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工人世界党网站刊发了《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一书的书评，认为该文集记录了资本主义的终极衰落，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忍和不公；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则以“新冠肺炎疫情预示资本主义的终结吗”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如果说14世纪的大瘟疫引发了后封建时代的想象，那么，这一次疫情有可能触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想象。”尽管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衰落之于资本主义就早已不是一个新颖且陌生的词汇，但新冠肺炎疫情显然强化了这一判断。

20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决定了其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代表的政治身份，诸多关于资本主义衰落的分析往往都是与美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亨廷顿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间的预言最具标志性意义：“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但在那一刻，衰竭只是一个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还没有发展成为既成的事实。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的衰落才开始愈发明显地成为事实。经济危机催生了政治危机，福山也无奈地发出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衰败”的慨叹，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总体性危机的态势。正是由此，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诸如“西方国家明确转入衰落进程”“西方资本主义正走向失败”等标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媒体的版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美国的衰败而言无疑雪上加霜。疫情虽然还没有终结，但其作为世界历史进程分水岭的意义已经凸显，换言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衰落，已经是一个客观趋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终结时刻的来临。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大半个世纪与社会主义制度斗争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修炼出了自身的制度韧性，垂而不死、腐而不朽，一次次渡过难关。面对此次疫情的冲击，西方资本主义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就在前不久，美国公布了“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两项改革大计，前者是花费2.3万亿美元重建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并为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创造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后者是拨款1.8万亿美元，用于普及学前教育、为每个美国人提供免费社区大学、为儿童保育提供补贴等。这两个计划内在包含对富人增税，意味着国家干预的加强。姑且不论其是否顺利实施，仅就计划本身而言，已经感受到美国资本统治集团积极自救的紧迫感和力度。

与衰落的指认相比较，将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未来联系在一起讨论，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深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批判。美国在疫情应对上的无力情形，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实际上，正是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社会发展日益加速化，在制造出更多利润的同时，也制造出更多的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其中包含着资本主义自身存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由此，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未来的讨论，必须上升到人类何去何从这一宏大命题的高度。《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一书写道：“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成功和美国的失败，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与机能障碍。”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世界已经少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超越性想象，是新冠肺炎疫情将社会主义这个严肃的命题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能力作出不受资本主义利润支配的决定。”

因此，如果只是从大国竞争的逻辑理解美国衰落的意义，那么还只是一种缺乏历史观高度的政治理解。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世界历史进程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不只是从权力的维度展开的，它导向的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人类的解放议程。中华民族的复兴决不只是“从清代的顶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磨难，回到拥有近乎独一无二的权力和地位的位置上”，这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的展开。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将目光始终聚焦于自身，坚持以中国自己的事情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