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的“退群”态度，日本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

第一，响应美国“退群”要求，积极配合

1984年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重返，但2017年又因所谓的“节省资金、敦促改革、抗议反以色列偏见”等理由再次退出。美国“退群”后，日本也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有政治倾向”。事实上，早在2015年10月，日本就曾抗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审议过程中没有考虑日本方面的意见，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次年，日本政府“搁置”缴纳应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付的约38.5亿日元年费，还威胁称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慰安妇”相关资料列入世界记忆遗产，日本政府将正式探讨退出该组织。2019年6月30日，日本又效仿美国的“退群”行动，退出了国际捕鲸委员会(IWC)。

此外，2019年美国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以后，欲在亚洲前沿部署中程导弹，但是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三国明确拒绝接受美国的部署，美国指明日本是“部署备选地之一”。日本政府对此态度积极，探讨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纳入“专守防卫”基本方针的做法，希望配合美国，为其在日本部署中导“开绿灯”。

第二，在美国“退群”后，日本带头继续经营原先的“群”，同时创造条件，期待美国重新回归。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下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日本开始牵头继续推进TPP，并改名为CPTPP。2018年12月30日CPTPP生效后，日本等国也尽量不刺激美国，而是多次表态期待美国回归CPTPP，扩大CPTPP的经济影响力。

第三，在美国“退群”后，日本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继续留在“群”里，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

2020年4月14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暂停向WHO缴纳会费，并将对WHO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行为“问责”。7月6日，美国政府决定退出WHO。日本则表示不会减少对WHO的援助，并呼吁“必须坚定地支持世卫组织”。此外，美国以所谓“俄罗斯违反条约”为借口，宣布从2020年5月22日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程序。美国政府还多次威胁考虑退出包括北约、《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联合国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但是，日本并没有明确表态跟进。

如上所述，近年来，从单边主义角度出发，美国政府频繁“退群”，不愿再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美国退出各种“群”之后，日本有选择地继续留在这些群里，显示出一定的对美独立性与自主外交诉求。

总体看来，2020年，日本在“中美对立”夹缝中采取的相对中立的外交措施包括：(1)对美国继续保持高度的默契与行动的一致性。例如，对美国严重的疫情、美国国内反种族主义示威游行以及严重的社会动荡现象，日本媒体几乎选择“集体沉默”，不做详细报道，不做过多评论。(2)对中国采取“缓和+批评”的折中政策。例如，对中国通过《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日本对华态度由缓和转向批评。6月6日，日本原防卫大臣中谷元议员加入了美、英、德等八国议员同盟，共同反对“香港国安法”。但日本政府没有立即加入英美加澳新(所谓“五眼联盟”)等批评中国的联合声明。6月18日，日本态度发生转变，带头敦促七国集团(G7)国家外长发表所谓“涉港声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7月8日，日本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珀、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雷诺兹举行视频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再次指责中国制定的“香港国安法”，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活动，强调将在构建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能力上携手合作。7月9日，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谈，指责中国制定的“香港国安法”，并批评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

8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将美国的75所“孔子学院”视为与中国大使馆一样的“外交使团”，并指责“孔子学院”使用中国政府的资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恶意渗透进美国的大学。与此相呼应，8月26日，日本政府表示，针对中国政府在日本设立的15所“孔子学院”，将与美国政府一起，密切注意其动向。

(三)在第三空间，日本在中美之外开展广泛外交，最大限度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

在安倍首相长期执政下，日本政府的施政更为稳定，也更为灵活。日本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印太构想”等一系列外交实践，试图摆脱战后体制，走上“普通国家”道路。日本希望能在中美两个大国竞争博弈日益严峻框架外的“第三空间”发挥其独特作用。

日美同盟自1952年成立以来，军事同盟色彩鲜明，特别是1996年以来，日美同盟不断寻求将影响力从亚太地区扩展到全球，试图形成“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调整亚洲外交，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增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弱，日本担心单一化的日美同盟体制会使日本的同盟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坚定地认为，日本不会脱离美日同盟框架；美国相信有能力管控日本，鼓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希望日本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并做出更多国际贡献。在美国的默许和容忍之下，日本逐步扩展外交空间，构建多元化的同盟关系，将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等纳入同盟关系，摆脱过度依赖美国的单一体制。

近年来，为了积极开拓第三空间外交，日本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其一，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近年来，美欧关系复杂多变，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平衡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力量”。日本在处理中美对立的问题上，与欧洲有共同的利益与诉求。日本借亚欧会议等促进对欧洲的外交，希望平衡对美国过度依赖的局面。英国“脱欧”后，其保守党议员们希望寻求与欧盟和中国以外的贸易关系，发挥“五眼联盟”的更大作用。英国等还希望日本参与其中，构建“六眼联盟”，扩大日欧战略经济关系，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与此相呼应，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也提议日本成为“第六只眼”，而为了表达日本的诚意，希望英国加入CPTPP。对此，英国给予了积极响应。

其二，在印太地区，推进日本版“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由日本首倡、美国推动实施的，2018年11月日本将其改为“印太构想”。日本希望引导美国特朗普政府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同时以日印版、日澳版“印太战略”配合呼应日美版“印太战略”。日本政府试图减少对中国工厂的依赖，提出双重目标计划，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使印太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动力”，同时在伙伴国家之间建立供应链互补关系。日本提出印太地区“供应链弹性倡议”，呼吁日、印、澳三国贸易和商业部长进行磋商，以“印度—日本工业竞争力合作伙伴关系”等为基础，寻求在2020年11月前启动该倡议。

此外，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对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安保支援。比如，2020年8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越南签署了价值366亿日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向越南提供六艘巡逻船，以增强其海上执法能力。这是日本首次向越南提供全新的、由日本制造的巡逻船。印度成为日本ODA的最大受援国和第四大投资国。2020年9月，日本驻印度大使铃木哲和印度国防秘书阿贾伊·库马尔在新德里签署了《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该协定允许印度武装部队和日本自卫队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为两国武装部队在双边培训、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共同商定的活动中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提供了框架；还将加强印度武装部队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协同能力，并加强双边防务联系。

其三，在全球事务方面，为了跻身世界政治大国之列，日本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日本以和平稳定、开发人类社会、促进经济增长为三大中心，与联合国国际机构合作，支援非洲削减贫困。特别是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日本强调战后70多年的和平发展经验，呼吁加强维持核不扩散体制，积极发挥国际和平协调者的作用。此外，日本寻求对俄罗斯的外交突破，在乌克兰事件发生后，尽管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却私下派特使赴俄罗斯进行解释工作，寻求日俄关系的“和解”。

另一方面，日本推进多元化合作体系，意欲“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填补美国“退群”、反对全球化之后留下的真空。2018年7月18日，日本与欧盟签署EPA；日本还与中国等共同推动RCEP签署，并加快中日韩FFA谈判。

综上所述，对于日本来说，日美同盟确保了日本战后的经济繁荣、安全稳定，但是限制了日本的战略空间，尤其是“美主日从”的同盟结构以及同盟困境制约了日本自主外交的诉求。另一方面，中美之间逐步形成并日益激化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美之间持续的“缠斗”(entanglement)困境，对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日本在中美之间谨慎周旋的同时，实施“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迫切希望缓解其置身于中美夹缝中的压力，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三、日本选择“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的原因

在中美夹缝中，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选择在三种战略空间下实施不同的外交政策，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中日尽管存在安全困境，却是“永远的邻国”(40)，不仅一衣带水，而且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相关性，无法完全割裂。第二，日本自身的政治抱负。战后以来，日本一直寻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普通国家”。第三，中美之外的世界的构建。在中美之外的“第三空间”，日本与欧洲等地区和国家有许多共同利益，可以抱团取暖。第四，沉重的历史记忆。对于日本来说，战后以来，日本有多次被美国忽视甚至“越顶外交”的经历。根据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任何结盟国家都要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寻求平衡。日美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具有复合作用，日本既获得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繁荣，也时刻担心被美国忽视抛弃，或者被美国“拉下水”，受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牵制。

目前，在中美对立的局面中，日本外交更显现出不确定性与反复性。对于日本来说，上述四种原因深刻影响了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决策的思想基础，其中的历史记忆因素至关重要。在冷战期间，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架构下的“尼克松冲击”等带来的“越顶外交”，给日本人造成的历史记忆十分深刻。这一历史记忆挫伤了日本对于自身作为美国重要盟国战略地位的自信，显示出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处于相对附属地位的历史宿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外交政策具有摇摆性与反复性。

日本认识到，由于日美同盟的结构性制约，日本尽管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无法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无法实施真正独立的自主外交。战后以来，在中美日关系中，尽管日美之间建立了同盟关系，从体制上确保了日本在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也确保了日本在中美之间外交斡旋的空间，但是日本也经历了数次来自美国方面的冲击。这些冲击造成的历史记忆使得日本对美国产生了阶段性的战略动摇与战略不确信。

第一次历史记忆是“尼克松冲击”，这是日美关系史上最具有冲击力的事件之一。1972年，尼克松总统突然访华，中美关系的和解推动了中国与一大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受“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本迅速与中同接近，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1978年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

第二次历史记忆是美国对日本经济贸易的多次全面打压，导致日本陷入持续30年之久的“平成萧条”经济困境。在历史上，日美贸易摩擦持续了数十年，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比重超过40％，日美贸易战爆发。美国陆续在纺织品、汽车、金融、技术等多领域打压日本。尤其是1985年美、日、德、法、英签署“广场协议”，推动美元贬值，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强行增加美国对日出口，导致日本出口大减，进口大增。1987年发生“东芝—哥尼斯堡事件”，即东芝机械公司(现名芝浦机械公司)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促使美日贸易战升级。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包含“超级301条款”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迫使日本接受“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强行阻止日本产品输美，对日本产电脑、彩色电视机等课以高关税。截至1989年，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日本政府几乎均做出相应让步。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日在高科技产业以及军事产业出现竞争。例如，在半导体产业，以动态半导体内存(DRAM)为代表的日本半导体产品在全球市场迅猛发展，一度超越美国。里根政府因国家安全问题禁止日资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要求日本政府在半导体领域限制倾销，对三菱和日立这两个行业领头羊严重打压。1989年，美国逼迫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使得日本半导体产业受到重创，除了部分零部件保持优势以外，至今一蹶不振。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三大汽车厂商先后陷入债务危机。为阻止丰田扩大市场份额，美国指控丰田汽车刹车电子系统有缺陷。丰田公司受到138项起诉，被迫认错并答应巨额赔偿。

第三次历史记忆是“冷战后的漂流”。冷战后，美国出现忽视美日同盟的倾向，日本国内则随之产生了对日美同盟漂流的担忧，出现了“回归亚洲”的声音。但是，很快在美国的主导与纠正下，日本放弃了对美战略漂流摇摆，日美同盟随即巩固并扩大了双边合作框架，从地区中的日美同盟关系发展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关系。

2000年初，在美国国家战略研究学会(INSS)的组织下，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领导开展了一项“新世纪美日关系”的研究课题，出版了报告《美国和日本：朝着成熟伙伴关系前进》。2007年2月17日，美国发表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美日同盟：和亚洲一起走到2020年》，指出“过去的美日同盟是基于军事的同盟关系，现在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更加开放的同盟关系”，并且提出亚洲最重要的关系是中美日关系，强调了美日与中国的合作。2012年，第三份“阿米蒂奇报告”发表，推动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同盟转型，为同盟发展确定“未来方向”。2018年10月3日，美国发布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即《前所未有地重要：更新面向21世纪的美日同盟》，强调美日同盟“需要更新”“不进则退”。这四份“阿米蒂奇报告”及时纠正了日本被美国忽视的趋势，经过短暂漂流期的美日合作关系不断规范化。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两次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成立了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等合作机制，日美同盟从原来的日本单边依赖美国发展到日益加深的日美相互依赖的结构，由过去关注“东亚事务”发展成“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从原来的军事同盟发展成兼顾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的综合性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