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一直把重点放在大国竞争上。如今，华盛顿的许多人正忙于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描绘成一场新冷战。显然，大国竞争仍然是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但我们绝不能让它掩盖日益严重的跨国安全威胁。

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在世界政治中司空见惯，但技术推动权力从国家向跨国行为者和全球力量转移，带来了新的和陌生的复杂性。

新一轮全球权力转移

技术变革将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大流行病等一系列问题列入了全球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它往往会削弱政府的应对能力。

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关系领域包括银行业者和犯罪分子以电子方式转移资金，恐怖分子转移武器，黑客利用社交媒体扰乱民主进程，以及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生态威胁。例如，新冠肺炎造成的美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死亡人数，但我们几乎没有为此作任何准备。新冠肺炎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或者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病。

个人和私人组织——从维基揭秘网、脸书网站、基金会到恐怖分子和自发的社会运动——都有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直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分配更加广泛，非正式网络可以削弱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信息的网上传播速度意味着政府对议事日程的控制力减弱，公民面临新的脆弱性。

美单凭孤立政策行不通

孤立是行不通的。美国的两个大洋不再是以往那样的有效安全保障。美国20世纪90年代轰炸塞尔维亚和伊拉克时，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侯赛因无法对美国本土作出还击。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1998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向苏丹和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目标发射了巡航导弹；三年后，“基地”组织把美国的民用飞机变成了大型巡航导弹，在美国杀死了3000人（超过了珍珠港事件）。

但这种威胁不一定是有形的。美国的电网、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和银行很容易受到电子袭击，而这种袭击可能来自美国国内外的任何地方。大洋没有用。网络攻击可能来自10英里或一万英里以外。

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政治，意味着即便美国在大国竞争中获胜，如果单独行动，就无法实现许多目标。例如，尽管经济全球化可能遇挫，但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极端天气事件、农作物歉收和海平面上升——将影响所有人的生活质量，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边境越来越容易受到非法毒品、传染病和恐怖主义等各种问题侵袭的世界里，各国必须利用自身的软吸引力发展网络并建立制度和机构，以应对这些新的安全威胁。

成功有赖与他国合作

在这个世界里，世界头号强国在组织全球公共产品生产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但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几乎没有提及这些威胁，而诸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之类的行动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步伐。

技术专家理查德·丹齐克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总结：“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而且其影响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和其他人或许无意中释放的辐射都可能既成为他们的问题，也成为我们的问题。必须把一致商定的报告制度、共同控制、共同应急计划、准则和条约作为缓和诸多共同风险的手段。”关税和高墙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在一些军事和经济公共产品领域，单方面的美国领导作用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在其他问题上，成功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在这个新世界里，权力的某些方面是一种正和博弈。

在这个新世界里，网络和连通性成为权力和安全的重要来源。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联系最紧密的国家是最强大的。过去，美国的开放性提升了它打造网络、维护机构和保持联盟稳定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开放性以及与世界接触的意愿在美国国内政治中能否持续下去。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BRGG平台观点；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