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韩国“新北方政策”等与“一带一路”对接分析
2018年10月11日  |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  |  阅读量:7748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在外交领域的顶层设计,它甚至被习近平称为“世纪工程”。中国政府将长期推行这一政策。中国政府也有强大的能力贯彻落实这样的重大外交决策。“一带一路”从提出到现在才四年多,已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可望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外交决策之一。文在寅则承认,“ 新北方政策”与朴槿惠提出的“ 欧亚倡议”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区别主要在于增加了细节与实现步骤。 韩国总统只有一个五年任期,这决定了韩国总统提出的重大政策通常只能持续五年。虽然韩国经济“政府主导色彩” 也比较浓,但韩国的政府能力依然弱于中国政府,政策执行力方面亦然。所以,朴槿惠虽然主 张“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对接,但实际成果有限。
  文在寅在 2015 年就以在野党领导人的身份公布了“ 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2017 年 5 月就任后不到两周就派宋永吉出访莫斯科落实韩俄合作事宜(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俄罗斯方面也给予了热情的回应,双方已经成立小组探讨合作项目。对华合作方面,从目前迹象看,韩国也有意推动一些项目的落实。因此,未来四年多,双方可以就一些具体项目的落实展开合作。
  从实施的侧重领域看,韩国方面认为,“新北方政策”与陆上丝绸之路相似,“新南方政策”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似,都旨在通过互惠合作实现共赢、通过互联互通实现欧亚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 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侧重互联互通。“新北方政策”的重点是“九桥战略规划” :天然气、铁路、港湾、电力、北极航线、造船、工业园、农业、水产领域。从实施的领域看,“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确实有较大的重叠。
  从实施的重点对象地区与国家看,“ 一带一路”的重点是中国北部、西部与南部的邻国,2015 年 3 月三部委授权发布的《愿景与行动》,其中规划的六条陆上经济走廊与两条海上丝绸之路甚至不包括朝鲜半岛。2017 年 5 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明确表示:“ 一带一路”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囿于原有的“沿线国家”概念,   把愿意参加“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都当作“ 合作对象国”。这给“ 新北方政策”与“ 一带一路” 对接提供了空间,但依然改变不了“‘ 一带一路’重点针对欧亚大陆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而且,俄罗斯是中国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韩国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战略协作主要体现在军事与全球事务。虽然中韩经贸关系远远强于中俄,但中俄政治军事安全关系明显超过了中韩之间,加上朝核因素与美国因素的影响,使得韩国难以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合作对象国。
  “新北方政策”的实施地区包括独联体国家、中国、蒙古,但头号合作对象国是俄罗斯而非中国,“九桥战略规划”下的项目主要针对俄罗斯。原因大概是,韩国与俄罗斯合作提升空间大、可以更好发挥韩国的比较优势、受朝核问题的影响相对小。而俄罗斯积极回应韩国的“九桥战略规划”,将之当作落实“新东方政策”的重要抓手,也是一个因素。此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宋永吉是俄罗斯通,对于韩俄合作有丰富的经验与兴趣,他也熟悉中国,能说中文,但在中国事务上他的知名度显然不如俄罗斯事务。当然,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对俄合作也受到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
  “新北方政策”并没有明确地把日本列为合作对象国,只是在北极航道、东北亚超级电网两个项目中把日本列入。原因不明。金相淳先生认为,这与日本位于韩国的东部而非北部有关。作者推测或许与如下因素有关:韩日都属于发达国家,且在许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韩国希望在推行“新北方政策”中展示自己的比较优势,这只有在与中国、俄罗斯、蒙古等发展中国家合作时才能彰显,如果日本大规模、深度加入,韩国的比较优势将大大弱化。
  可见,韩国虽然不属于“ 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对象国,但韩国的积极态度与中国发展东北的需要,将使得双方可以在一些项目上展开合作。政策文件中含有一些针对东北的项目,如珲春国际物流园、大图们江开发。
  “ 新南方政策”系文在寅 2017 年 11 月访问印尼时推出,针对新南方地区(指东盟十国加上印度),目的是促进韩国与新南方地区的共同繁荣,重点是构建韩国与东盟未来共同体。韩国为此提出了 3P 战略,以推进人才(people)、繁荣(prosperity)与和平(peace)。并准备扩大韩国— 东盟基金、韩国— 湄公河基金、韩国— 东盟基础设施基金等。从中不难看出,“ 新南方政策”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并不在中国内地,而是在东南亚地区。
  

        微观领域评析
  在北方委看来,“一带一路”的“五通”与“新北方政策”的“九桥”可以通过综合合作实现对接,因此,“ 政策文件”在前三个部分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在第四部分从六个领域探讨了“ 一带一路”下经济合作项目的可行性,列出了“ 两政策”与“ 一带一路”对接的一些项目与合作途径:金融领域、产业领域、物流领域、北极航道与电力领域、区域合作领域与合作渠道领域。韩国方面对此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前期调查。作者的体会是,韩国学者对“ 一带一路”的研究,其深入、细致的程度超过了周边其他国家学者。
  那么,如何看待“政策文件”中提出的合作项目?
  金融领域合作。“政策文件”认为,两国进出口银行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可以扩大“运用方案”,包括信息互换、出口信贷和担保、定期协商等方面。在支付宝与微信支付方面开展合作;两国金融机构共同进军第三国以消除东道国的怀疑;中国金融机构加入韩国方面一些取得较好效果的基础设施项目与技术领域。
  从可操作性看,最值得重视的是中韩两国进出口银行扩大合作。中国金融机构参与韩国在海外的项目,可以选定若干项目,以财务投资的方式开始试验。合作进军第三国可以选择个别案例进行尝试,如在缅甸的海上气田开发上,中韩两国油气公司已经在合作,扩大到金融合作相对容易。移动支付方面的合作涉及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需要中韩双方就此做特殊安排。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中国将之列入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实验性步骤。在双方政治互信达到一定程度时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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