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并且使中美关系走上了一条不健康的甚至是危险的加剧对抗之路。然而，中美两国在新冠肺炎问题上的摩擦，可能掩盖了一些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在疫情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甚至是国际大趋势。目前，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产生的讨论，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疫情如何影响战略竞争、中美两国潜在的权力转移，甚至是总体的国际秩序。因此，清醒、系统地评估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和势头，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以及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和之后，都有重要意义。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并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报告断言，中国不仅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繁荣，而且挑战到战后美国主导创建的现行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表示将与中国开展长期的战略竞争，政府内部和外部均有人在呼吁开展新冷战。

中国的崛起无疑给美国带来了复杂而独特的挑战。中国是世界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有着不同的政治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与美国保持着活跃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如果应对方法不恰当，美国不仅难以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还可能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最终造成的问题将多于能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可能是任何长期的战略实践的特征，美国的对华战略必须在深刻理解问题的基础上，采取明智的政策方向，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两点均缺乏。

当前对中国挑战的分析大多过于简单化或是夸大其词，甚至扭曲事实，这只会误导美国形成合理的对华战略。事实上，要想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采取适当的策略，就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进行准确评估：竞争、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的转变。

一种新型战略竞争

大国对抗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但其特点随时间而变化。过去的大国竞争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色彩，通常包括军备竞赛、地缘政治竞争，在冷战中还包括意识形态对抗。在某些方面，中美竞争与过去的大国竞争有相似性，但也受到21世纪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环境影响而独具特色。在近两年中美两国的互动中，中美竞争的领域很广泛，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然而，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中美之间的关键竞争更可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而不是军事方面的。”本质上说，这是一种防御姿态，而非进攻姿态。

其次，中美角逐的手段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政治、军事手段则居于次要地位。中国无意像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投入大量资源与美国开展全面的军备竞赛或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就其本身而言，中美之间的竞争远不及美苏之间的对抗。

第三，中国不寻求输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确实试图为自己的发展模式赢得外界的掌声，但无意将这种模式强加于他人。因此，中美争夺国际政治影响力，不应视为核心价值观或基本生活方式的斗争。中国的战略目标——专注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同时缩小中国的军事劣势，但不寻求任何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些都不会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

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剧与中国的对抗，中国方面承认，两国将永远存在竞争和分歧。同时，中国倡导良性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竞争应该是公平的、有规则的，双方应该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竞争不应该排除必要的合作。北京坚称，一场积极的、建设性的竞争应该是提升自己，而不是削弱或摧毁对手。考虑到这些，美国的策略应当从其国内出发，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升级、研发高新技术、改善基础教育、缓解国内政治极化和政治对立、优化社会结构、整治枪支暴力和毒品泛滥。

第二，竞争并不等于也不一定导致对抗。特朗普政府内外的一些人似乎渴望将竞争转向结构性对抗，甚至与中国爆发新的冷战。这种情况必须避免，因为这一选择将给美国带来沉重代价，加速其头号地位的下降，世界经济陷入混乱，同时也难以阻止中国的崛起。

第三，华盛顿应与北京合作，制定一套竞争的规则。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双方应牢记比赛的性质，划定竞争的边界，采用适当的方法，建立健全的规则，将竞争限制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善治等领域。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以这种方式进行竞争，最终两国不仅会借助一个强大的对手来提高自己，而且还将为全球治理的质量和国际体系的升级做出贡献。

有限权力转移

除了界定中美之间的竞争条件外，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似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权力是否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评估。广义地说，中美权力转移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中国几乎在所有主要领域超越美国，取代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二是中国在某些重要方面超过美国，但在其他方面会落后；三是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或像日本一样陷入停滞，在美国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终结其崛起。考虑到下文阐述的各种因素，第二种情况似乎比另外两种更有可能发生。

动态变化

根据一些新冠疫情爆发前后的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其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以GDP为衡量指标) 。

在国际层面，中国将在亚洲获得更大的影响力，[xiv]与此同时，华盛顿可以放心，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可以取代美国，它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明智的战略不是抵制这种趋势，而是适应这种趋势。在保持技术、金融和军事实力等方面传统优势的同时，华盛顿应该开发新型工业和商业模式。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建立更牢固的经济联系，而非脱钩，这将增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事务方面，与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分担责任，这将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资源消耗。避免全面的海外军事介入，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节省出的大量资源用于社会和经济项目，将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

国际秩序的转变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主要担忧是，中国将推翻现存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由美国在二战后制定，自此运作至今。崛起中的大国寻求重塑国际秩序，从而更好地为本国利益服务，这无可厚非，中国也不例外。

虽然中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但也有不满和保留意见。中国政府抱怨称，现行体制提供的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公共产品效率低下，规范和制度缺乏包容性，限制了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的获取。

更有能力和更加自信的中国，在努力改革现状。2015年，习近平主席呼吁建立国际经济区域合作的新机制和规则，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公正和不恰当的安排”。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快速推动国际秩序的演变，但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秩序。

走向后霸权世界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全球领导者，先是受到苏联的挑战，后又受到日本的挑战。现在主要的挑战者是中国。然而，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日本，甚至不是苏联和日本的某种结合，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与苏联不同，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但它确实会削弱美国的霸权，分享其全球领导者角色，并提出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得到了两党支持，但人们普遍认为其战略考虑欠周。

事实上，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中国，实际上主要来自美国本身。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代价高昂，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主张“美国优先”，却无视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多边主义和联盟对美国的消耗要比崛起的中国要多得多。美国似乎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发展动力下降，政治和社会分裂加剧以及国内治理机构失灵正在削弱美国的能力和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战略上，更恰当、更紧迫的做法是管理好内部发展，而不是与中国进行一场不当的、没有止境的竞争。

美国对崛起中的中国采取的任何战略要想成功，就必须与国际社会的主流态度保持一致。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欢迎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机遇，不仅包括其庞大且不断扩大的市场，还有投资和技术。例如，美国的许多盟友对华为的5G开发敞开了大门，因为华为的服务更具成本效益，并且相关的安全风险也在可控范围内。

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但不一定会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事实上，中国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有意愿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如发展和援助、减少贫困、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因此，中国承诺通过改善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来推动全球治理。中国肯定会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对许多国家来说，只要北京遵守当前国际秩序(如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准则，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换句话说，国际社会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否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是否有助于当前国际体系的巩固，而不是它是否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如果华盛顿将其对华战略建立在维护美国霸权的基础上，那么它就不应将其他国家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包括其盟友。（注释略）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第四届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本文于2020年9月15日发表在《华盛顿季刊》第43卷第3期。）