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开启对俄罗斯的“告别之旅”。过去这些年来，在这位政坛“铁娘子”执政下的德国与俄罗斯关系，成为西方与俄罗斯冲突大框架下少有的亮点。虽然默克尔此行或尝试总结和巩固其对俄外交遗产，但“后默克尔时代”的德俄和欧俄关系仍面临诸多变数。

首先，引领欧俄关系“双重结构”的设想面临阻碍。目前，以“纳瓦利内事件”为代表的人权因素和以“乌克兰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安全因素，成为欧盟对俄制裁不断加码的重要依据，导致欧俄关系陷入冰点。在此过程中，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接触派”坚持推进与俄政治对话，有效限制了欧盟（北约）与俄冲突的广度和烈度。

出于化解欧盟内部“天然恐俄症”和“反俄挺乌”呼声的需求，德国在欧盟层面坚持对俄制裁的同时，通过双边对话、高层互访等形式加强与俄协调，寻求以双边对话缓和多边矛盾，以第三方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塑造欧俄关系“双重结构”的雏形。

在其影响下，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联合公报，将欧盟对俄政策总结为“抵制、约束和接触”。然而，外交是内政的重要延伸。随着默克尔离任和法国即将进入总统“大选季”，欧俄关系中曾经的“德法共识”或将难以持续。

其次，推动对俄“战略自主”的动力和能力存疑。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战”、航空补贴争端和北约军费分歧导致美欧裂痕加深，美相继退出《伊核协议》《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引发的安全焦虑也不断强化欧洲的“战略自主”取向。默克尔作为推动“战略自主”的支持者，曾批评美国针对“北溪-2”项目的域外制裁。然而，拜登为“北溪-2”项目提供部分豁免、延长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措施，缓解了欧洲的安全焦虑和信任赤字。因此，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其相对独立的对俄政策遭到欧洲和德国精英的批判。

在跨大西洋关系重塑背景下，未来德国国内关于惩罚和压制俄“侵略性外交”的呼声可能持续上升，坚持相对独立的对俄“双轨外交”的客观环境并不明朗。更何况，如果联盟党最终被迫与绿党联合执政，其对俄政策也将受到绿党强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先钳制，难以坚持自主独立。

第三，基于实用主义的德俄互动有望延续。有观点认为，基于实用主义的对俄战略将在默克尔离开后进入“死胡同”，柏林无意以弱势地位与莫斯科接触。但纵观冷战结束以来的德俄关系轨迹，虽经历俄格战争、科索沃危机、北约和欧盟“双东扩”、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负面事件，起始于施罗德时期的对俄务实合作从未中断。

2020年，欧盟与俄罗斯贸易总额为2188亿美元，其中德俄双边贸易占据1/5。在经贸“压舱石”作用下，德国社会舆论虽然认同“俄罗斯威胁”的紧迫性，也普遍反感因对俄制裁造成经济利益损失。

另一方面，这种合作也成为俄罗斯推动政治“反敌对”、安全“反围堵”和经济“反脱钩”，构建俄欧“双边优先”互动结构和“弱对抗”下有限合作的重要依托。从疫后经济复苏的宏观需求看，无论联盟党单独还是联合执政，德国下任总理都不会轻易改变在保留价值观对立的条件下，发展德俄“特殊互动”并最终建立包括俄罗斯的欧洲安全秩序，在“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博弈中寻找平衡点等政策。

最后，具有特殊印记的首脑外交恐难再现。作为默克尔的重要外交遗产，她与俄总统普京建立了独特的首脑外交模式。一方面，两位领导人拥有共同的“东德记忆”，即便在历史观和价值判断上存在分歧，但相似的语言和成长背景间接拉近了彼此距离，有助于更好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默克尔自上任以来先后20次赴俄访问，多次成为重大事件发生后普京在西方“最为信赖”的关键对话方。默克尔和普京同为当今国际政坛的“常青树”，在坚守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建立了独特的个人关系，成为德俄关系中较为另类的稳定器。但在目前德国政坛中，联盟党、绿党和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均不具备默克尔这种个人背景，恐难复制与普京基于共同历史和交往的首脑外交。

回顾欧俄关系的历史可以看到，双方有关认同与反认同的身份矛盾、安全与不安全的感知矛盾、独立性与依附性的政策矛盾未发生实质性改变。默克尔离任后，德俄互动是否能继续成为欧俄关系的调节器，德国是否还将扮演俄与西方对话的特殊窗口，不但取决于继任者如何继承和发扬其外交遗产，还取决于如何直面地缘政治分歧和结构性矛盾以及两国内政对“外交破冰”的牵制。

（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