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历史记忆是美国对日本错误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敲打与警告。尽管日美拥有共同价值观，但是在历史观、战争观方面，日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战后初期美国采取“超然姿态”，注重从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扶植日本，而完全忽略日本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所必备的道义基础。在美国的“超然姿态”纵容下，日本部分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做法，但并没有受到美国的明确反对。但是，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日关系、日韩关系恶化。对此，美国认为，日本错误的历史认识导致其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交恶，损害了美国亚洲外交的顺利开展。此后，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超然姿态”，敦促日本纠正历史认识，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负责人迈克尔·格林指出，虽然中国利用靖国神社问题采取了孤立日本的战略，但日本却没有与之“对抗的战略”。

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执政之初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础，必须构筑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但是，2013年底，安倍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使美国很“失望”。此后，日美之间出现了同盟间信任危机倾向。美国要求日本归还武器级核材料；日本绕开美国与朝鲜多次秘密会谈，美国要求将谈话内容公开化；奥巴马访日期间指出，美国并未就出兵钓鱼岛划定红线，不承诺美军参与所有武力冲突，等等。迫于美国的压力，2015年，安倍首相发表战后70年“安倍谈话”，其中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深刻反省”“道歉”等表述。对此，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指出：“美国政府对安倍首相关于历史问题具有前瞻性的发言及战后日本对和平的贡献表示欢迎。”

第五次历史记忆是数个“特朗普冲击”。早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就一直抱怨美日关系是不公平关系，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支付更多驻日美军经费，否则美国会放弃对日军事保护等。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推行不透明的外交政策，对日本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诚如船桥洋一指出的，特朗普总统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日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特朗普对日本带来的第一个冲击是美国退出TPP。2009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力劝日本参加TPP，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却立刻宣布美国退出TPP。日本颇受打击，屡次劝说特朗普政府返回TPP却遭到拒绝。其后，日本与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等国于2018年3月8日签署“新版TPP”(CPTPP)，但依然期待美国回归。2020年4月12日，特朗普指示经济贸易顾问研究美国重新加入TPP的可能性。但是，4月18日与安倍举行会谈时，特朗普又表示“如果不提出美国无法拒绝的好条件，就不会重返TPP”。对于特朗普政府对TPP政策的反复摇摆，日本反应茫然。

特朗普对日本带来的第二个冲击是美朝首脑会谈。2018年初以来，经过诸方努力，朝鲜半岛局势开始呈现缓和的积极迹象，特朗普政府也试图寻找美朝对话协商空间。自2018年起，美朝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分别于2018年6月12日、2019年2月27-28日、2019年6月30日举行。而在此之前，2018年1月4日，安倍晋三首相在新年记者会上指出，必须对朝鲜实施最大限度的压力，不会改变对朝鲜的强硬政策。但美国突然宣布美朝首脑会谈的消息，日本措手不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3月9日，安倍改变态度，表示希望与朝鲜展开直接对话。2018年4月17日至20日，安倍首相访美，建议在美朝首脑会谈中，加入日本人质问题的内容。但日本仍然担心，美朝首脑会谈是否会提及日本最关心的人质问题。此外，日本担心即使朝鲜宣布废弃陆基弹道导弹，但是有可能继续保留将日本纳入射程的中短程导弹威胁，日本将直接陷入危机的最前线。由于特朗普总统没有事先与日本、韩国等同盟协商，独断专行地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日本担心“特朗普冲击”将日本排除在外，严重损害其安全利益。

再有，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为日美同盟做出更多的贡献。在安全领域，美国要求日本购买美国高端武器，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迫于压力，日本逐年增加采购美国装备。美国在日本部署先进武器，如F-35隐形战机，到2021年，仅三泽基地部署的F-35A将达80多架，日本财政负担巨大。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多次提及美日贸易“不公平”，要求日本大幅改善美日贸易逆差，在双边贸易协议上加大对日本施压力度，宣布保留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使日本担心其对日本工业产生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战后以来，尽管日美之间建立了同盟关系，但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在政治、经济、历史问题等方面对日本进行了数次打击，迫使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制内，遵守美国制定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日本自身的政治抱负、中美之外的第三空间共同利益，以及沉重的历史记忆等多重原因，日本逐步形成“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四、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的特征及影响

当前，中美日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议题”日益受到关注。美国学者沈大伟指出，目前的中美关系是自美苏之后的“冷战2.0版”。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影响日本实施“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

美国正在将中国逼入“修昔底德陷阱”。WHO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当前，疫情的政治化问题严重，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全球团结和全球领导”。特朗普政府以“中国病毒”等“追责”中国，通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中战略竞争关系，将中国树立为一个政治上的敌人，从而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特朗普将中国问题作为一种竞选筹码，努力通过压制中国来缓解美国国内压力，争取连任。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则警告称，最应重视的课题是美国内政。当前美国处于拐点，同时面临“四个历史性危机”：百余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种族正义最强烈的吁求，以及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威胁。拜登表示：“我若当选总统，第一步将是控制疫情。要在美国制造美国人所需的医疗与防护设备。”

日本正在极力避免陷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在安倍执政期间，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同时推动发展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现任首相菅义伟在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也明确指出：“由于新冠病毒感染扩散到世界各国，国际协调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大国的美中两国关系的稳定对国际社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将“与同盟国美国巩固信赖关系，推进各种合作，同时不会改变与中国也谋求沟通的想法”。为了避免卷入中美大国竞争造成的严重危机，日本正在采取“第三方力量”外交，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具有综合的多维视角。“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具体内涵包括三种战略空间下的不同外交政策，它们相互关联，互为作用，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关系。具体内容包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寻求有限的自主外交；在中美的夹缝中，日本寻求相对独立于中美之外的中立外交；针对欧洲及其他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日本开拓中美之外的第三空间外交，扩大日本外交斡旋空间并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第二，强调传统的战略原则。自主与中立是日本的外交战略，也是原则问题。即为了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日本寻求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有限自主外交，同时寻求中美对立框架下的两面下注的中立外交。此外，日本希望与其他“有志国家”即中间地带国家一起，推动中美相互克制，实现建设性对话。

第三，具有策略性、渐进性。“第三方力量”外交是日本的外交策略，正在逐步尝试与探索之中。其本质蕴含日本的两个战略意图：其一，日本在中美间进行居间调停的同时，需要寻找在中美“选边站”之外的战略突破；其二，在中美对立的持续缠斗拉锯战中，可能出现中美两国因相互战略消耗导致两国战略力量下降的趋势，日本希望寻找中美之间的力量真空地带，提振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抱负。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采取的外交政策，将产生以下影响。

(1)日本加强自主外交政策，加强有限自主防卫的努力，将增强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但也会加深日美同盟间的同盟困境。即美国对日本有强烈的盟国作用的期待，美国在要求日本发挥更多国际贡献的同时，将极力防止并纠正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但是，由于美国自身国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对日本的同盟要求将日益力不从心。

(2)日本采取在中美之间的中立外交，加深了中日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关系。近年来，中日之间确立了重要共识，如“三点原则”和“十点共识”等。2020年1月安倍在国会讲话中誓言要营造“日中关系成熟”的“新时代”，强调亚洲两个大国“在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方面分担责任”，中日两国重回正轨，进一步改善深化双边关系的发展。前首相安倍在中美间采取协调外交，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随着美国在疫情、中国香港、南海、台海等诸多领域对中国进行贸易、安全和外交、公共卫生等全面打击，菅义伟政府的对华外交将面临更多困难。此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导致中日经济关系发生一些新变化。疫情之后，中日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重大影响，但是从2020年5月开始，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止跌回升，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也承认：“日本经济状况严峻，但GDP萎缩幅度小于欧洲和美国，希望美国、欧洲和中国经济复苏带动日本出口。”今后，中日两国需要通过重组紧密型中日供应链，以取得经济上的双赢局面。

(3)避免了日本在中美对立中必须进行“选边站”的两难处境，增加了日本外交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扩大了日本外交斡旋的空间。日本安全战略进入重大调整期，自主防卫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一直呼吁加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防务合作。2020年7月1日，日本外务省新设专门负责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部门，在负责与美国以外国家防务合作等的国际政策课内新设课长级职位。

(4)“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除日本之外，欧洲国家也逐步采取对华协调政策，因而相对降低了各国因对美“选边站”而对中国造成的周边压力。

实际上，与日本相似的其他“第三方力量”国家，如欧洲国家以及新加坡等都纷纷表示，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这样做不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如傅莹指出，在中美关系紧张恶化之际，欧洲国家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宝贵。欧洲奉行制衡战略，正在加强全球多边主义的作用。欧洲国家大多不愿看到中美恶性竞争导致国际体系的分化、瓦解，希望中国能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上发挥更多作用，维护多边主义。日本认为，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世界，各国将本国经济重建作为最优先课题，对中国的政策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通过强化“有志国家”之间的合作来主导调整多国间协调，重振经济，减少因中美“脱钩”带来的巨大挑战。

未来，中美日之间的传统问题将日益突出，并出现新的挑战，中美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可能出现以下两大变量。

第一变量是美国大选后的对华政策变化。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敲打中国”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战略的重点议题。根据投票结果，拜登战胜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他上台后将带领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尽管如此，“特朗普主义”仍将继续发挥影响，由特朗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共同打造的“印太战略”能否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与“亚太战略”相比，美日打造庞大的“印太战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此外，今后如果美国加强在东亚的安全部署，美国将对日本、韩国等盟国提出更多的要求。

第二变量是日本的政局变化。2020年8月28日，作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随着安倍辞职，中美日关系出现了重构的迹象。安倍留下了一系列政治遗产，例如，引导日本努力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普通国家”，加强美日同盟，推动改善中日关系等，安倍的外交实践证明日本可以发挥领导作用。对于安倍的辞职，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向安倍致敬的同时，表示“遗憾”。美国专家迈克尔·格林表示，安倍建立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得到了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欢迎，与此同时，中日关系比过去十年更加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积极评价了安倍对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发展做出的贡献。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上任之后，反复强调将“继承安倍外交”。今后，预计菅义伟首相将继续执行“安倍主义”的政治遗产，推动发展“第三方力量”外交。

随着上述两大变量因素的互动发展，中美日关系的未来出现了诸多不确定性。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2020年7月24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中国的大战略：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探讨了中国至2050年的发展轨迹，认为今后中美关系可能有三种路径：平行伙伴(parallel partner)、相互碰撞的竞争对手(colliding competitors)和分道扬镳(diverging directions)。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辰己由纪告诫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要小心谨慎，不要造成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今后中美关系将持续性紧张，日本在中美夹缝中的外交斡旋空间日益缩小，日本将日益寻求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外交诉求，努力实现中美对立框架外的战略脱围。日本力图在日美同盟框架内获得相对的自主与有效的自立，在谨慎维持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同时，试图有限引导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美对立将进入常态，对抗不可避免，但依然存在灵活性、可控性。这是因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拥有50年的接触交往、40年的密切合作，实际利益惠及了中美两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中美仍然在努力发展建设性关系。中美政治关系正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但中美经济关系、社会联系依然十分紧密，中美两国人民仍然在努力合作改善关系。

中日关系的发展无法避免美国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在努力保持对中国的灵活外交。中日双方均认识到中日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保持中日关系长期稳定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要素，必须从大局以及中长期角度出发，积极构筑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总体向好，但依然存在脆弱性、反复性。

日本是处于中美夹缝中极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其战略走向值得密切关注。从历史上看，中美彼此争斗烈度越强，日本选择的余地越少。今后，随着日美两国政局的变化，日美两国新领导人预计都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对华政策。可以预料，美国将对东亚地区最坚定的盟国日本提出更多的要求。日本实行“第三方力量”外交，是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多边合作战略，在中日韩FTA、RCEP乃至CPTPP等框架中，中日两国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均具有多边合作的意愿与共同诉求，可以共同努力推动东亚多边合作的顺利发展。今后，中国与日本一起共同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并推动中美日关系的改善与积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