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坊第六期活动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正毅应邀做客本期工作坊，以“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视野下的地区国别研究：以东南亚研究为例”为题做主旨讲演。工作坊成员田野教授、保建云教授、宋伟教授、尹继武教授、夏敏副教授与王正毅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外交学系朱晓琦博士、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钟飞腾研究员等嘉宾也到场参与讨论，尹继武教授主持了本期活动。

王正毅教授结合他的新书《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多年从事地区国别研究的学术经验和理论思考。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97年，是他在1993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东南亚政治经济地理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尽管第一版距今已20年，但其中的基本论点和分析框架，仍能经得起相关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以及经验数据的检验。王正毅教授与同学们分享了这其中的 “秘诀”，即地区国别研究一定要抓住该地区国别面对的真问题，而不是想象中的问题。只有从真问题入手，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知识生产者。

如何找到并验证真问题？王正毅教授结合其博士论文，为同学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指导。首先，基于对地理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有关东南亚研究的文献的系统性研究和批判性思考，同时受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他提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东南亚的发展成就是基于单个国家的发展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取得的。不同于当时主要以单一国家为分析单位，他更关注地区行为以及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其次，真问题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历史研究必不可少。他对于东南亚的研究始于其对东南亚地区名称的历史考察。地区概念不仅是自然地理概念，更是地缘政治经济概念，必须考虑历史因素。正是基于对东南亚十国长达400年的共同殖民地历史的研究，他才能在1990年开展东南亚研究时就预见性地将东南亚十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他进一步指出，400年殖民历史导致东南亚国家遇到三个共同问题，分别是主权国家问题、经济结构单一化问题及社会公民权问题，这三个问题构成其研究的主体部分。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地区国别研究的关系，王正毅教授强调，地区国别研究不一定是国际关系研究，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地区国别研究。基于深厚的理论积淀，他以清晰的逻辑和宏观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地区国别研究在以下三个阶段中的发展和变化。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60年代。地区国别研究之所以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与二战后美国获得国际霸权地位，以及殖民体系瓦解等背景密切相关。美国学界基于现实关切，开始关注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现代化，积极构建美国式的地区国别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关注单一国家的发展，认同普遍发展模式的存在，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可以复制发达国家在相同或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和经验。20世纪70-90年代，随着地区主义，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兴起，地区国别研究经历了第二阶段的发展，主张发展不是单一国家的发展，而是单一国家在地区体系或世界体系中的发展。王正毅教授认为，在这一阶段，相较于全球化，区域主义对地区国别研究的作用和影响更大。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对外开放，地区国别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也从侧重历史的研究转变为基于社会科学的国别研究，同时开始关注中国的地区国别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特别是统计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地区国别研究在美国开始衰退，更多的是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数据，而不是新的理论。尽管研究方法不再是障碍，但数据的真实性却成为问题。

田野教授认为王正毅教授的相关研究不仅扩展了世界体系理论，也促进了对地区国别研究的深化。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地区国别研究两种知识传统如何相得益彰，田野教授与王正毅教授就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区国别研究在美国开始衰退。同一时期，国际关系学科大理论创新基本停滞，而适用于某些领域或某些地区的中层理论日渐重要。加之地区主义本身的发展，揭示仅仅在某些地区有效的国际关系或国内政治规律的研究，是否会成为新的方向，以至于带来地区国别研究理论贡献的新增长点。第二，全球学和地区研究在当今时代如何相互推进、相互协调？对地区国别研究而言，全球政治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当下民粹主义的兴起为例，在东亚、拉美、欧洲、美国等不同区域，全球化带来不同冲击，以至于产生各种形态的民粹主义。第三，区域范围的界定，不仅要考察地理空间因素，更重要的是探究共同历史。共同历史造就共同问题。另外，一体化的组织是超越主权国家和地理空间的。如果自然地理空间与政治地理空间两者之间出现错配或分离，可能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怎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保建云教授提出，地区国别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往往有比较的视角。未来可以从王正毅教授提出的时间维度（历史）、空间维度（地理）以及动力维度（政治、经济），进行更多跨维度的比较研究。他还强调，当下有些地区国别研究有脱离全球化背景的倾向，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即脱离了全球化的地区国别研究与通过地区国别研究来窥视全球化的演变趋势。未来这两种视角应该找到更多共性，以推动地区国别研究。

宋伟教授从关注共性或整体性这一角度谈了自己的收获。他强调，做地区国别研究要避免陷入特殊性的陷阱，发现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或整体性问题，才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才能发展出普遍意义的知识。结合自身研究兴趣，他还就具体问题与王教授进行了探讨。他提出，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同时联系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中国在外部受到美国制约，内生动力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从半边缘到核心区的跨越？

尹继武教授结合王正毅教授的分享谈了三点体会。首先，要成为优秀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知识结构上要做到以下四点：理论上有集中点，研究方法上有特长，聚焦一个重要议题，并侧重某一区域。第二，地区国别研究不仅是对对象国的动态性的国情、历史及政治文化背景等的研究梳理，还可以与国际关系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创新结合。第三，地区国别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他指出，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基于对东南亚的研究，提出“抗争政治”这一理论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提供了有关行为模式比较好的理论。此外，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阐释的“深度描述”这一文化人类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定性研究方法有很大启发。

夏敏副教授结合自身参与的研究项目分享了她的思考。关于地区国别研究的理论框架，她指出，除了世界体系理论，可以更多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此外，她建议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可以借鉴美国20世纪50－60年代开展地区国别研究时的问题意识导向，理论研究视野应更长远。她最后结合世界体系理论与王正毅教授探讨了美国当下的霸权周期，即美国霸权是处于维持阶段还是衰落阶段。

王正毅教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以上学者的评论与问题做了回应。首先，他认为国际关系大理论的研究仍然有空间，概念界定的内涵和外延，可以随着地区国别研究的推进加以拓展或修正。他分别从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及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具体指出地区国别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视野下开展的具体研究议程，包括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身份建构，以及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探索各国应对共同全球化挑战的不同反应等。

其次，关于全球化与地区主义。他指出，部分全球化研究，尽管以全球问题为导向，但不一定是在研究真问题。以水资源问题为例，水资源问题并不是真问题，技术才是真正的关键问题。比如新加坡、以色列的海水淡化技术，已经可以实现以更低成本来解决水供给。另外，关于全球化与地区主义的关系，他强调，东南亚、欧洲的地区主义是为了应对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在应对全球化方面，排他性的地区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交易成本低，而包容性的全球主义之所以难行是因为交易成本高。

第三，关于区域的界定，相较于有形的疆界、边界，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更应该重视无形的空间。如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空间就是无形空间。他以布罗代尔描绘的“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为例，指出地中海世界实际上是经济空间。

第四，关于中国迈向核心区的动力，他强调地缘政治，贸易和金融，技术以及制度这四个方面。而且对中国来说，更准确的描述是，边缘化与核心化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相对于美国和日本，中国技术、生产落后，仍处于边缘区。但相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则处于核心区。

最后，就美国当下的霸权周期，他强调，目前流行的逆全球化的说法不准确，应该是美国正在重塑美国的全球化，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美国当前霸权衰落。他强调，如果认为美国霸权在衰退，那要研究清楚美国霸权衰落的具体标志。

当天的活动在意犹未尽的氛围和在座同学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王正毅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从理论创新的视角高度诠释了深化地区国别研究的路径和价值，为在场师生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维方式，引发了在场同学们的共鸣，极大激发了同学们的学术活力及研究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