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中，全球价值链并非新兴的研究对象或议题。但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直到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引发全球价值链的大幅度波动，隐匿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背后的全球价值链问题才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以经济学者关于全球价值链度量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国际关系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及其变迁如何塑造与改变国际权力，并先后发表了多项重要成果。近年来，围绕全球价值链问题，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五篇中英文论文，它们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第一，全球价值链孕育的是谁的权力？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企业与国家两类行为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力，少数研究还涉及国际组织等行为体可能被赋予的权力。由于全球价值链研究起源于经济学，尤其是微观层面的企业间关系，全球价值链权力主体的定位一开始也以企业为主。例如，在《后华盛顿共识世界中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一文中，加里·格里菲（Gary Gereffi）重点关注主导企业（lead firms）与大型供应商（large suppliers）的议价权；马克·P. 达拉斯（Mark P. Dallas）等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Power in Global Value Chains）一文中又进一步总结了四种权力类型：议价性权力、示范性权力、制度性权力与构成性权力，这些权力的主要实施者是企业，其中制度性权力与构成性权力可能还需要与国家或国际组织联动运作。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及其影响的显现，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所获得的权力也逐渐受到关注。罗里·霍纳（Rory Horner）和马修·阿尔福德（Matthew Alford）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角色》（The Roles of the State in Global Value Chains）一文中概括性地提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四种角色类型：促进者、监管者、生产者和购买者，为此后的学者探讨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力奠定基础。《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庞珣、何晴倩）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政府能力与中国国际经济权力提升》（刘洪钟）这两篇文章讨论的都是国家在国际层面的权力，但二者所界定的权力性质或表现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指涉的是结构性权力，即国家基于特定的结构位置对整体结构的影响，而后者本质上讨论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
虽然各篇论文重点关注的权力主体不同，但作者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了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是彼此联动、难以分割的。一方面，从微观层面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权力的来源之一正是该国企业相对于他国企业的竞争力与权力；另一方面，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发挥某些权力（如制度性权力）会受到国家等其他行为体的推助或限制。
第二，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如何产生？无论是将企业还是国家作为权力主体，上述论文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即企业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特定位置赋予了该企业或该国相应的国际权力。具体而言，在重点关注企业权力的论文中，作者们强调，主导企业与大型供应商通常可以凭借“买方”或“卖方”的特殊地位来迫使其他企业服从自己的意愿；而聚焦国家权力的论文则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上，企业之间的买卖最终汇聚成为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一国输入或输出的增加值越大，意味着该国作为“买方”或“卖方”的地位越突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也就越大。
从理论角度看，大部分文章都直接或隐晦地将经济相互依存作为上述结论的思想基石。一个企业或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与其他企业或国家产生经济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总是对称的。通常而言，作为主要“买方”或“卖方”的企业或国家在这种联系中处于优势，其他企业或国家对其敏感性与脆弱性更为突出。换言之，当前者的行为或政策发生变动时，后者也不得不在生产与贸易上作出相应调整，这就是权力产生的过程。庞珣与何晴倩一文的思想内核其实正是经济相互依存。不过，两位作者并未直接套用相互依存理论，而是将这种依存关系由“二元依存”拓展至“网络化依存”，即国家与国家主要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建立依存关系，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力是以结构为介质，而非直接作用于另一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增强了相互依存理论的内涵与解释力。
从实践角度看，一个企业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权力的方式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或产业升级提高自身作为中间产品供应商的能力，这有助于获取“卖方”权力；而企业扩大自身规模，以及国家充分发掘本土市场，则有助于其获得“买方”权力。刘洪钟一文就明确指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与权力的提升，正是得益于产业和技术升级，以及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吸引力优势。
地位孕育权力，这是全球价值链中权力产生的最主要方式。除此之外，结合企业与国家各自的特征，相关学者还提出了权力的其他产生方式。但这些方式要么难以被观察与衡量，要么最终还是落归于企业之间的买卖行为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输入与输出。例如，马克·P. 达拉斯等人所界定的“示范性权力”和“构成性权力”，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运作的历史惯例、成功企业的实践经验等；罗里·霍纳等人也提出，一国可以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促进者”或“监管者”，通过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工具影响中间产品或最终消费品的进出口规模，由此被赋予了特定的权力。
图片来源：Stefano Ponte, Gary Gereffi and Gale Raj-Reichert, eds., Handbook on Global Value Chai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第三，如何测量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这更多地属于数理方法上的问题，对此经济学领域已诞生了诸多成熟的成果，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论文主要是引进这些方法，而且更多地用于测量国家而非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此外，由于视角上的差异，国际关系学者们所关注的指标也有所不同。
庞珣与何晴倩以里昂惕夫分解为工具，基于1990-201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跨国投入产出表（UNCTAD-Eora），对各国之间的增加值互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溯源。由于身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同时作为增加值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作者将一国结构性权力分解为以下两个指标：“该国输出的增加值占网络中所有他国出口份额的对数加总”（即作为增加值输出国的结构性权力）和“该国从网络中所有他国进口的增加值占后者出口份额的对数加总”（即作为增加值输入国的结构性权力）。这两项指标之和便是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结构性权力。
图片来源：庞珣、何晴倩：《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第26-46页。
在重点关注国家经济实力的前提下，刘洪钟对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权力的测量，则主要集中在GDP、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三个指标，再分别以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PPP）的方式计算，共得到六个指标，最后对六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所得之值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避免极端情况的出现。与此同时，作者还综合考虑了跨国公司的规模与绩效、企业竞争力等多个微观指标，作为对一国经济实力的补充描述。
第四，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具有什么意义？权力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在全球价值链的语境下，国际权力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全球价值链赋予国家或企业的国际权力，是构成与改变国际格局乃至国际秩序的要素之一。上述多篇论文通过测量或剖析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来映射国际格局的变迁。他（她）们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相似性，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衰落。庞珣与何晴倩一文还特别强调，大国运用全球价值链权力的方式对于国际格局的稳定性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孕育的国际权力，反过来也具有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尽管上述几篇论文的侧重点不在于此，但这些作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了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或企业，可以通过运用其特有的“买方”或“卖方”权力，重构全球价值链。这其实也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战与技术战引发全球产业转移新浪潮的内在逻辑。
总体而言，从本期所选的五篇代表性论文来看，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权力之间的联系正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一项新兴且重大的研究议程，并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相关学者关注的具体问题以及分析视角可能各有不同，但他（她）们共同推动了这项议程的诞生与成长，也作为“探路者”引导我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些学者已经为后来的研究者厘清了关键概念，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与方法，但同时也为我们留存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具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或权力在不同的产业可能存在不同的表现。尽管从全局角度观察与剖析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权力具有重要价值，它有助于我们在宏观上把握整体国际经济格局的走势；但从实践角度看，一国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获得更大权力的努力，最终还需要落实到具体产业的技术创新、生产改造与升级的行动上，这就需要精确分析该国参与具体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情况。因此，在了解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地位之基础上，深入剖析不同产业（尤其是战略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及其国际政治意义，具有突出的实践价值，也有待更多的跨学科研究者参与其中。
其次，从全球价值链中权力的形成与影响机制来看，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或重新界定。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或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经典议题，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内层面的国家-企业关系，国际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可能会涉及一些东道国或母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但总体来看国际层面的国家-企业关系缺乏系统关注与研究。而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越来越多地以一国政府与他国企业的关系形式存在，例如，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中方企业的围堵与制裁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表现，越南政府对韩国三星的高度重视又是这种关系的另一种情形。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的研究，对既有的国家-企业关系理论进行更新与拓展，也是国际关系研究者推动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罗仪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玙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