基建加以打压，是我国近些年内需收缩压力上升的主要原因。

因此，读懂中国，而不是将西方的经验和结论当成金科玉律盲目照搬，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不断实现。

连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2023年经济工作的首位，其中扩内需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短期促消费要多个政策发力来推动，比如对中小微企业予以财政支持，抑制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要放开；另外发放消费券，我认为要更加精准帮扶中低收入人群。

此外，我还想强调，促消费也是长期战略，促进消费发展的思路一定要拓宽，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促消费政策。比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就可以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数和增量；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不消费的后顾之忧；挖掘农村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以及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促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总之，尽管眼前我们面临疫情等其他因素冲击不小，但是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