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豪斯霍弗的"印太"战略
豪斯霍弗在构思"印太"战略时的假想敌是另一个原创概念∶"欧美"（Eur-Amerika）。他认为，人口相对稠密的地中海、中欧，以及人口过度稠密的中、印、日部分地区，合而形成了"欧美大西洋"的"对立空间"——即包括东南欧的广义"印太空间"。在这一问题上，他引述了好友萨卡尔对"印太"和"欧美"二元对立的支持。豪斯霍弗最有疑虑的是所谓"美洲地中海"，认为它在根本上、结构上彰显了欧洲和大西洋的特质。他还担忧美国主导的"美洲地中海"会在"澳大拉西亚地中海"得以复制。豪斯霍弗不断抱怨美国如何占据了"太平洋门户"∶巴拿马、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哥、维尔京群岛、海地，共约 282000 平方英里、2000 万居民，远超德属南海帝国的 245000 平方千米、40 万居民，嫉妒之心溢于言表。可见豪斯霍弗在"印太诸地中海"之争中，有意识地将德、美对立。与美国相比，德国的优势是整合陆地的"欧亚之路"和海洋的"印太之带"。
也正因如此，豪斯霍弗认定∶在"印太"内部，必须化解任何"偏印度洋"和"偏太平洋"的分割和抵冲。这体现在民族自决之中，应尽量避免印度和中华文化圈之间的张力。他锁定东南亚——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文明交织的大染缸。有一种声音认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形式相去过远.以至于欧洲殖民者进入东南亚后，都必须用不同方法治理不同的文化族群。豪斯霍弗对此批判道∶若欲治理"印太"任意一片地区，优秀的"文化政治家"必须采用一套整合贯通的政策路径。他警告读者不宜过度强调"印太"的内部差异，认为正是因为过度强调地理文化具象性，欧洲殖民统治者在"印太"地方上采用的执政手法才比本土直接下达的政命更为残酷。因此，豪斯霍弗抵制用文化地理学划分海洋政治空间。对他而言，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对立干扰了"印太"自然物理的客观性。文化直觉具有误导性，而生物周期、洋流循环、海风朝向赐予我们的才是冷峻的真理。鉴于豪斯霍弗本人未经梵学和汉学训练，他不可能自己论证中印文化之统一，继而证明"印太"在文化上也高度一致。然而在 21 世纪更为粗劣的"印太"版本中，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张力却得到了简单化处理∶安倍、莫迪和蓬佩奥所仰赖的'文化'共通性是政治制度上的一致性。不论这种一致性是否经得起考验，印度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仍捋此消彼长，互峙互动。
豪斯霍弗批评火力最猛的是美国强加给"印太的菲律宾"的"大西洋式"帝国主 义。今日，豪斯霍弗被认为是第三帝国的地缘政治国师。但在书中，他大骂美帝国主义，引述的证据竟然是东方学和比较政治哲学。他哂笑美国无法认清"印太"人民自主自治的诉求，也无法理解为何"印太"本土的政治思维方式比"欧美"的政治理论更加平衡。他说，欧美的思想在"在佛陀、甘地和泰戈尔眼中看来"，实在不济，且弗如中国政治哲学远甚。豪斯霍弗赞美"季风地带的印太人"比"欧美人"更明智、更统一的文化观和世界观。豪斯霍弗鼓动形态上分裂、灵魂上为难的"印太人"自决自主，摆脱英，美，荷，葡影响。这也意味着，"印太"人民与德意志结盟。
豪斯霍弗的炮火不仅对准美属马尼拉，也朝向英属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马尼拉和马六甲都是各自小"地中海"的城市中心，也是"印太"地区的"地缘压力计"。这些压力计由一连串的矢量决定∶资本、文化、城市化、边缘增长等等。他称马六甲海峡为"印太的关键点"，这印证了当时海洋学 界和海军界的普遍认知。譬如美国海军将官巴拉德（George Alexander Ballard）即称新加坡为"观望往来印度洋船只的理想瞭望台"。几个世纪以来，澳内和马六甲都是葡萄牙、荷兰、英国政治思想家探究国际正义的实验田地。但对豪斯霍弗而言，马六甲有一个更具紧迫性的语境。20 世纪 10-20 年代，马来西亚在英帝国最高统治下，形成了 7个政体，并逐渐巩固。英国地位的巩固代表着荷兰从拿破仑战争时代到1824 年《英荷条约》，从 1874 年《邦咯条约》到1909 年《英国一暹罗条约》一直不断下滑的影响正式消亡殆尽。 在 1924 年出版《太平洋》一书时，英国尚未重组，亦未军事化这些属地。但豪斯霍弗预见到此事即将发生——事实上，直到二战末期才发生——他预言道;"英国如在此地扩建出一流的海军基地，绝对会是其在荷属印度一个自增信心、震慑他人的强有力象征，也会增强澳大利亚的信念。"
不论马尼拉还是马六甲，豪斯霍弗的初衷是为"印度太平洋"注入政治生命力。以德国战略视之，意义昭彰。鉴于"欧美"在南亚、东亚、东南亚深耕已久，德国此时加入耗时耗力必巨。因此，不论他个人 观占如何。德国不可能作为传统的殖民帝国与英国争雄。豪斯霍弗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促使"日太"地区转变为自主自决的政治体，由德国训练的印度领袖领导反英国殖民斗争，由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稳定中国局势。如此一来，看似柔软但实力雄厚的"印太"海洋带可与德国在欧亚大陆上开辟的政治空间遥相呼应。如果形势大好，"印太"盟友即可促进德国陆路发展。如果风云疾转，"印太"海洋带即可缓冲德国在陆路的危机和窘境。但即便不能促成德国对"印太"政治的影响，只要"印太"自决，亦能颠覆英法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换言一，除德国军备外，豪斯霍 弗白 认为他提供的是德国理论，也足能发挥功效，制衡竞争对手。
四、"印太的幽灵"∶日本泛亚细亚主义辩论中的"印太"
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经过传播、接受和后续演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乃至在异地生根发芽，继而轮回转世。若要认清"印太"概念本身的流动性，则必须回溯同期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语境与论述体系的演变。首先，豪斯霍弗最初霉霉星 星 散布干《地缘学杂志》（Zeitschrift fur Geopolitik）边边角角的"印太"概念，是否融入了"大亚细亚"和"泛亚细亚"论述之中 ? 答案颇为明朗。豪氏发表在《地缘学杂志》上关于东亚的论文，虽未以德文重新 编辑出版，却经日本学者摘选，汇编后翻译出版，题名也颇具深意∶《大东亚地缘政治学》。 由此，豪斯霍弗不知不觉地介入了"泛亚细亚主义"辩论，他的声音波及广泛，包括主张"东亚协同"的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蜡山政道（1895—1980），以及他在昭和研究会的同事、军国主义色彩十足的大亚细亚主义哲学家鹿子木员信（1884一1949），也包括左翼和平主义者平野义太郎（1897一1980）。与此同时，"地政热"催生了一代"大亚细亚"研究;旅行家松川二郎、研究中国东北的专家川I西正鉴，以及地理学家小牧实繁都在1942 年集中出版了以大亚细亚地政学为题的著作。这些"地理"与"地政"界定不清的作品又与其他泛亚 细亚主义思潮交汇，如京都学派第二代人物三木清，最终流入广义上的"共荣圈"语集之中。小牧实繁在京都大学地理系致力于"地政学日本化"，一方面吸收豪斯霍弗，一方面从民族视角抵制照搬德国地政学。这种微妙的豪斯霍弗接受学派与同期在京都大学校园聚会的京都哲学学派共存，形成了"双京都学派"并行、对流、对峙的局面。这两拨人马在日本军政外交战略上也各抒己见。恰值1929 年，京都大学校园正是太平洋关系研究院会议会址，日本地政学争鸣更为凸显。鉴于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对思想家进行严密的归类。但总体而言，"豪斯霍弗派"的京都学者与帝国陆军较为亲近。而奉海德格尔为精神导师的京都人则贴近日本海军。
1941年，研究日本"新东亚秩序"的美国学者肯尼斯·寇格洛夫（Kenneth W.Colegrove）已经嗅到∶在德国影响下，日本正值一场地政学大爆发。即使如此，豪氏的"印太"观念只是众说纷纭中的一家之言。很难证明，究竟是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还是日本化的地政学，抑或是完全土生土长的泛亚细亚主义、日本的"本土派"和"倚洋派"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是日本版的"内罗主义"者——即坚信亚洲与东南亚是"日本的南美"之类的声音——最终起到了关键性的政治助推作用。尽管思想观念的传播通常是一家之言甚嚣尘上，但思想史家为稳妥起见，一般会说∶没有哪一家、哪一言能一锤定音。或许，正是在这些声音有意或无意之间的汇流最终反复 冲刷的平原上，日本"大亚细亚"主张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如非"意识形态起源"）才如一广厦拔地而起。不论如何，"印太"观念不但是豪斯霍弗解读者和挪用者挂在口边的权威，也为"共荣圈"实践者所共知。从海军上将宇垣缠（1890—1945）日记可知，是否优先印度洋这一问题会激发军方高层关于日本战略决策的辩论。 但这种笼统的推测还远远不够。下文中，我捋详细爬梳、考察日本接收豪斯霍弗的思想史谱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已在日本学界流传。但直到 1940 年，此书日译本才在东京印刷出版。这部两卷本《太平洋地政治摩;地理靡史相互开系O研究》由日本青年外交协会研究部组织翻译。同一团队班底编辑出版了《太平洋麟本》（1941），他们还在 1939 年至 1944 年间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德国著作。其翻译出版的进度和规律都似与日军在东亚和东南亚前线攻势的脉搏和律动息息相关。1939一1942 年，每年 25 本;1942一1943 年，每年 10 本;最终 1943-1944 年，每年 5 本。而其历史语境则跃然于标题之上;布雷迪（Robert A.Brady）1937 年著《德国纳粹的精神与结构》（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Naxism）∶《下不y·乙夕义厶精神之 横造》，1939 年出版;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38 著《教育之革命》（Revolution der Erxiehung.Reden aus den Jahren des Aufbaus）∶《青年O旗O末入忙》，1941年出版;赫尔穆特· 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1936 年著《德国青年的军事教育》（Die Wehrerzie-hung der deutschen Jugend）∶《下 1>青少年国防教育》（1940）;纳粹经济学家胡果·理查茨（Hugo Richarz）1938 年著《国防经济》（Wehrhafte Wirtschaft）∶《国防释济》，于 1941 年问世。青年外交协会还发行了汪精卫之《中国O睹问题乙其解决》（1940 年）。在"京都地理学派"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地理学会（释济地理学会）的核心人物江泽让二完成了《太平洋》译著仅仅数月后，佐藤庄一郎迅速跟进，在太平洋协会（1938 年 5 月至1945 年8 月）新出了日译版。194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此书的评述。在 1944 年这一年中，日军屡遭挫折，伤亡攀登，而"日本太平洋"的"外围空间"——从夸贾林环礁、塞班岛、关岛、佩莱利乌、昂奥尔到澳大拉西亚地区的布干维尔岛，甚至是八幡，都面临着结构性崩塌的危险。佐藤虽然为局势感到不安，但译纳粹著作笔耕不辍。在出版豪斯霍弗的评注作品后，他进而翻译埃瓦尔德·班斯（Ewald Banse，1883—1953），这位魏尔海姆·乌勒（Wilhelm Ule，1861—1940）的高足、第三帝国的空间理论大师的著作。1932 年出版的《世界战争中的空间和人民》（Raum und Volkim Weltkriege）在德国空间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可以说是汉斯·格里姆（Hans Grimm）《没有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和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趋于成熟的"无空间人民政策"之间的概念性过渡。对于此时处于过渡期的日本政界和学界，这部书也触发了许多辩论，如"日本式和平"（pax japonica）如何压服、迁移，甚至替换人口。
但豪斯霍弗在日本的接收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其他德国作家难以比拟。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在日本逗留过 18个月，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但更重要的概念性原因是他严肃对待日本，视其为岛屿国家"海洋政治空间"的思想实验案例。这无疑触动了那些已在竞相抢夺德国最新著作、译之而后快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兴奋神经。相比之下，豪氏在中国的接收一度滞缓，终于销声匿迹。仅有一部《国防地理学》（Wehr一Geopolitik，1932）经留德学者周光达译成中文，干1945 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在少数军事院校的高墙之外，豪斯霍弗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对照之下，豪氏在日本则是另一幅光景。同一位译者若井林一先生，在 1942 年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豪斯霍弗的案例研究《大日本;反思大日本圈的军事力量、世界地位和未来》（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β—Japans Wehrkraft，Weltstellung und Zukunft，1913）和《克服空间的力量》（Raumüberwindende Mächte，1934）——这部提出如何研究空间以超越空间的作品。譬如，他也译过汉斯· 莱泽冈（Hans Leisegang，1890一1951）的《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Deutsche Philosophie im XX．Jahrhundert，1928），于 1942 年出版。尽管莱泽冈个人对当时的纳粹和后来的苏联都抱有怀疑态度，但他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学界影响颇大，主要在于他从晚期柏拉图主义中汲取的洞见，尤其是对于时间和空间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应忘记德国的柏拉图主 义是京都学派最关键的思想来源之一，毕竟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民族主义宣传者、海军中尉鹿子木员信的京都大学学位论文研究的正是柏拉图。至于若井，能在同年同月推出两部关于空间的译著——一部古代、一部现代，可见其用功之勤。此后的两年，他马不停蹄地开译新著，如赫尔曼·冯·凯泽林（Hermann von Keyserling，1880—1946）之《哲学家旅行日志》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1919）。凯泽林（又译盖沙令）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的全球空间之旅，包括亚洲、美洲和南欧——这恰是豪斯霍弗心目中横跨全球南部的""印太海洋带"。译介这部书，若井又在无意之中向日本读者隆重推出了"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不论凯泽林多么向往"民主和平"，这一点都无法抹去。
此后若干年间，豪斯霍弗另两部关于日本的专著也相继出了日译本。其中，《日本建立其帝国》（Japan Baut sein Reich，1941）仅在德文原著出版两年后即以日文面世。这一令人震惊的传播速度一方面体现出了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地位，但也更深刻地体现出了日本翻译界在兴致勃勃地推销"海政学"、如饥似渴地吸收空间理论时表现出的紧迫感，甚至是焦虑感。另一部专著《日本》（Nihon）的日译者是电影批评家、译著颇丰的翻译家、纳粹文化制度学者佐佐木能理男，于 1943 年由著名的第一书房刊行。同一家出版社在三年前揭幕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标准日译本，译者是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室伏高信。室伏高信的泛亚细亚主义与豪斯霍弗的"印太"愿景不尽相同，但二者都鼓吹亚洲政治雄起，反制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
在豪斯霍弗"海政学"思想的日本诠释者中，尚有两位 值得 细察勘磨。豪氏与《地政学学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aitik）共同主编奥托·摩尔（Otto Maull，1887-1957）合著的《地政学基础》（Bausteine zur Geopolitik）由著名日本政治学家玉城肇（1902-1980）于 1941 年译成日文出版。玉城肇是日本文化和经济史、家庭和教育史、社会科学和社会制度史家，因此后世学者大多低估他对国际政治的热情。他会精心挑选海外著作翻译，包括打开日本国内的佩里将军（Admiral Mathew Per-ry）、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以及本文的主人公豪斯霍弗教授。在此三人中，豪氏既未发一枪一炮，也未递一份国书公文，唯一介空间理论家而已。但换一角度视之，作为海洋政治思想家，他与佩里、哈里斯并列，又意味深长。此外，豪斯霍弗虽未直接影响日本外交，但其间接影响不容忽视。1943 年 4 月，篷井義道（1892 —1949）刊出《海洋与世界强权》（Weltmeere und Weltmächte，1937）日译本。篷井在德国和日本受过法律训练，连任四届众议院议员，之后加盟冈田启介领导下的冈田内阁，成为海军顾问。他会结社鼓吹日本应加大力度在黄海捕鱼。其在海洋军事和"海洋治理"方面的丰富经历都与豪斯霍弗海洋地政学中"海"与"地"的主旨息息相关。不论是译者选择了译著，还是译著选择了译者，此次翻译都意义深远。作为一位"两栖政策制定者"，筹井之后被选入铃木贯太郎内阁，官至内务政务次官。他又被指定随松冈洋右出访欧洲，巩固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同盟关系。历史学家在研究豪斯霍弗对日本二战期间外交政策的实际影响时，确凿的史料证据有限。但诸如此类的间接线索，分量亦不可 谓不重。
比较而言，在此时，日后重要的豪斯霍弗传记作者、著作编纂者汉斯一阿道夫·雅各布森（Hans-Adolf Jacobsen）才刚刚作为一名青年士兵参加德军服役。起码在那时，他对豪斯霍弗海洋空间理论的熟悉程度尚不及任意一名在日本参加过地政学研讨课的旁听生。但即便是豪斯霍弗的影响逐渐淡出战后德国，雅各布森独坐冷板凳数十年坚守的学术研究在日本学界却仍然炙手可热。在二战后的日本，关于豪斯霍弗地政学、海政学的评论文章、学位论文和图书仍然络绎不绝，直至如今。
结 论
本文首先阐述了豪斯霍弗"印太"政治空间理论的基础。从论据、论证视之，"印度太平洋"观念是既植根于历史语境，亦具高度创新性的"海洋政治"愿景。探究豪氏自己的词汇、语言、论域，必会动摇那些时空错乱、想当然、过度简化的肤浅认知，促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印太"在史上和时下的各种用法。广泛而言，我希望向学界展示如何以思想史方法研究地缘政治概念，尤其鉴于西方"地缘政治"作为一中学科正在与自己的历史、方法和理论基础脱节，逐渐走向庸俗化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我还敦请国际关系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不因为地缘政治"方法失之严谨"，便不参详政治地理学、政治海洋学观念的质地和结构。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消沉，却又浮出水面的概念，最值得学者潜心探其究竟。
豪氏"印太理论"的基石筑于同时代海洋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上。他一方面以自然科学依据论证"印度太平洋"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涉入政治理论，强调"印太"的政治潜力和文化意义。豪斯霍弗的"印太"论证中充斥着前后不一致和逻辑不严密现象。但细察之下即能发现，这些瑕疵本身即体现了他的政治语境和修辞目的。豪斯霍弗认为，不论是自然而言，还是政治必然性而言，"印太"必须成为一个政治有机体。更重要的是，"印太"通过民族自决摆脱老牌殖民国家支配，这对德国而言无疑是一件美事。因此，豪斯霍弗亲自研究中国，并与日本、印度等国思想家往来，共谋"印太"复兴。然而，在印度，萨卡尔、达斯等案德派思想家最终在二战期间失去了影响力。而尽管豪斯霍弗对中国共和革命洞察透彻，他在中国影响却并不大，更因日本强势介 入，中德关系沉入 谷底。只有在日本，豪斯霍弗的理论经久不衰。
显然，"印太"理论不是 21 世纪的发明，也不是安倍首相掸去豪斯霍弗 1924、1939 年原著上那层厚厚的尘埃直接提取而来的。二战后，豪斯霍弗的作品在德国鲜有再版，几无问津，在英语世 界亦甚为罕见。 与此相比，日本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对豪斯霍弗的接收与本土的泛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思想融合，其影响持续至战后。直到今日，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公众识别度和再版量也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在汶一语境中，重掘"印太"概念，用于分析全新的海洋政治局势，意味深长。而在美国，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智库人士、大批海军军官皆不知"印太"一词的意义和来源。若要有意识地使用"印太"一词，第一步即是考察它的渊源、发展和接收历程。若要负责任地使用"印太"一词，则必须诘问这一理论产生的语境∶它有哪些理论依据，又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支持了特定的观点? 它通过何种媒介传播至今，又如何在融合与接收、重塑和再想象的过程中不断演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