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乌危机的生成逻辑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各具完全主权地位的邻国。30年来俄乌关系变动主要围绕相互定位展开，说到底就是“为友还是为敌”的这一核心问题。起初，俄将促乌加入俄主导的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作为基本诉求，并试图通过能源合作和对乌让利拉紧两国之间的利益纽带。然而，2004年发生“橙色革命”后，乌加快倒向西方。在此情况下，俄选择的次级目标是乌可在经济上选择加入欧盟，安全上保持中立，但底线是乌不得加入北约。此次俄乌战事爆发后，无论是普京总统的长篇檄文，还是俄方明确提出的谈判条件，底线诉求是乌克兰终止加入北约的努力，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保持中立地位。由此可见，俄乌冲突的根源是俄与北约，乃至俄美之间长期尖锐对立和战略博弈。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维持欧洲冷战体系和与俄对抗政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945年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即美苏分别领导的东西方阵营并行并存）瓦解后，在独领风骚，大行霸道的胜利之余，美国却感到另一种风险将至——共同敌人的消失会导致其同盟体系的合法性降低。通过打造莫斯科的敌手形象，美可继续控制欧洲安全的主导权，消除任何欧陆强国崛起所形成的挑战。冷战结束后的事实表明，美国不仅不会轻易退局，反而利用数次“东扩”，将一大批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波罗的海、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国家拉入北约，最终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即在战略上进一步挤压俄安全空间，在战术上获得抵近投放先进武器系统及兵力，在环境上塑造出“听美国话，跟美国跑”的中东欧群体。正是基于上述美对欧分而治之的大战略效应，俄罗斯自然无法摆脱成为北约“靶敌”的厄运，俄欧关系终因从属于俄美关系而难有根本转圜。

第二，俄与西方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缺陷及其不平等、非对称问题。苏联解体后，俄经济转型经历巨大震荡，产业结构性失衡和技术创新能力滞后，造成俄欧之间、俄美之间金融、投资、技术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的“中心”“边缘”位差。面对西方世界一再羞辱、打压，俄选择以乌为目标，用军事手段对之加以清算，固然彰显其奋力抗争的顽强意志，却也暴露其运用外交、经济威慑的办法相对有限。反观美西方，总能凭借其雄厚实力，采用外交、经济等成本较低、国际接受度高的方式推进目标。同时，尽管美西方祭出空前规模的对俄制裁杀器，虽有避免直接参战导致局势完全失控的原因，但终究难以掩盖其大发战争横财和进一步削弱俄经济的底层逻辑。

第三，俄欧之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纷争及“身份否定”和战略互疑问题。乌克兰处于欧洲腹地和欧亚强国俄罗斯的连结点，在至少1300多年中见证了无数次“文明形成与毁灭、民族的融合与冲突、帝国的崛起与解体、革命的兴起与转折、文化的衰落和复兴”。即便在前苏联时代，俄、乌作为两大加盟共和国共享统一主权，但第聂伯河东西两岸人民的族群、宗教差异依旧留存，并在联盟解体之后变成俄、乌围绕民族身份和历史叙事争论的根源。冷战结束以来，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急于攀“富”的政策需要，加上美西方推波助澜，乌等俄周边国家在“反俄”“恐俄”“拒俄”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反过来也导致俄乌、俄欧、俄美及北约关系不断失和、失稳。

二  俄乌危机的主要启示

（一）关于冲突的直接后果。首先，俄美及北约直接交战的可能性不大。二者均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军事强权，长期博弈令双方谙熟彼此战争理论，积累了丰富的打交道经验，特别是对相互摧毁能力建立了基本互信，双方都要竭力避免“战略意外”而维持某种“冷和平”状态。其次，俄在此次开战前似已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做了较为充分的应对准备。最重要的是，俄依靠自身条件维持温饱不成问题，加之俄人民素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俄应能最终度过难关而不至发生崩溃。再者，俄乌冲突无疑给大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但还不至于成为历史性分水岭，导致世界再度分裂。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冷战的历史殷鉴不远，绝大多数国家都受害不浅，个别国家难以推动多数性共识；其二是众多国际社会成员国已深度卷入全球化，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分裂不得人心，“脱钩”行不通。其三是霸权者推行分裂政策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二）关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经过此次摊牌，各方的难题和能力短板进一步暴露。俄军事现代化改革成效及经济支撑能力明显不足，发展无疑严重受损，增速低迷。俄与外部世界联系网络和友好圈恢复不易，维持其全球大国地位和声誉的难度增大。美控制当今多维联动世界的欲望越强，所制造的矛盾和悖论就越多，其战略资源和行动能力的缺口也越大。欧美团结得到某种程度加强，但结构性竞争和矛盾依旧。长期而言，欧美无法完全同步维持这些制裁措施。俄乌危机也进一步激发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意愿，法、德等国将借机加快自身军力建设，并推动欧盟下定其独立防务建设的决心。若干新兴力量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有的不听招呼，不按美国的套路出牌，有的公开声明不赞成、不加入对俄制裁，还有些国家借机提高自身地位，愿为俄乌对话提供条件，或推进相关谈判取得突破。总之，俄乌冲突不仅会促进秩序之变，为各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待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也会增大相关战略力量分化、调整和重组的现实可能，使新时代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世界格局更快地到来。

（三）对战争与和平的再思考。俄乌冲突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长和平”打破，给欧洲乃至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带来最新的挑战，一方面要看到它必然是由新旧混合的复杂动力所推动，霸权主义的旧势力还会不断制造动乱和麻烦，要时刻做好反对和制止战争的各种准备。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世界已在日益互联互通过程中深度交融，和平相处、和合共生、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基本方向不会轻易逆转。只有摒弃冷战思维，在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基础上，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乌及其他安全危机，逐步接近“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美好愿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原文载于香港《中国评论》2022年4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