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是西方霸权国,俄罗斯是新兴大国,两国在全球建立了不同规模、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安全伙伴体系。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都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构建统一战线,中东成为双方战略竞争的主战场之一。

本文从安全伙伴国的相互依存度出发,基于“安全—经济复合利益”模式,探讨安全困境下,在权力分布上处于不对称关系的安全伙伴小国选择不同政策的隐性逻辑,以解释俄乌冲突爆发后为什么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会作出不同的外交反应。选择中东作为案例,一是因为中东国家处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中,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挑战;二是因为美俄在亚太和欧洲地区的安全合作形式单一,主要是军事联盟,而中东地区涵盖了安全伙伴的多种类型,具有多重性和复合性;三是美俄与中东的安全伙伴国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具有异质性。

二、美俄在中东安全伙伴的概念与类型

安全伙伴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针对共同威胁而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以期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力量倍增效应。这里的“安全伙伴”包括四要素:行为体为主权国家,合作议题为国际安全,合作指向为共同威胁,合作载体为正式或非正式协定。

中东是大国战略竞争的舞台。二战后的美苏、冷战后的美俄都在中东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各自建立的双多边联盟体系实际上是正式与非正式安全伙伴的复合体。“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多极化取得了长足发展,美国和俄罗斯是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域外大国,分别与中东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安全合作关系。

第一,正式强伙伴,即“军事联盟”,是安全伙伴国基于盟约,针对共同威胁而开展安全合作,形成高度制度化和排他性的安全共同体；第二,非正式强伙伴,即“准联盟”,是安全伙伴国基于非正式安全合作协议,针对共同的外部敌人开展密切安全合作；第三,正式弱伙伴,即“联合”,是安全伙伴方相互确认为正式“盟友”并签订正式安全合作协议,但仅停留在文本层面,实际安全合作处于低水平；第四,非正式弱伙伴,即“弱链式联盟”,是“联盟扩容”的产物,旨在弥补原有联盟体系下安全供给之不足。

综上所述,美俄对中东的双边安全伙伴体系进行差序化管理。安全合作的目标、深度、广度和机制不同,美俄与对象国安全合作的形态也千差万别。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和综合性大国,在全球安全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是单一性大国,在全球安全体系中处于受遏制地位,在中东缺乏正式强伙伴和正式弱伙伴。

三、中东安全伙伴国政策偏好的动因分析

中东伙伴国与美俄建立的安全伙伴关系属于不对称关系:前者体量小,多为脆弱政权,首要任务是维护政权安全;后者体量大,追求在中东的地缘政治主导权。安全伙伴国能否维护政权安全,取决于安全和经济两大要素，形成一组张力,是中东国家平衡与美俄关系的主要考量。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安全伙伴层级影响危机爆发后弱小伙伴国向大国提供援助的意愿,层级越高,前者向后者提供援助的法律和道义压力越大,提供援助的意愿就越强烈。

假设二:战略经济利益影响危机爆发后弱小伙伴国向大国提供援助的意愿,前者对后者的经济依赖度越大,提供援助的意愿就越强烈。

假设三:安全伙伴层级与战略经济利益的分异程度,决定了中东伙伴国提供安全援助的类型差异。安全伙伴层级的差异性与中东国家对美俄战略经济利益依赖程度的差异性,共同影响了中东国家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这些国家所选政策大致可分为五类:积极追随、消极追随、积极制衡、消极制衡和对冲。

本文提出的中东国家“战略经济利益”的二级指标包括:(1)国际贸易,(2)能源合作,(3)粮食进口,(4)国际援助。中东安全伙伴国对俄罗斯的重大经济依存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指标上:第一,中东国家对俄国际贸易依存度;第二,中东国家与俄在“欧佩克+”框架下的石油与天然气合作程度;第三,中东国家对俄粮食依存度。中东安全伙伴国对美国的重大经济依存度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第一,中东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第二,中东国家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度。

本文所谓“道义支持”的衡量指标是:第一,中东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的席位进行表决时,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或不投票;第二,中东国家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是否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第三,中东国家政府发言人以及官方媒体是否公开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本文“实际行动支持”的衡量指标是:第一,中东国家是否向交战方派出军事战斗人员;第二,中东国家是否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弹药;第三,中东国家是否与西方一道对俄实施经济制裁;第四,中东国家是否向交战方提供经济援助。

四、实证研究: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动因

中东国家在关于俄乌冲突的联大投票中的政策立场,以及在危机爆发后的政策表态和实际行动,体现出五类不同的政策取向。

五、检验与评论

中东大多数国家为脆弱政权,面临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的双重难题;国内发展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对中东国家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在不对称关系下,维护政权安全成为各国首要考量。通过与美俄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东国家对域外大国存在安全和经济双重依附性,试图在安全层面和经济层面获得支持,巩固政权稳定,增强政权安全。安全伙伴层级和重大经济利益决定了安全伙伴国对大国提供援助的意愿。

从美俄对中东的安全伙伴国政策来看,美俄两国都以安全和经济为混合手段:美国迫使中东国家选边站,主要依靠防务、贸易和援助三大政策;俄罗斯引导中东国家在美俄之间奉行平衡政策,主要依靠军火、贸易、粮食、能源合作项目。根据对美俄安全与经济依存度高低,可以把美俄安全伙伴关系分为五类。

类型一:安全和经济均依靠俄罗斯；类型二:安全靠俄罗斯,经济离不开美国；类型三:安全和经济均离不开美俄；类型四:安全靠美国,经济离不开俄罗斯。

本文关于安全伙伴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的理论假设在16个国家中总体上得到了检验。安全伙伴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诉求与中东国家向美或俄提供援助大致呈正相关关系,安全伙伴层级越高、战略经济利益越多,中东国家向美或俄提供道义与行动支持的动力越足,反之亦然。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在安全上普遍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贸上离不开俄罗斯,形成了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的分野,故在俄乌冲突中普遍奉行对冲政策。叙利亚和伊朗在战略经济利益上不依靠美国,以色列在战略经济利益上不依靠俄罗斯,故能够坚定支持各自的安全伙伴。美国的中东安全伙伴国普遍不愿意在实际行动中反俄,因为其在贸易、能源或粮食安全问题上离不开俄罗斯;苏丹不愿同俄亦步亦趋,是因为过渡政府在当前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期望改善同美国关系,获得美国援助。

六、结论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国家陷入严重的教派冲突,纷纷寻求域外大国的支持;俄乌冲突之后,中东国家成为美、俄、欧、乌克兰等拉拢的对象。研究发现,美俄两方都未建成铁板一块的安全伙伴体系,中东国家具有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复合诉求,美俄对中东国家的施压总体上相互抵消,其各自在中东的安全伙伴没有严格根据美俄意志选边站,而是在政策宣示和行动两方面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富有弹性的外交政策。

第一,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不及美国,在安全竞争中处于劣势。

第二,安全伙伴的层级与中东国家提供援助的程度之间存在重要联系,是主要变量。

第三,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错位导致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化趋势。

第四,中东国家的首要关切是维护本国的政权安全而不是履行安全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