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4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召开。在“两校政治学科高端对话”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以及两院的其他几位教授，围绕“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世界政治学研究议程”“世界政治研究的变迁”和“美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及其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启示”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杨光斌

我今天讲的问题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转型与升级。我在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世界政治学”概念，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的转型与升级。同样，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比较政治研究，我认为也需要思考转型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学的“国家之问”，或者说政治学的“国家身份之问”。我和苏长和院长在私下也聊，软科的学科排名把中国的政治学都排得非常靠后。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政治学如果不能发挥政治作用，还叫政治学吗？显然那就不叫政治学了。很多排名非常靠前的外国政治学研究机构，其实在政治生活当中毫无影响。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谁最有资格提供政治学知识产品？

我们要从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这一点。中国政治学（其实也包括“社会科学”）有百年的历史。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可能是最强的。它们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法条主义的，就是介绍总统制、内阁制这样一些东西。换句话说，这些政治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英国、德国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强的国家当然是英国、德国这些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30年里，我们名称上取消了“政治学”，那时的政治学其实叫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第一个30年，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政治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学的政治学就是理性选择主义、个体主义政治学，其实就是美国政治学。

从这一路走来的100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谁最有资格提供政治学知识产品？答案是“一流强国”或者说“一流大国”，政治学知识产品都是它们提供的。中国走到今天，中国政治学在哪里？中国是否应该有自主性知识产品、知识体系的政治学？这是我们政治学的“国家之问”。这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问到这个问题？我们熟悉的知识范式能否回答政治学的“国家之问”？

我们熟悉的政治学范式基本上是“冷战政治学”，或者叫“冷战社会科学”。熟悉美国社会科学史的人都知道，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了一个文件，定位是这样的：社会科学要以自由为核心来建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在这个文件之前，民主叫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大家都很讨厌，尤其是知识分子很讨厌，因为资本都要带来不平等，知识分子天生爱自由、爱平等。

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民主被置换成自由主义民主，这时候知识分子都“嗨”了。美国知识分子，包括国外知识分子，包括世界上的人都“嗨”了。但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套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或者研究范式都来自“冷战”。

谈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在1991年谈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为什么赢了？苏联为什么输了？”时说，因为苏联没有社会科学。这句话虽然是半开玩笑，其实真是这样的。

苏联的社会科学就是“高、大、上”的，与老百姓没关系。我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治学就是把自由主义教材化、社会科学化。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高高在上，老百姓不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化，它做到了进教材、进课堂、进大脑，真是做到了“三进”，这是美国成功的经验。

这是我们熟知的“冷战政治学”“冷战社会科学”的一个简单知识背景。但是今天的时代发生了巨变。可以这样说，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冷战”结束以后“后冷战时期”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我们熟悉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学”“自由市场之经济学”“投资人民之社会学”“权利至上之法学”的说法，都需要重新思考。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说，政治学、社会科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么，新时代到来了，中国政治学的议程设置应该是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少有自己的学科性研究议程，或者说议程设置能力差。我从比较政治讲，因为比较政治是政治学的知识增长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来自比较政治，最早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158个城邦国家展开的比较研究中来。本国政治是比较政治的一部分，看研究者站在哪儿，站在中国是本国政治，但美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就是“比较政治”。所以本国政治也是比较政治的一部分。比较政治事实上是政治学的知识增长点。

而我们的“比较政治”长期以来干了什么？就是比较制度，以政体论为中心，这在西方有2000年的研究传统。沿着这个传统——政体论、国体论，在中国，这个概念也就100年的历史。在此之前，我们中国就从来没有“政体”之说，这就是“中国融入世界以后受到世界影响”。在教育部专业划分的学科目录中，我们现在不是叫“比较政治学”，而是“中外政治制度”，课程设置是“比较政治制度”，这都是本科生的必修课。制度研究很重要。但是，我现在感觉到，制度研究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演绎法。一个“好制度”立在那儿，大家都去追求。它是一种演绎性的。因此，它具有目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然是意识形态。

但这个研究议程持续到什么时候？美国两位学者大致在2014年有了一个“转型学的终结”观点，就是说，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教训，呼吁别再搞转型学那一套了，不解决问题。所谓的转型学就是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在1986年出版的《威权统治的转型》中创造的，这本书大家都熟悉。不管A、B、C、D的原点在哪里，最终都要走向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很多国家转型了，六七十个国家转型了，这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很多新兴国家独立了。“冷战”以后又出现了第三波，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国家。

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的新的国家，再到国家转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制度转型了，治理改善了吗？看到的情况是，印度在政治制度上更像英国、菲律宾在政治制度上更像美国，实行的议会制或总统制，就是这样的模仿。它的治理结构变了，但是它从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到城市治理，治理状况改变了多少？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更糟，是典型的“无效的民主”。

因此，我们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到底应该是什么？

政治学的研究应该是“国家治理研究”。在我们学院和福山还有拉里·戴蒙德的对话会上，我也呼吁，比较政治研究的转型应该从比较制度研究转向比较国家治理研究。当然，国家治理研究不单是国家层面的，还有地区层面的，包括城市和社区层面的、基层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毫无疑问比比较制度研究更加困难。比如具体到中、印两个国家，比如孟买和上海的比较、德里和北京的比较，把一个邦和一个省加以比较，这个比较显然要比简单的制度分析难上许多倍。

但简单的工作不管用。我们真实感觉到，中国政治学100年以来，一直都围绕着制度转。讲制度分析很简单，从书本到书本，看前人怎么说。这种研究不管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是最好的比较政治研究题目，就是说通过现实的检验，发现同样的制度有不同的治理结果；或者说，不同的制度，比如说中国和韩国有着不同的制度，却取得相似的治理结果。我认为，治理研究比制度分析要难，但是正是因为它难，它才具有挑战性，挑战性的东西可能还更有实际意义。我称为归纳法，治理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大量案例的比较分析，它是归纳法的实践理性，它是科学实证。这是比较政治的研究议程的转型与升级问题。

其次，就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的问题，即世界政治研究。在提出“世界政治研究”，也就是“世界政治学”之前，在学科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研究”产生之前，大家说的“世界政治”指的是什么呢？中国以外的政治就叫世界政治，包括国际关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这些都叫世界政治。世界政治是一种政治现象。

若干年前，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应该将学科目录上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改成“比较政治或世界政治”。因为我国的学科目录是因人而设的，包括很多大学的课程都是因人而设的。王老师的呼吁虽然非常理性、非常前瞻，但是最后没有变成现实，很遗憾。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哲学家赵汀阳在2010年写的，是在哲学意义上的论证。在论“天下体系”的时候，他就认为，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根本不能回答很多问题，他从“天下无外”角度明确提出“世界政治学”这个概念，主张以“世界政治学”取代国际关系学。

应该说，从王老师到赵先生，他们都提出了学科意义上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在研究路径上怎么推进世界上的研究？这大概是我们要做的。

为什么要推进世界政治学？首先，大家知道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夫曼称“国际关系”是什么吗？他认为，国际关系是美国专属的社会科学。所以国际关系有理论困境，国际关系研究追求预测，但是总是预测失败。

这时候，我注意到，亨廷顿在1995年出的轰动世界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序言中说，大家都在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准确地预见到世界政治的走向。我总结了（因为这个书我读了好几遍），我称之为“亨廷顿绘制的21世纪头30年的世界政治路线图”，这个路线图非常精准。包括2011年前后，“阿拉伯之春”，包括乌克兰的分裂，包括土耳其出现“政治强人回归伊斯兰化（埃尔多安）”现象等，包括大家都知道的“9·11”。为什么他能够预见得那么准确、精准？在该书序言当中，他说，“我试图提供一种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显然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的思维框架。

那么，什么是“世界政治学”？

我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发在《世界政治研究》杂志上，另外一篇就是今年《世界政治研究》第1期的《世界政治的研究范式》。在这两篇文章中，我还把世界政治学局限于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结合，后来我想来想去，沿着这个思路论述还是不准确。

我最近的想法是在我刚完成的一部书稿《世界政治理论》（待出）中提出来的，世界政治是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因此，世界政治学至少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集成式学科创新。我们想想，200多年以来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平常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什么？改变了中国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体系变革，东亚的国际关系就变了。

我们熟悉的历史，其实是沿着这个一路而来的。当然如果你要穷追到底，什么东西引起了世界政治思潮的变化？毫无疑问就是权力、财富。因此，世界政治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是什么？或者用沃勒斯坦的话说，研究单元是什么？因为政治形象非常繁杂，世界政治，我将其称为“多层次性”，“deep structure”，就是深层结构，有单元层次，也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次单元层次，就是国家之下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我称之为三种层次，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研究单元。

世界政治学主要研究“deep structure”，就是深层结构。理解了深层结构，就理解了它的单元层次和次单元层次。现在国内、国际关系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深层结构的理解。国际关系，说到底它就是一个现状性结构或者是一种结果性结构。而世界政治，它是一种历史进程，是一种过程性结构。因此，我们如果不理解过程性结构，只谈结果性结构，很多时候是流于形式的。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预测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所以说，我推崇的世界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或者研究单元，代表性的如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亨廷顿的“文明的范式”。从研究单元来看其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此，人大和复旦有一个初步的知识产品的合作项目，想组织一个“世界政治学”专栏。我想，这个专栏出来以后，会对推动世界政治研究起一点作用。这是我讲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

那么，如何研究比较国家治理和世界政治学？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共同点，它是“历史政治学”。而历史政治学在国内基本上可以说是“声势有了”，在座的任锋教授他们都是主力军，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学术共同体。为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原因是，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方法论、世界观、认识论，它不单招致了政治学研究的困境，很多时候它是政治问题本身的诱因。大家想一想，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公共性生活，理性人假设讲的是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和公共生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理性人假设可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它反而是问题产生的原因。我最近梳理了一下，但不一定准确。目前中国政治学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化，直接的现象是，很多政治学专业的同学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去就业；另外一个就是政治学的量化，就是数学化。我觉得这两个判断都对。但是我再加一个，就是“历史政治学方向的出现”，形成三种取向。

什么是历史政治学？或者说，历史政治学是什么？具体的我就不谈了，我从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上来谈。尤其是本体论，我现在新的认识是这样的：历史是什么？它是一种结构性关系主义，其实个人权利主义、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也属于结构性关系主义范畴，只不过它解构了关系主义，好像只有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在哪儿发生的？在哪儿实现的？不都是在结构性关系当中发生的吗？这是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

历史政治学，它的功能是什么？第一个功能是它的“知识论功能”。我们现在的政治学，理论太多了，我称为理论“富氧”。政治学的知识来源，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实践研究，一个是理论到理论。而我们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是“理论到理论”特别多。所以说，历史研究是概念、知识发现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这里，我顺便简单介绍一下人大政治学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果，比如姚中秋教授的中国性研究，属于国家理论。按照现在政治学的概念，我给他排了一下，在国家理论上，姚中秋教授的“中国性研究”就是回答“什么是中国”，这个是根本命题，是我们中国人理解中国、理解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命题。他提出了“一种文教、多种宗教、多种民族”。文教是什么？就是儒家，儒家文明、中华文明。宗教，多种宗教，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教、天主教，无论是什么教，其实都是过了儒家的生活方式。这个论述非常厉害。而无论是哪个民族，你是胡人，到后来是满族人，最后都是汉化、儒家化，因此，也是中国人。这个理论，能够很有力地回答哈佛大学相关学者所谓的“新清史”。“新清史”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满族统治者不是汉族人，因此它具有“非中国性”。但是，只要看到从第一代皇帝到第二代皇帝开始的自我儒家化，那么姚中秋教授的这个理论就很容易地证明，“新清史”是意识形态，哪里有什么“非中国性”？

在政府理论方面有任锋教授的“治体理论”。任锋教授长达十来年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从西汉到宋再到明、清的经典文献和政治史当中梳理出“治体理论”。治体理论是相对于政府政体理论的一个中国的概念。政体理论很简单，就是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它不能回答很多问题。任锋教授的治体理论包含治体的价值、治体的维度、治理的方法，是“三位一体”的概念，我觉得非常好。我在比较历史分析中，提出“政党中心主义”，就是政党理论。我们希望，未来的方向是通过历史政治学研究，重构政治学原理的知识体系。重新理解政治，重新理解国家，重新理解政府和政党，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民主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重新理解。

历史政治学的第二个功能是“求善治”。理论研究方法，比如历史社会学，它有很强大的知识论功能，可以提供知识，很多概念都是来自历史社会学的。但怎么治理国家？制度设计是什么？制度的好坏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是历史社会学关注的。而恰恰相反，历史政治学特别关心这些问题。边疆治理也好，干部制度也好，在历史上是什么样，今天又是什么样，等等，都可以发掘。这是历史政治学的功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政治学、比较国家治理研究的作用。我刚才提到抗疫，为什么德国、韩国、中国，这三个不同文化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在抗疫过程中都有着不错的成就？这个问题只有历史政治学才能够回答。因为它有求善治的功能，就是国家治理的功能。

世界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以深层结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因此，历史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世界政治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我7月要发表的《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文中提出，要“重新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就叫“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沃尔兹刻意地“去帝国主义化”，但是回到历史政治学，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因此，历史政治学是比较国家治理和世界政治学的一个共同的研究路径。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