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需要“原理论”
2018年12月06日  |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  阅读量:10077
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发展“五通”为重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发展战略对接为路径,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署,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开创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时隔五年,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中国目前也已经和6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目标都能够在“一带一路”的大盘子里加以推进实现,合作各国一起走向“命运共同体”是可以预期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几年来的不断演化,其全球治理的实践框架已经比较明确:第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应对逆全球化的全球性挑战;第二,深化南南合作,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同时加速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大范围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的制度与硬件基础,注入实体经济动力,带动欠发达国家后工业化进程;第三,实现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打造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促进多元文明共生共荣,实现各国经济事务共赢合作的良治局面;第四,对现有的国际多边体制,包括IMF、World Bank、WTO进行改革倡议,必要时通过“一带一路”合作,突破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机制体制束缚,倡导新型多边主义,建立新的多边体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合作机制和治理模式,是发展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也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能够有效应当前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抗衡逆全球化挑战,配合全球经济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需求,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全方位合作倡议。


九、郑亮:“一带一路”建立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网络

2000年前的古丝绸之路,以纯粹的贸易为主,极少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现如今,面对复杂且多变的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对东面的围堵,对中国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遏制作用,使中国遭受到地缘政治的严峻考验。

2012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提出了“西进”战略,就中国当时面临的亚太局势建议应面向西部,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地缘战略支持。他将“西部”主要界定为中亚、南亚、中东及里海地区,主张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合作。王缉思教授认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

“一带一路”倡议从东向西贯穿了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战略枢纽,其顺利实施可以使中国成为欧亚一体化的主要经济和外交力量,从而建立一个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网络,为中国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将目光投向西部地区的建设,可以激活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活力,拉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欧亚陆路通道建设,将欧亚大陆有效联系起来,重新配置中国部分产能和工业体系,有望实现国内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以及不断拓展自身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与“西进”战略之间是存在交集的,着眼点都集中于西部,即我国西部以及周边的西部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之后,又实施了中部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东部,与中亚地区也没有建立起紧密的经济与外交联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更大范围的实现“西进”战略。随着“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大格局的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建设性项目逐渐落地,在中欧班列、中巴经济走廊等推动下,有力促进了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这五年来,中国西部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并且将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将西部地区的经济和周边国家可以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丝绸之路经济带”途径中亚、西亚,再至欧洲,通过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大力度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投资和产品输出,有望完成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

综上所述,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文化旅游能源资源等十分丰富,发展相比东部地区仍然存在不少差距,这就更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今后西部地区的长足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表达出中国崛起的声音,又能够改善我国中、西、东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历史问题,为西部地区和沿线国家之间构建了共同繁荣的桥梁。 


十、唐健:“一带一路”有“共”与“通”的国际秩序观

对他者的暴力:美国的主流国际秩序观及其“敌人”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对他者特殊性的恐惧、压制和改造上。自其诞生之日起,美国就是一个革命性国家,它追求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推广至全世界,“对美国人来说,其国家的一致主题是,他们将要成为人类进步的先导。他们的国家主义自然会引导他们超越国家疆界的视阈”。所以,美国人总是在寻找敌人,也在担心敌人潜入自己内部,让自己内部产生分裂,丧失战斗意志。

美国学者提出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理论没有能够超越上述逻辑。美国主张的共同体理论主要是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所以实现人类和平与繁荣的路径是在全球推广建立民主制度。但是,在面对“非民主”国家时,规范层面的冲突会导致制度约束的失效,美国总是认为自己需要“跨洋出海,扫荡群魔”。

所以,这种共同体理论建立在高度排他性的基础上,只要与自己认定的标准不一样,都可以被贴上“非民主”的标签,就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这就导致民主和非民主概念划分的模糊和浮动性,所有游离自己主导和控制,以及能够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他者都可以被划入“非民主”这样一个概念容器。所以,民主和平论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带有“圣战”色彩的民主推广活动,甚至是“用暴力使他们自由”(force them to be free),期望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多样性进行改造。所以,民主共同体并不“共同”,它包含着强烈的“党同伐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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