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传统文化符号与日本国家认同的建构
2020年10月13日  |  来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4期  |  阅读量:2378

近期,从2012年底起连续执政日本长达7年8个月的安倍晋三辞职,由菅义伟继任首相。作为具有鲜明保守政治、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领导者,安倍在执政时期依托国家力量,充分调动传统文化因素,积极构建国家认同与国际形象,以此支持政治大国战略追求。回顾安倍政权利用日本传统文化符号建构国家认同的相关政策,有助于我们更深度理解日本执政者的政治文化观乃至国家战略追求,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的国家认同与“美丽日本”

国家认同是指“具有差异性的族群成员通过相互承认结成‘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作为自己情感和身份归属的自觉认知”。文化为描绘认同群体提供了其所需的符号素材。日本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反映了日本人独特的精神深层,在民间少争议、易于媒体传播、更具有统合性。因此,安倍晋三政府非常注重通过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利用来建构“美丽日本”的国家认同。

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后就提出了“建设美丽国家计划”,在内阁官房设置了“建设美丽国家”推进室。安倍晋三2012年第二次上台后,仍然没有放弃建构“美丽日本”国家认同的目标。自2015年起,安倍每年都会亲自主持“日本之美”综合项目恳谈会,至今已经举办7次。其主旨是“振兴日本的文化艺术并传承给下一代,同时向国内外宣传文化艺术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为国际友好与世界和平做贡献”。下面以日本古典文学符号和皇室仪礼符号的运用为例来剖析安倍政府如何建构“美丽日本”这一国家认同,以及中国文化要素被“他者”化的过程。

二、日本古典文学符号的再挖掘

日本新年号“令和”出自日本古典和歌集《万叶集》大伴家持的梅花歌序中“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表征着“美丽日本”的国家认同。日本政府强调这是首次使用日本古代典籍作为年号的出处。其实此次新年号取自《万叶集》并不是偶然,而是与长期以来《万叶集》作为“国民歌集”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

江户时代,《万叶集》的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歌人。日本的国学者贺茂真渊把《万叶集》和歌的特征称作“雄浑风”,对于后世《万叶集》在日本官方话语中的崇高地位起了很大作用。根据东京大学教授品田悦一的考察,《万叶集》获得国家认同文化装置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地位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确立起来的。《万叶集》通常被评价为作者层涵盖了上自天皇下至庶民的所有阶层,真挚率直地抒发淳朴的感情。

品田悦一认为,“国民歌集观”可以分为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是它反映了从所有阶层汲取的古代国民的真实声音,第二个侧面是贵族创作的和歌和民众创作的和歌都建立在同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昭和的战时体制下,第一个侧面中所内含的政治性一度被发扬得淋漓尽致,万叶和歌成为发扬国威的工具。二战后随着民主化改革,因其第二个侧面,《万叶集》被纳入民主化教育的内容,成为重建濒临崩溃边缘的民族认同的手段。此次“令和”年号的选用是对《万叶集》国民歌集观第二个侧面的重新肯定和延续,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安倍政府强调《万叶集》是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但是这样一部国民歌集无法摆脱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反而恰恰彰显了中日之间一千多年前文化交往的传统。《万叶集》本身就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万叶假名将汉字视作单纯表音符号,是在平假名和片假名还没发明的时候用汉字来音译日语的。而且,《万叶集》中不管是像大伴旅人这样官至太宰帅、大纳言的歌人,还是很多并没有明确记载官职、被推测为微官的歌人,对汉籍的掌握都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其和歌作品在描绘手法、用典、意境等各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中国古典作品的影响。

三、皇室仪礼传统符号的沿袭

国家仪礼或庆典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国家仪礼或庆典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德仁天皇即位的系列活动中。战后颁布的《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表征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在德仁天皇的即位庆典和仪礼中得到高规格的呈现,使抽象的国家具象化。

日本新闻媒体对天皇即位系列活动的报道中频繁出现“踏袭”一词。“踏袭”意指即位仪式沿袭前例。实际上,明治时期日本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对天皇即位的传统做了变更,尤其体现在天皇的服饰上,有意识地排除唐风服饰,加入西方元素。江户时代以前,天皇最高正装“礼服”一般采用的是模仿中国皇帝礼服的“袞冕十二章”。长濑真幸(1765-1835)著的《衣服令打闻》中说,包括天皇礼服在内的宫廷装束是在隋唐服装的基础上,混入日本上古的服装,经“十二阶”以后的服饰制度改革、新创立而形成的。由此可见,把天皇礼服的基础视为唐制反映了当时的常识。但是,明治天皇即位时废除了已沿用一千多年的“袞冕十二章”礼服,而是穿了“黄栌染袍”。当时的玉座也非“高御座”,而是简朴的帐台。为了表示新时代的到来,典礼中还使用了地球仪。

1909年出台的《登极令》详细规定了即位礼和大尝祭等皇位继承的仪式流程,江户时代以前就被沿用的“高御座”得以复活,装束则以明治天皇即位时穿的“黄栌染袍”为标准。虽然该令在战后被废除,但是并没有取而代之的规定,因此其中很多规定仍被采用。2019年10月在东京皇居正殿举行的“即位礼正殿之仪”也沿袭了《登极令》的规定,德仁天皇身着传统装束“黄栌染袍”登上了“高御座”。可见,所谓“传统”并不是在历史进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政府应时代需求而不断调整、“发明”出来的。

其实,德仁天皇即位活动中仍然保留了一些中国文化要素。存有唐风色彩的“衣冠”作为宫中和神社的祭服保留了下来。再如《登极令》里规定了对前四代天皇陵的参拜。德仁天皇和雅子皇后去参拜了奈良县的神武天皇陵、京都府的孝明天皇陵、明治天皇陵以及东京都的昭和天皇陵、大正天皇陵。日本学者指出,祭拜天皇陵很难说是日本的传统,而是让人联想起中国皇帝经常进行的陵墓参拜即谒陵。也就是说,尽管日本在皇室仪礼中强调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废止“袞冕十二章”这样的明显唐制的装束,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在服饰、谒陵习俗等方面保留了一些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

四、运用传统符号建构国家认同的效果

安倍政府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建构国家认同,取得了一定效果。首先,安倍本人一定程度上达成其政治夙愿,成为日本战后在位时间最久的首相。不管是从“国民歌集”《万叶集》中起年号,还是皇室仪礼中的前例“踏袭”,都体现了安倍政府建构一个符合日本“传统”的共同体“美丽日本”的意图。其次,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有利于对内对外提炼日本的文化独特性,激起日本国民的自豪感。这与日本涌现的数量庞大的“日本人论”(又称“日本文化论”)互相呼应。再次,对日本传统的强调有利于对外建构日本国家形象,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总之,特点鲜明的传统文化符号有利于日本向全世界宣介本国特色、对外建构“和平、充满希望、引以为豪、人们在美丽心灵的交流中孕育文化”的国家形象。

五、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政府运用传统文化符号构筑国家认同,对于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日本政府不管是强调《万叶集》为日本古典,还是对天皇即位活动的设计,似乎都摆脱不了“日本性(Japaneseness)—西方性(westerness)”的二元架构。这种对于西方的凝视,往往导致中国文化要素的影响在日本官方关于“传统”的话语建构过程中被隐藏起来。日本人对华感情呈现异质感和同质感并存、距离感与亲近感并存的局面。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运用传统文化符号构筑国家认同的努力为中日民间层面在传统方面加强互动和精神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除前面提到的《万叶集》之外,有利于促进两国国民在精神层面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的传统文化符号不胜枚举,包括古典艺能、儒学、日本战国时代的小说以及其他包含传统因素的大众文化产品等。从深层来讲,日本被重塑的“传统”与中国文化具有盘根错节的连通性,为中日两国改善国民感情,建构共同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前,日本政局变动,内外政策尚处调适期,为此前已进入改善通道的中日关系带来不确定因素。今后,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夯实民意基础。首先,在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交流的过程中,应当深入挖掘两国古代的文化交流中的感人细节,积极推动日本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其次,日本民众来华旅游时,中国相关机构也应鼓励他们加强与当地民众的接触交流,向他们提供深度游、寻根之旅,在精神沟通上多下功夫,把旅游变成精神文化沟通的手段。再次,就像李子柒的视频所展示的那样,在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可以考虑将传统文化的厚重内容转化为生动可感的视觉形象,在日本进行推广传播,减少误解和偏见,扩大中国在日本社会中的正面形象。总之,挖掘在日本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被隐藏在底部的、更深层次的中日两国文化相通之处,实现两国精神层面的互相接纳,这是建构东亚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和必要步骤。

(张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摘自《传统文化符号与安倍政府对日本国家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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