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揭示了一个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视的现象：城市化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加速。以一个国家城市化率从约10%到约50%所花费的年数来看，那些城市化始于16世纪的先行者，如葡萄牙、波兰、瑞士、瑞典、法国和英国，完成这一进程花费了40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从19世纪中叶开始城市化的国家（如罗马尼亚、挪威、希腊和德国），这个过程持续了约100年；而较晚开始城市化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及非洲国家（如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完成这个进程所需的时间仅仅为60年左右。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加速现象并非只存在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如中国），也出现在像多哥和安哥拉这样最不发达的国家。另一个佐证城市化在加速的例子是，伦敦经过130年才从一个100万人口的小城市成长为80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完成同样的城市扩张，曼谷和首尔分别仅用了45年和25年。

必须指出，忽视城市化加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最直接的就是政府及相关机构准备不足，在面对蜂拥而来的大规模城乡移民时变得措手不及，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从而引起大城市病，如贫民窟、交通拥挤和城市污染等。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采取反城市化的政策，千方百计阻挠乡城移民。这不但影响了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且使大量隐性失业的农民滞留在资源匮乏的农村，无法解决贫困和居高不下的城乡差距问题。换言之，忽视城市化加速很可能导致众多发展中国家公平和效率双输的严重后果。因此，研究城市化加速现象并揭示其成因，不但具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具有重要和紧迫的政策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两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论证了信息作为影响迁徙决策的重要因素，与城市化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比如，互联网的使用不但高效且廉价地提供了迁徙决策所需要的种种信息，而且还有助于大幅度降低移民成本和相关风险。

论文将移民成本函数引入两部门均衡模型，作为移民成本的一个组成成分，信息成本与移民已经获得的信息量负相关，而当移民已经充分掌握了与迁徙相关的信息时，移居所需要的信息成本为0。论文求解移民决策的均衡条件，得到信息成本对城市化率的影响：信息成本越高，城市化率越低；移民获得的信息量越大，城市化率越高。

在实证分析部分，我们使用互联网使用率作为信息的代理变量，并基于109个非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或地区1960—2013年间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了验证，基准和工具变量模型估算结果均表明：

（1）当我们仅仅加入以往文献所使用的变量，如人均GDP、工业化水平、 教育程度、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时，年度固定效应呈现系统的、不断增加的趋势，反映城市化在加速。但固定效应是个“黑箱”，与之相关的分析结果缺乏明显和直接的政策含义。这说明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和实证模型都存在不足之处。

（2）在引入互联网的使用率后，论文发现这一变量的系数不仅显著为正，而且很好地吸收了时间固定效应，即解释了城市化的加速现象。

（3）我们对模型结果进行了不同的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不同发展程度的子样本，不同的信息代理变量以及分位数回归，发现论文主要发现和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具有重要的含义。

首先，城镇化在不断加速，处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不宜完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历，来制定相关政策。特别是，我国常常参照韩国和日本的城镇化速度来进行讨论和政策制定，包括提出城镇化速度不宜超过年均0.8%的建议，这显然会带来误判。

其次，信息通讯技术是驱动城镇化加速的根本力量，除非停止或阻碍信息通讯技术的研发和采用，城镇化加速的长期趋势难以改变。政策部门在制定发展战略、城乡发展规划，或进行资源分配时，需要充分考虑城镇化加速的事实。换言之，把中国城市化速度控制在每年0.8%以下的做法，很可能会使经济陷入无序城市化的泥沼，从而危害可持续发展。过去若干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一直在1%以上，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的经历也印证了无序城市化的危害。

总之，发展中国家应该接受城市化加速的事实，把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视野扩展到城市里，积极主动地消除种种移民障碍，并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如为移民在城市提供培训、住房和医疗教育等），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城乡和城市道路，补贴公共交通，普及Wifi等），以便更好地应对移民或城镇化浪潮的到来。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2期，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万广华、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张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