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40年来最坏的情形。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之受美国大选的影响，中美竞争并没有减弱反而有进一步走强的趋向，甚至出现“新冷战”的迹象，但是中美关系仍具有灵活性，依然有调整的空间。

在中美对立的夹缝中，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面临两难选择。美国是日本的同盟国，中国则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一衣带水的巨大邻国；中国期待日本在中美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但美国期待日本与其共同打压中国。在中美夹缝中，日本对中美“两面下注”的外交平衡政策受到挑战，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具有反复性与不确定性。对此，日本采取了“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努力突破“中美对立”背景下的外交困境，防止卷入所谓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寻求在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在对美国不完全“一边倒”的同时，保持与中国适度接近，发挥包括与中国协调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多边国际协调作用。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协调作用增强，但是协调空间减少。

一、日本对疫情下的中美关系及其对日本影响的认知分析

2020年以来，中日关系步入正轨。但是随着疫情暴发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激化，日本国内围绕疫情下中美关系及其对日本影响的认知出现变化。基于此，日本对美、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一定的调整迹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甩锅”中国，指责中国没有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至少出现以下三个特征：(1)从建设性接触走向全面战略竞争，乃至走向全面战略敌对。美国将对外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对手。2020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提出设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美国在确保印太地区拥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和军事能力的同时，希望日本等盟友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执行的政策。(2)感性多于理性。美国很多智库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没有战略只有情绪，是“没有战略的战略”。特朗普政府不重视日本、欧洲等盟友的利益诉求，不仅着手从德国撤出近1.2万人的军队，还要求日本、韩国等分摊更多的美国驻军费用等，使美国的传统盟国体系变得松散。(3)不稳定性。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所说，特朗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总统，其政府没有持续的政策，对华决策程序也杂乱无章。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曾经辅佐他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的得力助手已经被换了超过80％，国家安全顾问也更换了四位。

4月27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谴责和废除美国自1972年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5月16日，特朗普进一步指出要“全面切断与中国关系”，要与中国“脱钩”，要与全球化“脱钩”。从6月下旬开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司法部部长巴尔以及国务卿蓬佩奥等利用中国***、香港等问题不断打压中国。但是，中国政府保持定力，从大局出发，注重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拒绝脱钩，保持合作”，同时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放弃零和，共担责任”。

日本高度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基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日本国内出现了关于中美关系“脱钩”“中美对立”的总体判断。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中美关系是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中美无法“脱钩”。此外，关于中美关系“脱钩”是否长期化，观点也有分歧。

(一)担忧如果中美“脱钩”，会导致中美对立更加激化

中美对立具有“贸易战争”、“安全保障、技术”和“意识形态”等三层结构。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应着眼于中美对立的长期化，实行经济安全和外交安全等综合政策；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尽管中美之间的博弈在加剧，但中美“脱钩”乃至对立未必长久。对于日本来说，尽管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但日本不应在与美国保持政策同步的同时，加深与中国的对立。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是永远的邻国，这是日本的宿命。日本前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指出，中美对立未必长久，如果相信中美两国长期对立的话，我们就会陷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美国大选后如果拜登上台，中美关系将有所改善。他认为，日本正在被迫面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必须强化同盟关系支持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必须考虑和中国共存的方法。即对于日本来说，日美同盟是最重要的安全基石，但是要避免引起对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外交关系的负面影响。日本虽然和美国协调，但政策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二)担心被卷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

基于被卷入的担忧，有一部分人提出必须谨慎行事，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外交。但是，也有人认为，日本出现了新的战略机遇期，应利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打压，与美国的战略意图保持同步，分享中美“新冷战”带来的巨大机遇，帮助日本再次崛起。

事实上，战后以来日本外交的传统思维是：中美关系缓和，日本的周旋空间增大；中美对立，日本在中美夹缝中的灵活性减少。2020年以来，随着中美两国全面对立的趋势日益凸显，日本希望尽量维持与中美两国的距离。但是，随着中美对立加剧，日本“平衡外交”的路线难以为继。这是因为，如果与美国过度步调一致，将会遭到中国反对；而如果倾向于与中国高度接近，又会影响日美同盟。为此，日本不得不采取“选边站”策略的同时，寻求中美竞争框架之外的“第三空间”外交。

在日本看来，2020年以来日美关系处于比较微妙的阶段。在疫情暴发前，尽管特朗普政府和安倍政府有过很多摩擦，但日美同盟依然坚不可破。在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和安倍政府进行密切沟通，交流疫情进展情况。3月初，日本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在日本如期举办奥运会的问题上予以理解和支持，但是，特朗普公开要求日本考虑延长甚至取消奥运会，使安倍政府非常焦急，并就该问题和特朗普紧急电话沟通。随着疫情的蔓延，东京奥运会被迫延迟到2021年，日本将承担奥运会延期举办的维持费用。另一方面，因疫情冲击，在2020年3月，尽管美国采取了很多次挽救股市的措施，但股市仍然没能止跌。美国股市不停暴跌，日本也受到巨大冲击，股市一度跌回到了近30年前的水平。日本认为，受疫情影响，领导世界经济的美国将留下中长期的后遗症，例如设备投资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此外，“特朗普总统为11月的总统选举煽动国内的分裂”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日本对美国的信赖指数(依赖指数)开始下降，希望能够采取相对自主的行动来解决自身的疫情问题。

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组织的“美国现状跟踪研究小组”认为，特朗普总统已成为与疫情和大选进行两线战斗的“战时总统”。无论疫情如何严重，美国也绝对不会“投降”，特朗普总统无论如何都会宣布“胜利”。但是，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指出，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自同盟国的支持，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全世界的信赖，但是，美国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出现对策混乱，导致其国际形象受损。因此，如果新冠肺炎病毒长期存在，将凸显中国型和美国型治理模式的区别，出现所谓的中美“体制竞争”的新内容。

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组织的“日美项目亚洲战略主导(ASI)研究小组”则认为，大国竞争与第四次产业革命并行发生。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工学、高速通信网络(5G)、物联网、合成生物学等众多先进技术几乎同时实现飞跃性突破。美国和中国正在运用这些技术，试图强化新一代的军事力、产业力和情报力。中美两个大国在双边竞争中针锋相对，日本(包括政府、企业、大学)也被卷入竞争的漩涡中，直接影响了日美同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日本认为，与30年前日美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相比，中美之间的摩擦格外激烈。日美竞争是在同盟国之间出现的短期现象，但是现在的中美竞争是在大国力量转移过程中因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竞争，因而中美竞争将更加激烈且长期化。日本呼吁，中美应在尽可能开放且合作的环境中，维持在技术领域的相互协调合作。

“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副主席尾身茂指出，即使在政治对立中，也需要运用协调体制共同应对传染病管理。他认为，“病毒是无国境的”，基于21世纪初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SARS的经验，国际社会在2005年修改了国际保健规则，并强化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功能。在现今新冠肺炎肆虐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扩散，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WHO功能，不应从中美对立这一狭隘的视野出发，而需要广泛、冷静地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抗击疫情，早日恢复经济、生活等的正常秩序。

2020年7月28日，日本六大纸媒都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中国与美国分别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消息。日本报纸含蓄地批评美国，认为现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大部分原因是由美国对中国的故意挑衅引起的。例如，《读卖新闻》刊登了题为“停止连锁性报复”的社论；《日本经济新闻》则刊登题为“美中两国应该用智慧回避最坏事态发生”的社论，呼吁美国和中国应做好“危机管理”，加强两国的安全保障对话。

总之，日本对疫情下中美关系及其对日本影响的认识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在继续维护日美同盟发展的同时，寻求美国许可下的灵活外交空间；认可中国崛起的事实，但担忧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19)此外，针对中美对立的发展趋势，日本出现了批评美国的声音，希望中美两国加强沟通，加强危机管控。

二、中美夹缝中的日本外交抉择：“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中美博弈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全球政治版图将分为中国、美国两个大国力量体，日本、欧洲国家等则是居于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2020年，日本国内再次兴起了关于“第三极”的讨论。日本认为，与冷战时期讨论的美苏两极外“第三极”世界的含义迥然不同，当前，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已经开始崩溃。由于中国的相对发展和美国的相对衰弱同步进行，中美之间正在从“非对称性”结构走向“对称性”结构，中美力量正在相对接近。从理论上讲，这种趋势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是完全均衡和协调，即中美“G2”格局；另一个是中美完全对立，基于力量转移论的假设，两国间将发生军事冲突。日本认为，无论中美关系朝着上述哪个方向发展，日本都必须从国际协调主义的立场出发，考虑建立“第三极”世界，回避两难抉择的巨大风险。这是因为，与美苏冷战时代不同，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紧密，日本不应拘泥于仅在中美之间“选边站”。(22)即，日本不应简单从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而应与其他中间地带国家一起，作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力量，重新建立“第三极”，为世界做出贡献。

基于重建“第三极”世界的战略思路，日本希望作为中美夹缝中的“第三方力量”，发挥国际协调作用，防止中美对立局势走向危险边缘。但是，日本在中美之间进行外交周旋的空间狭窄，随着中美对立加深，日本更难以做出决断。日本的“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种外交战略空间下的外交：第一空间为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框架。在此框架下，日本寻求有限的自主外交。第二空间为中美关系框架。在此框架下，日本可探求在中美对立的夹缝中相对中立的可能性，采取“中国-1”以及“美国+1”(25)的做法实施“平衡外交”。第三空间为中美关系框架外的外交空间，日本希望加强与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印度等中等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巩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日英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框架，寻求参与“五眼联盟”，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等经济安全合作。

(一)在第一空间即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寻求有限的自主外交

战后以来，在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只能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外交的战略主动性受到严重制约。长期以来，美国把日本作为其亚太战略的补充，而不是独立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部分领空仍由美国支配。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寻求自主外交是日本历届政府的“天定使命”，但遭遇种种限制。总体看来，有三个因素制约着日本自主外交政策的空间与力度：第一，作为战败国的战后体制；第二，散布在日本境内的多处美军军事设施与基地；第三，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因此，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遵循“吉田路线”的原则，放弃对大国间权力政治争夺的参与；日本外交的总体基调是“美主日从”，即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战略抉择中的“重中之重”，日本寻求美国许可范围内的有限自主外交。

另一方面，日本试图打破战后体制的束缚，寻求战略突破。岸信介执政时期首次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日美安全保障同盟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自主防卫”论。(26)21世纪以来，伴随朝核危机的日益凸显，日本寻求日美同盟体制基础上的自主防卫外交趋势不断增强。由于日本自身的努力以及美国的相对许可，日本自主防卫外交得到一定的发展，逐步提升了日美同盟关系的相对对等性。2005年，日美两国政府决定完成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简称《联合宣言》)具体条文的修改。新《联合宣言》提供了日本要求自主防卫外交政策诉求的机制保障，改变了日本单方面的义务，强调把日美防卫合作作为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特别是，新《联合宣言》默许日本改变“专守防卫”政策，朝着“先发制人”方向发展。此后，日本寻求自主防卫外交的趋势不断增强。

(二)在第二空间即中美关系框架下，日本寻求中立外交，采取“中国-1”以及“美国+1”的具体措施

在中美对立的新阶段，面对“中美二择论”，日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其结果逐步形成了“中国-1”的政策。一种主张是“对华融和论”，即在坚持日美同盟作为安全保障基轴的同时，强调以经济为中心继续改善中日关系，代表性人物有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安倍首相助理今井尚哉等。另一种主张是“对华强硬论”，即指责中国的香港问题、钓鱼岛维权执法问题等。无论是“对华融和论”，还是“对华强硬论”，均深刻认识到日本已经深深地陷入中美对立的夹缝中。在此情况下，日本希望采取“中国-1”的政策，适当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继续保持对华合作，不完全跟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宣称的要与中国全面“脱钩”政策，实现相对中立。事实上，中日经济关系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截至2019年，中国连续12年是日本的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国；日本连续四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国。

2020年，日本正式提出了“中国-1”政策。时任首相安倍在3月5日主持“未来投资会议”时指出，要减少日本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4月7日，日本决定实施“紧急经济对策方案”，规模达108万亿日元，其中2435亿日元用于支持日本企业在中国等海外投资的生产据点回归日本国内，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4月9日通过的2020年度补充预算案决定拨款2200亿日元，专门用于补贴日本企业将制造业从中国迁回日本，其中235亿日元用于补贴日本企业实施产业链多元化措施，打造东南亚的供应链。7月1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首批因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或日本本土而获得补贴的87家日本公司名单，共计拨款700亿日元。但是，日企对该政策并不积极，这一政策未导致日企大量撤离，与之相反，部分日企反而扩大了在中国的投资。例如，截至3月底，在中国的日产、启辰、英菲尼迪等品牌的90％以上的经销商和供应商都已复工。此外，丰田加大对华投资，广汽丰田新投资项目——广汽丰田新能源车扩产项目(一期、二期)计划投资113.3亿日元，预计投产时间为2022年。

此外，美国要求其盟国加入围堵中国华为公司的阵营，日本经济界对此一筹莫展。这是因为，至少有20家日本企业直接向华为提供零部件，华为一年从日本进口的手机和通信设备的电子零部件超过8000亿日元(约522亿元人民币)，约占中日两国贸易总额的6％。为避免与美国的摩擦，日本NTT、NEC、富士通等电子企业，加入了美国“开放RAN政策联合会”。7月17日，美国政府扩大制裁范围，要求美国企业禁止与华为、中兴通信(ZTE)、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浙江大华技术、海能达通信等五家中国企业交易。日本企业也担心将被迫切割与上述五家企业的业务。

另一方面，日本寻求采取“美国+1”的政策，在保持与美国高度协调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自主空间，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例如，战后以来，美国建立了许多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并为世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美国陆续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且不断提出要退出更多国际组织和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