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视频会晤。这是时隔2年后召开的首次中欧峰会，备受外界关注。自2021年中欧相互进行制裁和反制裁以来，中欧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目前存在哪些难题？双边关系今后将如何发展？我国又该如何应对？围绕上述问题，“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就此进行了研讨并发表了各自观点。

俄乌冲突下的中欧关系

严少华：2022年中欧峰会是过去两年内中欧间举行的首次峰会，意义重大。过去两年中欧关系遇到诸多挑战乃至跌入低谷，双边关系有回暖需求，此次峰会的举行也体现了中欧双方高层保持沟通和交往的政治意愿。尤其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欧峰会也给予极大关注和期待。

从峰会议题看，涉及乌克兰危机、贸易与投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新冠疫情等，但乌克兰危机成为欧盟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关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的媒体发布会上强调俄罗斯对乌的军事行动“不仅是欧洲大陆的决定性时刻，也是欧盟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乌克兰危机会成为中欧关系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个问题上，中欧双方立场仍然存在鸿沟。在冲突的起源及解决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中欧间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如此，减轻乌克兰问题对中欧关系的冲击仍然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

彭重周：冯德莱恩强调俄乌冲突是此次中欧峰会的中心议题，充分显示出俄乌问题已成为欧盟对外关系重中之重，不仅为此次欧盟所谓的“战时”峰会奠定基调，也意味未来数年欧盟外交将进一步由地缘政治主导。

在这一大背景下，冯德莱恩表示，欧盟的要求仅仅是中国不能妨碍或破坏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她也强调中国不需加入制裁。这显示欧盟在其最核心关切上不追求与中国达成合作，而只希望避免冲突。可以预见，在对抗俄罗斯将成为欧盟未来外交主旋律情况下，中欧在政治方面的关系将很难有重大提升。

简军波：尽管中欧经贸关系在疫情特殊背景下高速发展（2021年双方再次成为对方最大经贸伙伴），但自去年双方开展制裁和反制裁以来，加上欧盟及部分成员国在涉台事务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双边关系陷入僵局。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因双方在相关问题上立场差异较大，这导致中欧关系僵局雪上加霜。

欧洲高度重视俄乌冲突，认为该冲突关系欧洲前途和以后几代人命运，是所有事情中的重中之重，其发展对外关系也以此为焦点，这从欧盟将4月1日中欧峰会称作“战时峰会”可见一斑。但中国有自身利益和理解，在俄乌冲突中不可能采取和欧方一致立场和行动。可以预计，俄乌冲突结束后，欧盟对华政治信任会在当前低位继续下滑。

同时，欧美跨大西洋政治和军事同盟关系在俄乌冲突后空前加强，在对俄问题上采取高度一致立场，仅在能源领域因利益差异稍有不同。这意味欧美各自“印太政策”会一定程度合流，形成对我国新的外部压力。

张晓通：很少看到哪一对大国关系像中欧之间有如此多的机遇和挑战。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及现在发生的俄乌冲突，所有这些对中欧关系而言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化危为机，抓住时代机遇。尤其面对当前俄乌冲突对中欧关系的影响，须辩证看待。中欧关系是否还会有一个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什么时候能来，都值得深思。

严少华：在短期和长期范围内，中欧仍然可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开展合作，为乌克兰危机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短期内，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停火，为和谈创造条件。中欧都是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在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体系上存在共同利益，因此，中欧在联合国框架内可以发挥更积极作用，推动乌克兰问题回到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乌克兰人道危机也是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重点，中国可以为乌克兰提供更多人道援助，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在共同致力于缓和乌克兰局势的同时，中欧也应从长期视角看待乌克兰问题。危机结束后，乌克兰战后重建将是一项长期挑战，中国和欧盟作为乌克兰重要经济伙伴，可以在乌克兰战后重建上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中国是联合国维和主要力量之一，可以和欧盟在乌克兰战后维和方面开展合作，共同保障战后的和平与稳定。

俄乌局势之外中欧的合作领域

彭重周：峰会后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提及了一些中欧领导人在峰会中达成的共识，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进一步合作；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等。在中欧政治经济的隔阂无法撼动情况下，未来中欧合作领域将集中在气候变化、抗疫、能源安全等几个全球治理领域。可以预见，稳定的贸易关系及在特定全球治理领域合作将成为未来中欧伙伴关系主要组成部分。而正如欧盟放低对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期待一样，中国也不应对通过全球治理合作改善中欧在政治、安全、人权规范等方面的关系抱有过高期待，而应对现存的和未来的竞争和冲突泰然处之，适应竞争，在竞争中求合作。

姚旭：虽然俄乌局势在对话内容中占据大段篇幅，但对话也反映出中欧在数字治理等领域同样有进一步合作空间，而数字治理领域或可成为中欧下阶段合作关键点。

一是中欧下阶段合作需要有框架性，双方高级别数字问题对话就有良好基础。此次对话重要成果之一是欧盟和中国将恢复高级别数字问题对话。2020年9月10日，欧盟委员会与中国举行了首次高级别数字在线对话，此次宣布重启无疑将巩固这一框架。

二是中欧合作深化需有具体抓手，数字治理领域是双方共同关切。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持续对数字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各国政府的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双方在数字治理规制标准，及自动驾驶、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产业研究领域也有很大合作空间。

三是中欧合作无法忽视美欧关系，美欧跨境数据流动在美总统拜登与冯德莱恩会面后已有新的进展。此前被欧洲法院废止的“隐私盾协议”（Privacy Shield）有了新的“原则性”版本，美国国内规制体系可能会进行调整以符合欧盟对数据保护及跨境数据流动的要求。欧盟一方面修补和美国之间的数字裂痕，另一方面依然在寻求战略自主，中欧数字治理合作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尽力维护中欧关系平稳是中国重要利益

张晓通：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思考中欧关系如何破局，特别是未来10年中欧关系如何发展。为此，我国应开展中欧之间“正能量外交”。从中国来讲，就是需进一步开放市场，推动中欧在绿色、科技、技术标准及全球治理领域深入合作。从欧盟来讲，则亟需采取务实外交而非价值观外交，推进战略自主。从双方角度来讲，要考虑尽快以谈判方式解决双方施加在对方身上的制裁，让中欧关系回到正常轨道，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批准生效。

在未来1-2年里，欧洲经济将面临很大困难，甚至遭遇大规模经济、能源和难民危机，这将给欧洲经济、民生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需对欧实施“正能量外交”，给欧洲输入更多“正能量”；同时，也推动欧洲以更加正面积极态度看待中国治国理政和对外政策，恢复中欧关系正常稳定发展。

简军波：中欧经贸关系会在近3-5年内依然强劲。这主要因为新冠疫情引发双方需要通过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复苏，欧洲能源领域在摆脱俄罗斯控制前也需加强与中国相关合作。但当欧盟完全从疫情大流行中恢复过来并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主要是天然气）依赖后，欧盟会在“战略自主”框架内，加速摆脱对中国产业链依赖，以碳边境税、投资审查机制、企业尽职调查等多种手段，阻碍双边经贸交流，并吸引对其有利的我国优良资本进入欧洲，促进欧洲再产业化进程。同时，欧洲正通过急剧对非洲政策调整，如通过《后科托努协定》等来与中国争夺在第三方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

一定程度上，俄乌军事冲突已导致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急剧变化，在我国主要需应对中美博弈大环境下，尽力维护中欧关系平稳发展是我国重要利益所在。鉴于此，其一，近3-5年内欧洲还无法摆脱对华产业链依赖，需在后疫情时代加速经济复苏及新能源开发和能源来源多样化，欧洲均需与中国开展合作。因此我国应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欧洲在经贸、科技、能源、防疫、气变等各功能性领域合作，包括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的合作。

其二，为尽量维持双边良性关系，我国应在涉及非核心利益问题上合理考虑欧方诉求，在不损害我国根本利益前提下满足欧方，以换取中欧关系平稳发展这个更大主题。

其三，在尽量维护现有与欧盟交流机制基础上，应注重和欧洲国家双边关系，深化和特定国家关系，以点促面，在国家层次巩固与欧洲关系。

其四，适时调整对欧政策，适应中欧关系复杂化情势，尽力寻求合作同时，充分做好与欧洲斗争准备，尤其在台海、安全、政治等领域斗争，以斗争求团结，通过斗争实现合作。

（简军波为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彭重周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严少华为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姚旭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张晓通为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以上按姓氏拼音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