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太平洋"的海洋政治学

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 2016 年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美国高调将"太平洋司今部"（ USPACOM）改为"印太司合部"（USINDOPACOM）以来，"印太"概念在国际范围内反响甚巨。鉴于此，欧美政治学家和国际史家热情复燃，纷纷撰文将"印太"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多数学者认定，"印太"出自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印度太平洋空间内的德国文化政治》（Deutsche Kulturpolitik im indopaxifischen Raum，1939，以下简称《印太》），之后又在 20 世纪 40 年代传播至日本。然而这一谱系并不完整，因为早在 1924 年的《太平洋的地缘政治》（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以下简称《太平洋》）中，豪斯霍弗即已提出了羽翼颇丰的"印太"概念。此书的副标题"地理与历史相互关系之研究"极具启示性;豪斯霍弗白视为德国从近代早期白然法到后局蒙运动神圣史这一脉思想史中，思索"地理如何通过历史进程塑造政法"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豪斯霍弗的理论动力是德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焦虑;如何突破德国地理位置对于其政治生长、国家发展的抑制。汶一点从著有《反马基雅维利论》（Anti-Machiavel）的腓特烈二世以降，便是普鲁士对于启蒙运动的最大反思∶如果现代性的基础是商贸，那么缺乏海港的国家又进路何在 ?豪斯霍弗直面这一问题，罗列出了数位曾经突破空间限制的模范德意志人物∶格奥尔格·福尔斯特（Georg Forster）、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膝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这一股思潮直至 19世纪末，都在为德国在"国与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在这一宏大语境之中，豪斯霍弗的"印太"旨在为德国指明一条海洋出路，避开欧亚大陆处处受制的窘境。事实上.在这一阶段，豪斯霍弗不断发明新的地理概念，试图整合大陆与海洋板块，寻觅新路。譬如，他在 1924 年的《太平洋》和 1939 年的《印太》之间的 1931 年著有《泛概念地政学》（Geopolitik der Pan-Ideen）。在书中，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印丝"（indo-serischen）理论，其目的是"复兴那条通过玉内关的古老丝绸之路"。豪斯霍弗 借用古罗马文献中对中国北部"丝国"（Seres，Serica）的称谓，目的即在于整合印度洋地区和中华文化区。鉴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亚的陆地空间闭锁而混乱，他最终决定优先考虑"印度太平洋"。为此，他广泛征引了物理海洋学研究，以为重新界定海洋政治空间之佐证。

豪斯霍弗预见到他重组印度洋、太平洋之举会遭遇批评，有人会指责他的发明创造是扭曲自然。因此他提前警告批评者∶他虽然在政治上捋"印太"构思成"欧美"的"对立空间"，但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完全符合海洋学依据。豪斯霍弗恰恰认为，"印度太平洋"才是被人工割离开来的自然整体，因此他所做的是重归自然。他引用海洋生物学家的研究提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同属一个"生命单元"。因此，"动物地理"（Tiergeographie）——如鱼类从马达加斯加游至澳斯特罗一亚细亚沿岸——比所谓的"国际公约"更合乎自然，也更具效力。对豪氏而言，"印太"是一个 有边界范围的"生命区"（okumene），与"非生命区"（Anokumene）直接相对。而二者之间的"南境"分界线则由南部诸海的西风、南极洲的洋流决定。豪氏指出，这些纯粹海洋学意义上的边境"从物理角度更 应给人接受"，因为也正是海风和洋流决定了人类航海活动的性质和范围。而正是海洋贸易、海军活动、航海探险等活动，才形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边界线。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论述时选用了希腊词根的"生 命区"（ökumene，oikouyμev7）——这是当时地球物理学家研究"聚落地理学"（Siedlungsgeographie）时使用的术语，目前仍在地球科学领域有所使用，而非德文"生存区"（Lebensraum）——这是人文学者青睐的"政治地理学"或"地政学"（Politische Geographie）术语。如此看来，许多学者捋豪斯霍弗判定为"生存区理论家"，以此为线索考察日本对"生存圈"（Lebensraum）的接收，有片面之嫌。在 20 世纪20—30 年代的德国"地理科学"领域内部，豪氏明显通过偏向一个子学科的做法，淡化自己实际更贴近的学科。这种"学科通婚"旨在利用更根深蒂固、更无可置辩、表面上自然而又中立的学科来合理化一个更年轻、更具争议的概念。

豪氏"印太"理论的子理论之一是他的"澳大拉西亚地中海"（australasiatische Mittelmeer）概念。这一词汇目前尚有使用。而"澳大拉西亚地中海"的纽带则是巽他海（Sundasee）。目前此词已经过时，多数人只称"巽他陆架"而已。豪斯霍弗关注"巽他海"，不仅因为它连接了众多海峡，还因为它水下暗流涌动，包括众多更新世的陆地河流，后来随着海平面升高沉入汪洋。对豪氏而言，这是一套完美的说辞，因为巽他是一块"半被海水淹没的陆地"，一片"海陆生命区"。更新世古陆河在海下流淌，"水中之水"活灵活现，印证了豪斯霍弗的观点;陆地与陆架、群岛与海洋、淡水与咸水作为相互替代又相辅相成的平等"生命空间"难以分界。巽他必须是海，而非大陆架，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维护"印太海洋"之一体性。长久以来，"澳大拉西亚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印度洋和太平洋之枢纽。一旦设定"澳大拉西亚地中海"为"从前的陆地、现在的海洋"，定义巽他为"大洋中的'陆间海'、'陆间海'中的'陆中海'"，便更利于左右置辩、自圆其说。如果两大洋的纽结内部尚无法松解，又何能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分界?

豪斯霍弗对巽他的认知与此前德国海洋学家如奥托·克鲁梅尔（Otto Krümmel，1854—1912）在《海洋学手册》（Handbuch der Oxeanographie，1910）中对"巽他区域"（Sundagebiet）、"巽他走廊"（Sundastraβe）的分析基本一致∶巽他是印、太二洋之枢纽，为众多航线打开中国南海之内。但与纯粹海洋学家相比，豪斯霍弗历史化、理论化了海洋地理，捋其视为政治生活的延展空间。豪斯霍弗说，"纯粹物理意义上的地域界定还不够"，因为"若欲创造出稳定的地缘政治设计元素，我们在此还必须诘问国家意义上的生活形式∶它们本身的归属意愿"。如此，殖民背景下的国家归属问题愈渐凸显。事后历史证明，巽他海峡的地缘政治意义从未减退。1942 年巽他海峡之战中，原健三郎的两栖部队击沉美英荷澳司合部辖下的澳大利亚海军"珀斯号"（HMAS Perth）轻巡洋舰、美国"休斯敦号"（USS Houston）重巡洋舰，成为日本博弈荷属东印度的重要一棋。巽他海峡的时下地缘意义仍然高度敏感。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上任前后，与中方合作建设跨巽他海峡大桥的计划坎坷不断，部分舆论压力便来自地缘政治考量。不论如何，豪斯霍弗在"印太"理论初具雏形之时即认定"巽他海"是"印太"概念合理性、一致性、整体性的逻辑核心，实具远见。

海洋学的依据只是豪斯霍弗的理论基础，但他的发挥在于海洋学的政治理论化。譬如，豪斯霍弗引用"海岸走廊"（Küstenmeerkorridor）、"澳大利亚大洋边界线"（Australisch-oxeanischen Grenx-saumes）等概念，同时赋予其"亚洲"和"美洲"的地理特点。他认定这一片海域"在政治上，也在这两大洲一间左右为难"。豪斯霍弗将海洋学范畴直接译 大政治学，快速论证因果，中间跳步现象 严重。但我们必须捋这种不甚严谨，甚至"决定论"色彩浓重的论证方法置入同时代的语境之中。豪斯霍弗当时面对的主要论敌是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者，譬如事后在纳粹政坛不可一世的"种族科学"（rassen-kunde）。"种族科学家"们使用的也是"确凿无误"的科学证据，因此豪斯霍弗在论证时不能过度保守，否则显得海洋地政学的确凿性逊于其他"社会科学"。豪斯霍弗还与其他学科结盟，譬如通过民族学联结地质学与政治学。他的民族学盟友是同在拉采尔内下的利奥·费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1873一1938）。费罗贝尼乌斯的方法是追溯十著文化的变迁，描绘出"文化圈"的形态，通过所谓"帕依多玛"方法（paideuma）从经济结构中重构出"含义"。尽管费罗贝尼乌斯的研究重点在非洲，但他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研究社"（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的对话者弗里茨·盖博那（Fritz Graebner，1877—1934）却撰写过大量大洋洲"文化圈、文化层"方面的论文。豪氏认为费、盖的方法是重构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迁徙于英雄传说"的唯一途径。而这种民族学又正好揭示了"印太"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便具有政治属性，"而大西洋会几何时却非如此"。所以，通过"海洋政治学"和"民族学"的联姻，豪斯霍弗不但把地质、海洋、生物证据应用在了政治理论之中，甚至还"证明"了印度太平洋的政治性"高于"大西洋这一与直觉不符的结论。鉴于德国长期以来在大西洋受到英美的支配与排斥，豪斯霍弗 论证出这一观点，合乎德国政治语境的需求。

豪斯霍弗进一步论证了地貌、海貌、甚至高宪如何决定了政治生活方式。在汶一点上，他与卡尔·施密特在《陆地与海洋》Land und Meer）中对于海洋、陆地、高空生活方式的定性颇为类似。二人可谓平行，但几无交集。豪氏将马来一波利尼西亚人想象成海洋上的"游荡民族"，在岛屿之间穿梭，"像'游牧民族'一样充斥着海洋空间"。应注意的是，豪氏所谓"马来一波利尼西亚人"如今仍是 一个历史语言学术语，但在民族学中因为准确度不足已然停用。但在当时，用"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言论证"印太一体化"非常先进。其时最新的人类学、海洋学、语言学成果，如容克尔（J.C. G.Jonker）、布拉格 登与布兰德斯 泰特（Charles Otto Blagden &. Renward Brandstetter）、施密特（Wilhelm Schmidt）和丹普沃夫（Otto Dempwolff）等人的研究，都纷纷指向波利尼西亚、大洋洲、菲律宾、南亚和东非语言之间的历史相似性。因此在海洋生物学家之外，还存在一批语言学家，认为"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亦称"南岛语系"）西至马达加斯加语，东达斐济语。因此在海洋学中逐渐形成一个"南海"（Südsee）共识，认为南部诸海是一个有机海洋空间，既能解释语言学现象，也能解释生物、洋流、地质现象。豪斯霍弗所做的是将这一超长时段的自然史拉回政治史，用于解释政治文化现象。迫于这些外部知识结构的压力，豪氏不得不在"印太"中加入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但他强调的是"海洋游牧"，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与施密特之后认定英国人是"鱼人"（Fischmenschen）互有印证。在"鱼人"看来，陆地文明"诡异而无法理解"。可以说，豪斯霍弗和他的时代是地政学、海政学极为活跃、取材流动性和理论创造力极强、但严谨度和系统性不足的一个特殊思想现象。

二、"印度太平洋"概念产生的语境

在一定意义上，豪斯霍弗继承了普鲁士思想史的遗产。《太平洋》《印太》均向众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普鲁士启蒙运动思想家致敬，盛赞"盎格鲁一 萨克逊人"在"唤醒沉睡着的巨大海洋空间"方面做出了丰功伟绩，甚至超过伊比利亚 人和罗曼人。他口中的那些远涉"印太"、认定此举"对全人类而言"——"甚至对他们自己的民族而言"都绝非不可能的英雄人物包括福斯特、洪堡，以及商贸大章约翰·凯撒六世·哥德弗罗伊（Johann Cesar VI.Godeffroy，1813—1885）。哥德弗罗伊于 1837年逃离启蒙哲学家的地界，来到汉堡，建立了商业帝国，这是德国商贸史中罕见的案例，因此对豪 氏至关重要。事实上，福斯特等人并无任何德国中心论，甚至抵触普鲁十政权，但豪斯霍弗的目的在于指出∶法国大革命后，启蒙精神在德国土地上薪火相传。法国启蒙终结后的启蒙大师，如洪堡，则代表了德系思想的振兴，逐渐转人以德国为中心的浪漫主义。与此同时，此三人均在"印度太平洋"区域持有学术旨趣和经济利益。

但豪斯霍弗无法全盘否认罗曼和伊比利亚 国家在航海方面的曰 大成就，也无法轻易推翻塞尔容（John Selden）笔下自腓尼基人以降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带的"海洋统治"传统。过去存在许多"原始日目曼"传说，譬如法兰克人即特洛伊人。拉工 人即亚该亚 人之类的奇异论述。但豪斯霍弗直接放弃证明日耳曼先祖善于航海，而是转向东方，反证拉丁人不擅航海。如此，东方主义弥补了好古主义的不足之处。豪斯霍弗鄙夷道;从腓尼基到罗马，从伊比利亚到法国的航海成就，"更多是'沿岸'的，而非大洋的"。他如此贬低欧洲航海时代，所用的标准自然不是德国的航海水平，而是阿拉伯和中国的辉煌成就。他说道，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时常"在他们（中国）的'印度大洋地区'相遇"。豪氏所指大约是唐、宋、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海洋商贸。再如郑和舰队的航线，正好跨越了南亚和阿拉伯，是西欧航线忽略之区域，也是"印太"空间中，西、葡、英、法、美较晚探索、触及有限的地带。对豪斯霍弗而言，中国和阿拉伯在"印太"地区的航海成就盖过了欧美，也动摇了西欧"海洋统治"、殖民主 义的历中基础。豪氏使用东方史的目的在于抹杀德国竞争对手的历史合理性与施为性。豪斯霍弗 旨在联合"印太"各地本十政治文化抑制西欧扩张。

豪斯霍弗认为中国局势的发展，预示着未来中欧、近东、中东和南亚问题的解决。他与他的印度联络人贝诺伊·萨卡尔（Benoy Sarkar，1887一1949）都认为，尽管辛亥革命至 1924 年前后已混乱不堪，却对印度的帝制和殖民问题具有启迪意义。这完全吻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普遍认知，即印度仿效中国实行反帝、反殖民、共和主义斗争。这也正是"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中中印代表最为活跃的原因。豪氏另一位印度盟友是反英的孟加拉裔印度思想家塔拉克·纳特·达斯（Tarak Nath Das，1884—1958）。达斯受 1917年的"印德阴谋案"牵连，刚从堪萨斯州监狱获释而出，满怀忿忿，越洋来到慕尼黑。不久前，他在加州写成一部英文新书《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 ?》（IsIapan a Menace to A-sia ?，由唐绍仪作序，日本《国民新闻》总编德富猪一郎编附录表，于上海出版。来到德国后，达斯获得豪斯霍弗等支持，致力派遣印度学生赴德留学。而这些印度学生则来自一个叫作"雅利安协会"的右翼组织，鼓吹"印度雅利安"种族理论。豪斯霍弗与萨卡尔、达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德国汉学和印度学的投入，都是他"印太"理论的关键因素和灵感。在他的"印欧大陆""印太海洋"愿景中，德国影响下的中国和印度将逐渐具备动摇英帝国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