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超出了西方 “想象”和 “构建”的范畴，正在重振 “东方”的概念。与日本和印度不同，中国是近代以来唯一崛起但没有按照西方模式改造自己的东方大国。日本崛起之时就效仿西方，“脱亚入欧”，虽然曾与西方大国交手，但在战败之后接受了美国的 “政治改造”，现在已经 “自视”和 “他视”为西方的一部分。印度号称 “最大的民主国家”是西方国家的 “天然盟友”。而中国的崛起恰逢 “后西方”时代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是西方 “衰落”主要原因。 东、西方关系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性时刻，有学者甚至判定以中美竞争和对抗为标志的国际关系新的两极格局已经形成。但历史地看，“西方”和 “东方”都是在不断地扩展、演化和转化。与西方世界相比，东方世界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多元化的存在。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整个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就国家的性质而言， “西方”和 “东方”或 “非西方”的分别依然存在;但就社会的发展水平判断， “发达”和 “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已经跨越了 “西方”和 “非西方”的分野，模糊了全世界。巴里·布赞和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 “中心—外围”结构已经被打破，一批外围国家已经进入到 “中心”中来。还有观察家认为，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围绕全球产业链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在 “西方”国家的大都市，也存在着 “第三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西方”和 “非西方”都在经历 “一体化”“多元化”和 “碎片化”的洗礼，这是国际关系百年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需要一起回答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东西方之间，或者说 “西方”与 “非西方”之间的分野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 安东尼·帕戈登认为 “东方”与 “西方”的区别是 “与生俱来”的，永远也不会消失。威廉·麦克尼尔则为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人类传奇中一段重要的插曲，任何理性的世界历史都不会遗漏它，但终究也只是一段插曲，所以把 “西方”作为一个排除人类其他部分的概念是虚幻和危险的模式，“将西方置于人类的整体之中是我们要走的路”。哪一种观点更为贴近历史的真实? 第二，如何诠释 “东方”的或 “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并将其置于一个能够把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经验融合在一起的新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之中，从而为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知识背景?
5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和经验
显而易见，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成了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雄踞东亚之巅几千年。吉尔伯特·罗兹曼曾经说过: “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备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但是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中国是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由 “东方巨人”沦为 “半殖民地”国家，被 “拖”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但中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命运的 “逆转”，重新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与西方的遭遇，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史学界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觉醒是从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开始的。梁启超发起的 “新史学” 不仅仅是学术探讨，更是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反思。20 － 30 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更与中国的救亡图存和道路选择联系在一起。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取得 “独尊”地位，成为中国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形态，但也逐渐僵化、教条，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精神。改革开放后开始拨乱反正，吸纳和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西方史学重新进入中国。兰克学派、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史观乃至后现代主义史学，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正在摆脱 “受害者”心态，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和定义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首先，对 “何为中国”的反思成为重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起点。“中国”不再是一个想当然的概念，而是需要重新思考和建构的对象。在 “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中国长期作为世界历史上的 “他者”而存在。有学者认为，19 世纪 40 年代之前 “中国史研究在中国”，之后 “在西方”，现在到中国研究 “本土化”的时候了。改变中国的 “缺席”状况和重塑中国的历史位置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界重要的研究方向。其次，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探索的视角更为丰富多彩，其中包括梳理历史上 “中国”的概念，“发现”文化中国/文明中国， “寻路”地理中国，从过去模糊的边陲或边疆发现 “内”( 中心地区) 与 “外”( 边缘地区) 的中国，阐释中国人的多重认同，以及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此外，全球史正在努力为讲出一种全新的中国故事提供新的思路: 既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又超越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视野。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在告别近代帝国主义 “受害者心态”，显示 “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和身份认同。中国的崛起也改变了世界的样貌，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下探索中国模式的特性和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再起”突破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界限。如何将中国历史嵌入世界历史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学界，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 不仅是中国学界的问题，也是世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 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总结都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梳理和阐释，都离不开对一种新的中国史观和世界史观的阐释。
6结语
1950 年 12 月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科学院发表就职演中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说: “历史学首先要借助于尚且年轻的人文科学的进步，后者对于当前的局势更为敏感。在过去五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系列傲慢的人文科学的诞生、复兴和发展，而且它们的进展每一次都先使我们历史学家惊愕、困惑，然后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历史学或许是这些新近成果的最大的受惠者。”无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变化给历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不同的观念和方法，20 世纪历史研究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政治和世界社会等，都是从国际关系学的最新发展中吸纳过来的。但是，历史学中的 “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不尽相同。首先，历史学中 “国际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历史学家对国家、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注是由这个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变化时有张弛，但不会隔断，甚至在全球化时代会以一种更为密切的方式展现出来; 其次，历史学中的 “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拘泥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以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包括所谓的 “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囊括进来，从而拓展和丰富了 “国际关系”的内容，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向横纵两个方面的拓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 第三，历史学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研究中发现了国家的多样性和帝国与国家之间的互构关系，揭示了西方帝国强加给世界的文明标准和当今世界秩序的思想根源，从而为国际关系超越欧洲历史经验，承认国家的多样性和帝国与国家共时性的理论创新奠定了知识基础; 第四，东西方关系一直是历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不仅涉及 “西方”与 “东方”或 “非西方”起源和演进的探讨，而且还事关西方与非西方历史演进的阐释。迄今为止，世界史和大部分国家和区域的历史都是以欧洲史为参照撰写出来的，尽管西方和非西方都有学者在为构建一个能够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经验的世界史和全球史的阐释体系而努力。这种努力将直接对其他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产生影响; 第五，在这其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阐释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命运的逆转不仅给国际学术界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国的课题，也给中国人自己提出了重新认识和阐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重新定位现实中国和现实世界的问题，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甚至超前的理论思考。以上五个方面既是历史学中 “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又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联系; 既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学科的知识积累，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 “历史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关系愈益迅速的发展变化，国际关系学者必须面对越来越多超越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学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科群的形成势在必行。面对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发展变化，有学者甚至提出这样的疑问: “国际关系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国际关系学或许就应该是一个学科群! 在这个学科群里，有国际关系学的 “政治路径”“经济路径” “文化路径” “社会路径”和 “历史路径”等等。历史学中的 “国际关系”研究，无疑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中发挥重要作用。
（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