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真相政治的影响下，国际舆论场中公众对于事实性信息的认知和评价就容易出现偏误。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及其产生的舆论即是如此。当人们面对一场十分复杂、尚未达成科学共识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提供或者利用“片面真相”“人造真相”就成为西方政客和部分媒体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手段。2020年6月9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哈佛大学的一篇论文表明，中国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从2019年8月份就已经开始了，这则信息随后很快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跟进报道。当人们用科学、理性的眼光审视这篇论文时，就会发现其结论是完全可以被证伪的。但是在国际舆论场上这份研究中所包含的数据、专业分析和观点性事实，看起来似乎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再加上BBC等西方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后传播较广，更关键的是，西方媒体很少或者几乎不报道中国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因而国外的新闻用户可能会接受这一所谓的“片面真相”，对疫情和对中国的认识就会出现严重偏差。

第二重因素是新媒介技术“制造”舆论。当前社交媒体算法和智能媒体的发展使得网络舆论场中出现过滤泡（Filter Bubble）现象，社交机器人等新手段被用于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极化现象十分突出，网络民粹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抬头，这些都加剧了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

一是计算宣传对国际舆论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利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机器人进行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制造虚假的“舆论主体”，这是造成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新因素。社交机器人指的是社交媒体上由软件操纵的账号，可以一定程度模拟人类行为并介入公众讨论，此类账号可以通过算法自动发布内容，也可以与其他账号互动，以期实现影响公众观点的目的。近年来，社交机器人被认为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乌克兰冲突、土耳其危机等多场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随着全球网络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重合度的加深而不断增强影响力。有研究发现：对中国政体、人权状况的批评有相对更高的比例是因为社交机器人形成的虚假意见气候，例如推特上关于中国和中国内政的信息环境被少数声音所主导，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已经被停用（被停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过高的发帖量和潜在的自动化特性）；研究者不仅在发帖量最高的前100个用户中没有发现亲中国政府的账号，而且这些用户中有一半是发布反中国政府内容的自动账号。国外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国的内容被少数账号所影响，但实际上这些账号具有较高的机器化程度。由此可见，国外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国政治议题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机器人操控的局面，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通过虚假的“舆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有研究已经指出计算宣传操纵舆论的机制，包括瞄准争议性话题制造社会冲突和分歧（甚至破坏国家民主、煽动民族仇恨、制造阴谋论等），以及基于算法技术传播政治模因、实现舆论操纵等。我们应当对国际舆论场中由计算宣传所引发的舆论保持足够的警惕，并有效应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是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正在加剧全球互联网政治传播中的过滤泡效应。过滤泡最初指的是搜索引擎根据用户习惯为每个人打造一个独特的信息世界，并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接触观念和信息的方式。当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乃至新闻客户端深度采用算法推荐这样的互联网技术时，过滤泡效应不仅变得更加常态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舆论场的形成。目前最常见的主要有三种算法：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关联规则推荐算法。这些算法本质上都迎合了用户个体的兴趣爱好以及立场态度，自然而然地强化了过滤泡效应。因此，当国外媒体和政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后，舆论的“内循环”就会逐渐形成。国外用户被算法推荐获取了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而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比较片面、极端的看法，更习惯阅读批评中国的报道，甚至可以接受夸张、荒诞、毫无根据的说法。例如，在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口罩里有5G天线”的说法，对应的是中国普遍推行的出行戴口罩政策。尽管这样的说法十分荒诞，经不起任何推敲，《福布斯》报道也称“驳斥5G掩码理论并不需要太多证据，因为这些社交媒体帖子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性的科学依据”，但是类似的谣言依旧弥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口罩的看法。2020年6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人们讨论了口罩的授权计划，一名妇女辩称口罩实际上是在杀死人。可见，社交媒体算法强化了“过滤泡”效应，影响了国外用户对中国的态度。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从2020年3月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就增加了7个百分点，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对最初的疫情处理不当，导致新冠病毒随后被传播。

第三重因素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算法所加剧的过滤泡效应除了造成封闭的、内循环的信息环境外，还在于强化了人们既有的图式（Schema），使得中西方的价值观差异和西方对华的深层不信任在国际舆论场中更加凸显。在舆论研究中，图式作为既有的认知结构，构成了一道认知过滤网，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套相互关联的观念，一旦被激活就会对舆论产生影响。换言之，当人们长期处于个体信息偏好的舆论环境中时，被激活的图式反过来会强化其选择那些与自我一致的信息。过滤泡就会使人们强化图式，放大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比如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关于奥巴马是伊斯兰教追随者的传言尽管已经被反复澄清，但还有15%的美国人固执地认为他是穆斯林。

舆论学一般将舆论分为三层结构：最表层是意见和情绪，这也是最容易表现出来和被感知到的舆论形态；中间层是态度和立场，包含正面、负面、中立等维度；内核层是信念或者价值观，这也是舆论的内核。从短期来看，舆论的演变比较明显地体现为表层和中间层，但是从长期来看，导致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深层因素在于舆论的内核——信念或者价值观。20世纪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提出其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时，就分析了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根本的文化差异，比如儒家精神强调权威、等级制度、一致的重要性、国家高于社会和个人等，而“美国信念”的主要内容则是自由、个人主义、反对权威、赞成制衡等。亨廷顿对于两个文明以及中美文化差异的分析并不完全准确，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两国冲突的文化和心理视角。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在用“修昔底德陷阱”分析中美关系未来时，也指出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艾利森认为，中美分歧来自互相竞争的世界秩序观念，而且“美国政策对新闻周期和大众舆论的要求更加敏感，他们寻求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清单列举式的政策计划”。在近年来围绕孟晚舟事件、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留学生签证事件、抖音海外版（Tik Tok）被封禁事件等新闻焦点议题时，国际舆论场中的价值观冲突显而易见。一项基于跨文化解决方案（CCS）年度调查的量化分析表明，美国公众关于“中国威胁”的心理认知迅速加强并形成共识，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些研究都侧面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即当前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与中西方价值观念冲突、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深层不信任”有关。 

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潜在影响及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均会产生相当的影响，我们需要理性看待，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传播与政治的变化。

第一，可能会促使国内舆论场和国际舆论场的“脱钩”。对于中国而言，舆论场大致可以分为境外舆论场（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国内舆论场和全球网络舆论场，境外舆论场与全球网络舆论场有较高的重叠度。由于语言、文化、网络管理等原因，“舆论场的分化使得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减少”。全球互联网传播也可能加剧国内、国际舆论场之间的冲突，增加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前，中美“脱钩论”甚嚣尘上，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和分析，不能在舆论应对中采取极端、简单的办法。如果说西方政客和媒体制造的过滤泡效应导致国际舆论场的“内循环”，使得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出现偏差，那么我们也要警惕国内舆论场出现极端的舆论环境，这将不利于中国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的正常开展。

第二，网络民族主义可能在国内舆论场中“抬头”，甚至可能会走向极化。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浪潮无疑会对国内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开始变得更加保守，特朗普政府主导“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不再大力推崇全球化，加之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场的连锁反应。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和舆论环境下，要防止网络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有研究指出，信息接触通过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传导会影响个体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极端的舆论环境则可能将社会氛围整体推向极端民族主义。因此，中国国内媒体在报道国际议题时，要特别注意与国际舆论场的“对接”。比如，国内媒体在新闻采编译中要注意新闻报道来源和观点的平衡，不能被西方媒体制造的竞争性“真相”牵着鼻子走，要在新形势下做好国际舆论斗争议题设置工作，避免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的“失衡”。

第三，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要十分警惕意识形态冲突，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当前，全球化进入不确定时期，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西方政治人物过度沉迷意识形态、缺乏自我反思能力将加速西方的衰落。全球化危机中当然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政客、媒体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就是典型的反映。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后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宣称“意识形态终结”，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指出，作为四种社会权力来源之一的意识形态权力仍然值得重视，20世纪末新意识形态的出现打乱了意识形态的衰落，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没有终结。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中，一些欧美政客重拾意识形态话语，制造意识形态冲突，试图误导舆论。比如，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的抗疫行动，全面否定中国，故意制造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在这场国际舆论斗争中，美国的极端政客采用意识形态话语，以谋求国内政治利益，迎合舆论场中抨击中国的负面意见和情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政治中的政党、派系及其与金融资本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应把某个政治人物或某种政治观点简单当作美国政府的主张，否则以此树立“靶子”展开媒体报道和“舆论攻势”，反而可能掉入舆论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