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创新基础设施则是科学技术重要的生产力。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全球技术进步和迭代加速，我国自身也进入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建设全球领先的新型创新基础设施，对于推动中国科技水平不断逼近世界前沿、建设创新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新型创新基础设施是一个复杂系统，应该将公共资源集中于重大科学装置、超级科学工程和稀缺验证平台的建设，构筑创新基础设施的核心主体。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新”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肩负新的使命，夯实我国成为全球领先创新国家的基础条件；二是扩展新的领域，重点满足重要使能技术和未来技术的创新需求；三是创造新的载体，有效打通产学研用通道；四是应用新的模式，促进民营经济参与重大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关键词：新基建；创新基础设施；技术创新

基金项目：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新型工业化与经济体系优化升级”（21ZDA021）。

新基建的概念首次出现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同年4月，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三个重要方向：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基础设施；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融合基础设施；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创新基础设施。新基建提出以来，中央和各地方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新基建的策略，出台了一些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不仅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同时带动了投资持续和高质量增长（郭朝先，2020）[1]。然而，新基建三个重要方向的起点和建设速度并不完全一致，相较于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新型创新基础设施是一个更新的方向，学术上尚未形成权威概念，政策实践上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研究上的空白造成针对新型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导向不准确、目标不明确，相应的政策措施难以有的放矢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在新工业革命爆发、全球产业链回缩趋势增强、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背景下，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加强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满足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变化的重大举措，是保障中国式创新继续发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功能的重要依托，是形成未来我国综合国力、产业竞争力，实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基础保障。

一、创新基础设施是强国建设的基础条件

国家竞争力的表象是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但其根本是科学技术的领先程度，而创新基础设施是形成世界领先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地位的先决条件。技术本身具有公共产品特征，能够通过外部性惠及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因此在一些创新研究中把技术研发归为“前竞争阶段”（Aspremont&Jacquemin，1988）[2]。但事实上，通过技术和制度手段，知识和技术会成为一个国家或企业的专属品，并逐渐成为决定国家和企业竞争力高低最重要的原因（Antonelli，1994；Farrell&Saloner，1985）[3][4]。如果说标准、专利、品牌、商业秘密是构成知识和技术成为私人品的“软手段”，那么创新基础设施则是造成国家间技术差距的“硬条件”，“软手段”的作用是保护创新成果和巩固技术地位，而“硬条件”才是获得全球领先技术的基础。正是因为创新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乃至国家竞争力起到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因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尽其所能建设创新基础设施，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与未来产业相关领域的创新基础设施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技术本身的竞争。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独特的创新模式和路径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式创新”也成为很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对创新基础设施的持续高投入则是“中国式创新”最成功的经验之一。英、法是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内部经济结构变化所引致，而对于后发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内，其最早的技术创新都是从模仿领先国家开始的。但是，在众多国家都奉行模仿创新的情况下，为何只有极少数后发国家技术创新能力达到能够和发达国家抗衡的水平？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式创新的成功秘诀不能仅仅被归纳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路风等，2003）[5]，长期坚持自主创新和快速跨越一些低能级的创新阶段是中国式创新的独有特征。无论是自主创新活动的实现还是不断向更高能级创新阶段的攀升，我国除了具有制度上的优势，还有其他国家难以借鉴和复制的经验，那就是在长达7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40余年的发展中，不断建设和升级创新基础设施。

寻求低标准替代的“捷径”是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的模仿创新发展阶段（金碚，2017）[6]，但却只有很少国家成功跨越这一阶段，而更多的国家则停留在这一阶段，无法实现向更高能级创新阶段的跃升。中国一度是受人诟病的“山寨”之国，但遭到诟病的时间却非常短，最具代表的就是手机产业。我国第一台所谓山寨机出现在2005年前后，2009年达到巅峰，2012年之后山寨机就逐渐退出国内市场。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生产山寨手机为主的国家赶超日本、欧洲和韩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自主品牌智能手机生产国。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山寨手机能够创造巨大利润的时候，以大唐科学技术研究院及其下属的移动通信实验室等为代表，一批创新基础设施构建了中国面向下一代移动通信的创新体系，为具有远见的国内手机企业不断输送自主创新成果和技术人才，使得华为、中兴，以及后来的oppo、小米等智能手机的崛起成为可能。无独有偶，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说明了创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全球铁路市场出现萎缩，国外很多著名的铁路研发设施因市场原因被荒废，而我国却坚持了铁路领域的自主创新和对创新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2000年以后，中国成为全球唯一能够提供高速铁路技术研发、产业验证全套设施的国家，德国、日本等传统高铁强国的很多新技术、新系统都只能在中国的高铁列车上得到验证和应用，最终也成就了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高铁第一大国和强国。

创新基础设施是中国式创新在过去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同样也是中国式创新在未来再创新高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各个发展时期，即使面临巨大困难都从未放松过对各类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也正因如此，中国并未出现过长期的、全局的技术“受制于人”情况。诸多创新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应用不仅保障了中国技术水平的长远进步，还使得中国对技术发展的轨迹有很高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并未在“模仿创新”中受人牵制。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创新基础设施的重大意义更加凸显：暴露出来的诸多技术短板和“卡脖子”风险，需要特定的创新基础设施进行弥补；同样，为了在未来的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中博得先机，也需要大胆和超前布局建设世界一流的创新基础设施。

二、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内涵与特征

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以及基于工程设施运转的公共服务系统。相应的，创新基础设施服务的对象是技术创新活动，其目的是为各种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和其他类型基础设施一样，创新活动所需各类设施中有一部分是企业或个人难以建成和运转，或者由于收益的不确定性不愿意建设的，这就是国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建设创新基础设施的主要原因。当然，不同国家国情不同，面临的技术创新国际环境不同，所能够组织和配置的资源要素也不同，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总体上看，技术大国和技术强国一般都会建设体系更完善、涵盖全部技术门类和技术发展方向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

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是阶段上的相对性，为了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的技术浪潮，创新基础设施需要有新定位和新功能；二是国别上的相对性，每个国家应该有满足自身技术创新目标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新型创新基础设施是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发挥我国“新举国体制”优势，调动国内外各种力量，为科学探索、科技研发、人才培养、成果产业化等活动提供支撑的设施、装置、软件系统、平台，以及其附属的体制所构成的综合体系。

为了更好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在构建创新型国家、加快弥补技术短板、破解“卡脖子”现实问题中的作用，以及为未来科技竞争、产业竞争打好设施基础，当前我国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必须具备继承性、综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继承性是指新型创新基础设施必须是已经建成的一系列创新基础设施的继承、升级和完善，使得我国创新基础设施体系既能够继续支撑已有技术路线下的做大做强，也能够在新的技术路线上很好地借助之前形成的优势。综合性是指新型创新基础设施既包括实体部分也包括制度部分，既能够服务技术创新活动本身也能够服务整个创新链各个环节。导向性是指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在特定方向汇聚创新资源和力量，服务国家创新战略。

我国创新基础设施与世界领先基础设施还存在明显差距。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2020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宣布已经布局建设5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在主要的基础学科、前沿学科领域布局建设了诸多国际领先的创新基础设施，但是，与美国、日本、欧洲等比较，创新基础设施仍然存在规模偏小、数量偏少，学科布局系统性、前瞻性不够等问题。此外，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的体制机制还比较陈旧，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撑还没有得到完全发挥，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还很少参与建设大型创新基础设施，要使用公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基础设施也面临诸多障碍。受限于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上的各种缺陷，我国无论是能够引领全球科技进步的顶尖科学家，还是能够在较长时间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开创性创新成果都还很少，而这两项无疑都是衡量技术强国的必要指标。

三、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三大支柱

创新基础设施是一个复杂系统，但其中只有核心部分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例如决定一个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上限、创新要素的配置能力、重大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化能力等。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基于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环境和条件，新型创新基础设施三大支柱是：世界领先的，支撑基础和前沿科学研究的重大科学装置、有明确战略目标的超级科学工程、实现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有效对接的稀缺验证平台。

1.重大科学装置

从20世纪开始，全球技术进步明显加速，在一个世纪时间内先后爆发了电力革命和信息革命，人类工业文明进入空前高度，并推动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与工业革命爆发相互辉映的是多次技术浪潮的出现（贾根良，2013）[7]，科学技术不仅进步加速且在全球传播和应用也提速，技术周期明显缩短，同时还出现与之前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相比的一个显著区别：具有里程碑和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成果几乎全部依托于世界领先的大型科学装置、专职的科学研究人员和专门的科学研究项目，而依靠偶然性或者由非专业科技人员在大型科学装置之外获得重大创新成果变得越来越少。人类数千年对科学的猜想和假设几乎都已经得到证明、证伪和应用，科学研究进入了专业化、融合化和复杂化的发展时代（Freeman&Soete，1982）[8]，必须依靠大型精密科学装置来探求最基本的科学理论、模拟复杂的环境，才有可能实现新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重大科学装置成为战略性和基础性技术创新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对于国家的重大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重大科学装置的先进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相关领域依靠自身力量技术创新水平的天花板，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最基础和最前沿的国际技术竞争中是否有胜出的可能性。当然，由于重大科学装置对资金、技术、人才的极高要求，很多国家都无法独立实现一整套重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行维护，而是依靠多国间的合作共同获得重大科学装置的使用权。即便如此，是否掌握重大科学装置关键核心技术、工艺和零部件，也是一个国家能否有机会参与全球领先科技创新活动，在全球科技创新分工中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基本门槛。

由于重大科学装置的战略意义，各科技强国都在物理、天文、生命工程等领域加大投入，通过建设更先进的科学装置作为聚集全球顶尖人才、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的重要保障。对于赶超国家而言，要真正改变在全球技术创新分工中的从属角色，重大科学装置更是不可少，否则无法在基础和前沿科学领域获得与传统科技强国对等的科技资源和研发基础。我国在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之后，重大科学装置的规划和建设都明显加快，一大批“世界第一”甚至“世界唯一”的装置先后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我国在一些基础和前沿领域由于缺少自主可控装置不能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不利局面，这是我国在最近二十年成为全球创新投入大国、论文发表大国和专利申请大国的重要基础，大大夯实了我国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石。例如，2015年建成的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是21世纪全球唯一新建的综合性火箭发射基地，这使得我国空间探索和载人航天能力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差距大大缩小；2016年投入使用的全球最大直径500米球面射电望远镜一举将我国天文观测能力推向世界最领先水平；同样是2016年投入使用的深圳国家基因库是全球四大基因库之一，且样品规模、存储量和可访问数据都居全球第一，为我国生命科学相关技术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2.超级科学工程

技术创新的跨学科、技术应用的跨行业趋势不断增强，要获得一项创新成果或实现成果的转化，就需要能够聚集各种资源和要素的平台或载体。具有特定目标、稳定资金和人员投入的研发计划能够带动各种创新要素的整合和聚集，目标宏大、影响深远的超级科学工程则能够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汇聚力量并投入到统一方向的技术创新活动。超级科学工程的设立一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面对激烈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竞争，各个国家都需要在存在短板的薄弱环节设立一系列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超级科学工程。当然，势力较弱、资源有限的国家很难面面俱到，只能将有限的资源应用于最紧迫的计划，或设立较低层次的计划，相比较，大国和强国则能在各个领域实施影响全球科技走向、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超级科学工程。

通过超级科学工程的设立和实施，一系列创新基础设施能够被建设和投入使用，在实现自身创新目标的同时往往也会附带产生众多技术成果。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实施了水星计划、双子星计划、阿波罗计划、太空实验室、星球大战、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太空的士、登陆火星等一系列航天领域的超级科学工程，虽然这些计划并非全部出于技术进步的目标（很多是在冷战背景下提出的），但确实推动了全球航天科技飞速发展，还附带众多创新产出，聚酯纤维、生命传感器、纳米管、纳米陶瓷、光学传感器等现在被广泛应用的技术、材料、工艺和产品都源自美国一系列航天计划。我国科技之路异常坎坷，技术路线多次被打断，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发展阶段，都面临或大或小、来自不同国家和阵营的技术封锁风险。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先后在1986年3月启动“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97年3月启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逐步构建形成了超级科学工程的基本架构。借助数万技术创新项目组成的若干超级科学工程，在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板、决定未来科技竞争的关键环节和领域展开了一系列高投入、长周期的科学研究，不仅取得载人航天、杂交作物、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高速铁路系统、高难度隧道和桥梁设计施工、移动通信、高端黑色和有色冶炼、大型LNG船、特高压输电、第三代核电机组等众多影响深远的创新成果，还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形成了跨单位、跨国界的合作创新关系，我国能源、材料、生物、信息、装备等产业部门的不断升级，都离不开诸如“863计划”“973计划”等超级科学工程的实施。

3.稀缺验证平台

大规模、低成本的产业化是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一些学术研究中，将是否实现产业化看作是区别单纯“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判断标准[8]。虽然有很多基础性、前沿性的技术研发不能直接实现产业化创造经济价值，或在短期内难以形成有价值的商业应用，但也会通过后续的应用开发促进新的产品、服务、工艺和手段发展，推动产业升级，改善人类福祉水平。相对于技术研发活动本身，产业化的环节往往被忽视，或者难以与技术研发活动形成有效衔接，造成大量耗资巨大的技术研发成果束之高阁。有很多研究把这一问题归咎于我国创新体系的体制问题，“两张皮”造成了科学研究和产业应用脱节（吕政，2012；金碚，2011；吕铁，2013）[9][10][11]。但事实上，从“实验室”到“工厂”远非仅仅依靠制度上的优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并且，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间的脱节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相反，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成果转化能力并不输于其他技术强国和大国。

新材料、新工艺、新流程的采用，新产品上市之前，都需要通过大量反复的实验，用以验证和优化改进、改善技术创新成果，因此制造业有严格的“小试”“中试”“大试”三阶段流程。对于一些复杂程度较高、颠覆性较强的技术创新，产业化验证就需要大范围、大规模调动资源，以及拥有能够承担全部验证功能的平台。例如，铁路运输是一个复杂系统，由于安全性要求高，世界铁路组织和主要国家都对铁路新产品在商业化应用前的实验验证有极其严苛的规定。在过去，传统铁路强国都建设有专业化的铁路试验线路用以验证铁路系统各类创新，例如原苏联的莫斯科谢尔宾卡环铁试验场、罗马利亚法乌列依环铁试验场、中国北京铁科院环铁实验基地等都在世界铁路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机车速度越来越快、系统越来越复杂，封闭式的环线试验场和短距离的直线加速线路已经很难满足铁路系统创新成果产业化验证的需要，这也是阻碍很多国家相关技术研发成果不能应用到最新的高速铁路系统上的重要原因。我国在2000年后开始发展高速铁路并很快迈过以引进技术和标准、进口整车和主要零部件的阶段，进入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新阶段。大规模的建设不仅使我国迅速成为全球高速铁路通车里程第一国，大量在建但未投入使用的实际线路为铁路系统技术创新产业化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平台。例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兴号”动车组从立项到商业运行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其中关键的60万公里实验验证就是在尚未完工的大西线（大同—西安）上完成的，而日本、德国、法国等最早投产高速铁路机车的国家都无法获得这样的验证平台。

四、建设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目标与政策思路

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科技发展水平都领先全球，人民生活也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富庶（Joseph，1954）[12]，但是从19世纪开始，由于没能及时跟上源自英国席卷欧美日的工业革命，科技水平逐渐落后，技术创新能力逐渐丧失。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坚持对技术创新高投入，建设了一大批支撑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虽然不同时期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活动有不同的主导方针和阶段性目标，但总体上都遵循追随世界领先的导向，以更快的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形成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当前，无论是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技术创新资源和能力，还是面临的技术创新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以及应对当前国际环境和满足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我国技术创新活动以及技术创新能力要略优先于工业化的进程，因此，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基本进入全球最领先行列，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同步。具体来看，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四大关键性目标：肩负成为全球领先创新国家的新使命、满足科技革命要求拓展新领域、创造打通产学研用通道的新载体、实施新举国体制下建设和运行的新模式。

1.肩负新的使命：成为全球领先创新国家

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欠账多，中国在近两百年鲜有对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突出或决定性贡献的创新成果。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技术创新水平突飞猛进，但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共同促成，技术创新的优势体现在对不同源头技术的集成能力以及迅速的产业化能力上，原始创新的比重依然很小。中国已经是全球技术创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科技实力在不断提升，技术创新活动不应当继续局限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应用，而应当在一些基础性、前瞻性领域开展能够造福全人类的重大创新活动。相应的，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布局不仅要着眼于在短板领域迅速实现补齐和赶超，形成更加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体系，摆脱技术“卡脖子”风险，更要在基础和前沿领域加大投入，构筑并增强全球领先的创新国家地位。新型创新基础设施必须肩负我国技术创新在全球从“追赶”到“领跑”地位的改变，以及技术创新活动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为主到“基础研发”“架构创新”为主改变的重任，保障未来我国技术创新目标从缩小差距、突破短板到造福全人类的转变。因此，在一些短期（甚至中长期）难以产生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基础和前沿领域，一定要坚持国家主导的高投入，建设诸如载人空间站、大型电子对撞机、大型基因库、超级计算机、大型材料实验室等新型创新基础设施，推动我国在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天文等基础科学领域成为世界领先。

2.扩展新的领域：满足新科技革命要求

技术进步并非线性，每当传输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等使能技术在同一时间段出现革命性的突破，就引发新的技术浪潮，最终导致新的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中，随着新技术被越来越多应用于产业领域，传统技术路线逐渐被颠覆、被替代，但在技术更替的过程中，新技术路线的出现、选择和确认都需要一批新型的创新基础设施作为前提条件。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创新活动的专业化、复杂化和融合化趋势增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在新技术领域的竞争首先是创新基础设施的竞争，正因如此，为了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国际技术竞争、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世界科技强国和产业强国都非常重视在新兴技术领域布局新的创新基础设施。中国作为全球第二经济体和科技投入大国，必须在代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信息技术、交通技术、能源和动力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医疗技术等领域加强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充分发挥我国地域广、人口多、需求多元化等优势，着力在新一代交通设施、人类基因工程、核聚变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重点方向建设他国难以模仿和超越的创新基础设施。

3.创造新的载体：打通产学研用新通道

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需要借助特定载体，以保障设施顺利建设以及建成后维护和使用的资金、人才和其他要素供给（杨丹辉，2020）[13]。为了加快对先进国家的技术追赶并构建完善的技术体系，我国在很长时间奉行国家主导的技术创新战略，创新基础设施，特别是重大创新基础设施的载体一般是公办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政府的研发经费支出也主要投入到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而其中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又占很大份额。大学和科研院所主导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有其独特的优势，能够保障设施建设和运行的专业化，以及创新成果的专属化，但也产生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创新的矛盾：产学研用目标一致和激励相容难以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受到诸多制约。为了有效推进我国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间的有机结合，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可以借助更加多元化的载体。第一，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从事技术创新的专门主体，仍然是最重要的创新基础设施载体，公立大学和科研机构要承担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研发，以及培养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需的人才，因此重点建设基础性、理论性强和具有前沿意义的实验室。第二，企业是最有活力的市场主体，能够比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准确地预判市场走向，因此应当重点建设应用性较强的创新基础设施，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向商业化应用的产品和服务转化。第三，科技产业园是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的关键载体，也是当前构成产学研用最重要的制约，新的产业园区建设和老产业园的升级要特别重视科技孵化器等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以及智能制造等数字技术产业应用新场景的构建。第四，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是重要的科普单位，可以为研发和创新活动提供场所，还决定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技术创新氛围，同样也是重要的新型创新基础设施载体。具有互动和参与性功能的大型博物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可以是开放式的科学实验室，也可以是传播最新科技研发成果和汇聚创新思想的平台。第五，示范项目是新科技在大规模应用前进行推广和普及的重要准备，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创新基础设施载体。公共产品采购是一些不够成熟新产品示范应用的传统手段，在此基础上，可以开拓更多新的科技示范场景，创造新的示范途径。

4.应用新的模式：推进新举国体制下的社会参与

重大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巨大、协调困难，运行还要继续追加资金、不断注入新的人才队伍，往往只有大型跨国公司和富裕的国家能够建设世界领先的创新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则必须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聚集必要资源才有能力获得建设大型创新基础设施的条件。中国从“两弹一星”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飞机、航空母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等重大创新中，“举国体制”无一例外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也必须认识到，举国体制在表现出独特优势的同时，其劣势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和激化，很多耗资不菲的创新基础设施出现严重的供需脱节，“体制内”创新基础设施出现“过剩”和“开工不足”，浪费巨大，“体制外”的创新活动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却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一些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想法因为找不到实验场所和验证场所不得不放弃。针对创新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新型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必须突破传统的“举国体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励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技术创新，使得更多主体参与到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中。这是新时期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和技术创新特征的、满足当前技术创新发展要求的“新举国体制”，能够继续发挥我国在动员资金、要素上的优势，又能激活创新基础设施的利用率，破解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困境。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邓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