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美对华政策中“遏制对抗”言行不断，中美关系饱受曲折，但两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各自如何看待对方的真实状况对我们了解中美关系未来走势多有启发。近日《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舆情中心公布了中美互视公众调查结果，传递出较多与人们观察中美关系的固有视角不同且非常值得深入反思的信息。

首先，两国公众都展示出通过对彼此新闻或信息给予较高关注而了解对方的共同愿望，这与中美关系广泛性已深刻影响到各自公众生活、就业、教育与福利改善等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尤其是美对华贸易战与疫情的泛滥难消，对各自社会产生的普遍冲击，导致两国民众对彼此政策与各层面发展状况抱持更多关注态度。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新经济形态的培育等影响民众生活的重大全球议题，更是民众福祉所寄且受到各方公众高度关注。

相比之下，基于美国对中国内外部发展环境影响较大的普遍认识，中国公众对美国重大政策变动同样十分敏感。美国公众则更因其媒体与政客对华舆论共识的再塑造，而不断增加对中国的关注。

其次，媒体对舆论塑造影响重大，可说是观察他国民意的窗口。尽管两国国内相当比例民众存在对对方媒体的不佳印象，但非常有趣的是，调查显示中立及喜好对方媒体的受访民众占比相当高。这意味着两国国内相当数量民众尚未形成对彼此社会或政策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偏见，中美两国民众层面加强交流进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基础依然存在，最终促使政策纠偏的空间依然较大。这不得不说是个积极的信号，当然这对各自媒体未来提升专业化水平同样带来新挑战。

第三，中国受访者对美喜爱度占比明显低于美受访者对华喜爱度，这一现象相对真实地揭示出政治军事与文化经济因素分别对两国民众相关看法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多数民众都普遍感受到美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对华关系处理中，将各种议题政治化或武器化的恶劣操作带来严重危害。美国以不同借口对外实施政治军事干预皆以混乱失败告终的现实，持续实质性降低着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

相比之下，中方通过经济互惠与文化共情促进民心相通的对美交往理念，使相当数量美国公众始终感受到中方善意与魅力。尽管也有相当比例的美方受访者对华较为抵触，但我们相信，随着中美交流的加深以及这些人对中国直观和深刻认识的增加，他们对华看法作出改变的可能性很大。

第四，随着社交媒体成为两国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他们之间会有更多的共同兴趣及由此形成的共同认识，调查结果印证了此判断。“油管”和抖音代表的视频传播、推特和微博代表的图片文字传播、播客（Podcast）代表的音频传播以及其他众多社交媒体蔚然成为公众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最关键管道。影视、剧集、新闻在社交媒体中的便捷无缝传播，迅速在民众中编织出观察认识对方的密集网络，这对于公众破除美政客或媒体编造的扭曲叙事极有帮助。

第五，就中美各自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而言，调查结果显示，民众看法分散且多元，指向性较理性且并不极端。中国大多数（62.4%）受访者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像个成年人那样”，有负责任大国的表现。这比较合乎世人对美国“国际行为应更加理性”的期待。但美国近一年来处理阿富汗撤军、核不扩散、与中俄关系等众多议题上的失败，以及美国自身内部无所不在的分裂，又时时给外国公众以“美国不行了”的直观印象。美国大多数（68.3%）受访者不反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个结果也表明，多数美国公众并不像美国部分政治精英那样“逢中必反”，他们可能会更积极看待中国的国际担当议题。而深陷“恐华”“遏华”氛围影响，反对中国担负更多国际责任的受访者占比不少的现实，客观上也在提醒人们有必要警惕美国可能出现涉华“麦卡锡主义”逆流。

第六，两国年轻人对彼此的看法，可说是深受各自成长时代与中美实力及影响力消长的影响。美国与中国在过去30年处理内政与外交中，分别呈现整体“相对衰退”与“崛起”的态势，塑造着此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代年轻人的“中美观”。确实，双方都存在高占比（70%以上）受访者关注彼此新闻和信息的现象。尤其是，对中国感兴趣的美方Z世代呈现持续增多的势头，他们并不像以往时代成长起来那群固守“冷战思维”的群体，当中较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刻板而是相对积极，对华认识的可塑性很强。

中国年轻人对美国媒体普遍相对冷淡，折射出他们对美国媒体那种“煽情”式专注收视率的老套新闻反感，这与他们愿意表达“自我”，喜欢选择社交媒体那种参与式新闻接受方式有关。中美年轻人中的这些趋势未来可能会更明显。

此外，中美精英群体始终是对彼此国家给予高关注的主要群体。细分开来，中美文化精英群体大多存在愿意理解对方文化与传统的“共情”，相互抵触的情绪并不强。相比而言，中美政治精英在近年来彼此碰撞之中产生的相互排斥情绪较重，当然这主要是美方妄图将其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强加于中国造成的不良结果，怪不得中方。

总体来看，中美互视公众调查结果较为准确反映了中美不同群体的看法，对了解中美公众情绪、舆论环境、互动模式和政策倾向都有很大帮助。

（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