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政府实施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战略，分析人士于是寻找历史隐喻，来解释这场日益加深的对立。尽管许多人援引冷战的初起，但更令人担忧的历史隐喻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端。1914年的时候，所有列强都预料会爆发一个短暂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相反的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所指出的，他们却梦游般地卷入一场持续了四年、摧毁了四个帝国、杀死数百万人的战火。

回想当时，对于曾被称为“欧洲协同”的国际秩序出现的变化，各国领导人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民族主义日渐势大。在东欧，泛斯拉夫主义既威胁到奥斯曼帝国，也威胁着奥匈帝国，这两个帝国都有大量的斯拉夫人口。德国作家写过日尔曼-斯拉夫战争的不可避免，教科书则煽动着民族主义激情。

对于欧洲工人阶级来说，民族主义被证明是比社会主义更牢固的纽带。而对于欧洲的银行家来说，民族主义则是比资本主义更牢固的纽带。

此外，人们对于和平愈发自得自满。在欧洲，大国已经有40年未卷入战争，当然也曾发生危机，比如1905-06年在摩洛哥，1908年在波斯尼亚，1911年再在摩洛哥，以及1912-13年的巴尔干战争，但它们都是可控的。然而，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出的外交妥协，导致了挫败感和对修正主义越来越多的支持。很多领导人开始相信，让强者打赢一场短暂的决定性战争，将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

20世纪早期的国际秩序丧失灵活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德国所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雄心勃勃，但却含糊不清，令人费解。德皇威廉二世对更强大实力的追求相当笨拙。

今天的决策者们必须警惕中国民族主义和美国民粹沙文主义的兴起。结合中国愈加奋发有为外交政策，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更加不容妥协，两个大国之间冲突意外升级的前景是存在的。正如克拉克所说，一旦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它们就会（或看似如此）强加给我们一种必不得已的感觉”。但在1914年的时候，克拉克总结道，“未来仍然有多种可能——仅此而已。虽然欧洲两个武装阵营都在整固前线，但有迹象表明，大规模对抗的那一刻也许正与人们擦肩而过”。

成功的战略必须预防梦游症。在1914年，奥地利受够了暴发户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塞尔维亚恐怖分子刺杀奥地利大公成为最后通牒的完美借口。在起身去度假前，德皇决定给奥地利签一张空白的外交支票，以阻止崛起的俄罗斯，同时支持他的奥地利盟友。但当他回来，得知奥地利是如何填写这张支票之后，试图收回但为时已晚。

美国希望阻止中国使用武力，维持台湾法律地位的模糊状态，而中国却视台湾地区为其固有领土不可或缺的部分。多年来，美国的既定政策是阻止台湾宣布在法律上独立，同时最大限度地遏制对岸的“立时统一”动机。如今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这种双重威慑政策已经过时了，因为两岸日渐失衡的综合实力让台湾地区全面一统只是时间问题

也有人认为，向台湾当局提供直截了当的保证，或暗示美国正朝着这一方向运作，会刺激中国采取行动。但即使中国不考虑全面军事介入，只尝试封锁或占领一个离岛来施压对岸，一旦有船只或飞机相关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所有的赌注都会落空。如果美国以冻结资产或援引《与敌国贸易法》来回应，两国隐喻式的战争很快就有可能变成现实。1914年的教训是提防梦游症，但它并没有提供管控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

美国成功的对华战略应当始于国内，其要求是维护吸引而非胁迫盟友的民主制度；投资于保持美国技术优势的研发；保持美国对世界的开放。

在外，美国应当重组传统军事力量，以适应技术的变化；强化联盟体系，包括北约和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的安排；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加强并补充二战后为制定标准和管理相互依存关系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就跨国问题与中国合作。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正是遵循这样一种策略，但1914年时刻都在提醒我们要慎重。

短期内，鉴于中国愈发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美国也许不得不在平衡公式中的竞争一面投入更多时间。但若美国避免意识形态妖魔化，避免误导性的冷战类比，同时维护好联盟关系，这种战略是可以取得成功的。1946年，乔治·凯南正确预测了与苏联长达数十年的对抗。美国无法遏制中国，但可以通过塑造中国崛起的环境限制它的选择。

如果中美关系是一副扑克牌，美国人就该意识到他们抓的是一手好牌，不必因为恐惧或相信美国的衰落而唯唯诺诺。但即使有一手好牌，如果打得不好也会输掉。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原文标题“The China Sleepwalking Syndrome”。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